鸦片战争第十五章 维多利亚早期的海盗”

本文是全系列中第13 / 26篇:鸦片战争

要给中国的全权大臣这样一个强烈的

印象,即如果他的政府让鸦片贸易合法

化,将会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巴麦尊致璞鼎查。

1842年春天,当野蛮的英国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北京的时候,皇上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以及朝廷大员和皇上心腹者英,作为全权大臣与侵略者进行交涉。此次任命是这位南京总督仕途上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机。1840年末,他已经和查尔斯·义律达成过休战协定。舟山失陷之后,皇上下令伊里布重新夺回这个要塞,但由于缺乏人员和物资,他没能完成使命,因此被革职流放。但是,皇上任命的继任者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同样没有建树,伊里布于是重新获得信任,被任命再次与英国人交涉。1842年4月15日,这位新任的朝廷命官离开北京时已经获得皇上的许可,可以自行处理任何事情,答应任何条件,只要能够阻挡住英国人开往北京的步伐。

伊里布还在路上的时候,他的使命已经变得十分紧迫:英国人又占领了长江上的两座重要城市——上海和武昌。运河流经的扬州是守护南京的要道,在倾囊上缴了30万两白银之后得以保全。虽然这个数目只是英军所求的一半,但他们也将就着收下了。英军乘坐装备有74门大炮的“康华丽号”和“布朗底号”逼近南京城墙,从海上威胁着这座城市。在开火之前,伊里布举起了白旗。

以前的朝廷官员都是以尽量取悦皇上为第一要务。但伊里布和者英不同,他们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并且给道光皇帝写信说:“如果我们安抚夷人不成,他们就将像野兽一样在我帝国横行,为所欲为。”11当然,这些事情早已发生了,但是两位官员是第一个告诉皇帝真相的人。

在对待英国人方面,伊里布一开始就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

 

误。他显示了等级制度中典型的傲慢态度,第一次与璞鼎查爵士接触时,他只是派了一名下级官员前往,表现了一种傲慢。具有反华情绪的璞鼎查或许不太了解这种严格的礼节和中国社会的等级特性,但是他知道,只派一名下级官员来和他谈判是一种侮辱,这就足够了。他拒绝与伊里布的“低级”差役见面,要求与伊里布本人会面。他还坚持伊里布必须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与之见面,这样一切决定才是最后的决定,而不必依赖北京来的批示——那曾经是此前英国与皇上代表谈判中,中国人常用的伎俩,致使那些条约都无法生效。就在伊里布犹豫不决的时候,璞鼎查加重了在长江上的搜刮,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但是,镇江的沦陷已经让皇上胆战心惊,最终不得不如璞鼎查要求得那样,授予伊里布真正的全权。

但是,就在伊里布等待北京的任命书的时候,璞鼎查再次加强了威胁,派出一艘凶猛的新船“女王号”,朝南京城墙射击。他还在河滩上放置了8英寸的榴弹炮,目标指向城里。伊里布派属下张喜登上“女王号”,传达命令:英国人不能开始炮轰南京。虽然伊里布总是温文尔雅,但不知为何,他的属下却在汽船上谈判的时候,态度非常野蛮粗暴。

面对张喜的无礼,璞鼎查也相当直截了当地告诉伊里布的使节,占领南京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北京。张喜虚张声势,掩盖自身的软弱无力,夸口说英国人最近取得的军事成功无非是因为皇上的仁慈和谦让,“他不忍杀死或伤害人类同胞”11,但是如果英国人逼得太狠,每一名国民都将武装起来,包括儿童。张喜在大声斥责之中,在描述侵略者的时候夹杂着许多秽词。翻译汤姆表示抗议,张喜怒吼道:“你们四处杀人越货,行事卑鄙,令人不齿,你敢说.……你

 

们不是造反吗?”11在张喜的回忆录中,他讲到,在他长篇大论的时候,他把拳头重重地砸在谈判桌上,并且向地上吐痰。汤姆后来写道,张喜越来越过分,他简直担心亨利爵士就要对他拳脚相加了。

1842年8月9日,伊里布发出一份皇上颁布的文件,这位官员声称这份文件证明了他作为全权大臣在谈判中的权威地位。英国人没有上钩,继续针对南京发出威胁,“康华丽号”已经开到距城墙、陆地的射程之内,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一支小分队在城墙外面驻扎下来。可是军队没有发动进攻。

两天之后,伊里布做出回应,给出300万两白银的甜头,者英将亲自送到“女王号”上。这份厚礼让英国人稍稍缓和了一下,推迟了对南京的进攻。璞鼎查同意起草一份条约,伊里布答应看看这份条约,但是并不能同意条约的内容。这位官员错误地理解了英国人的用意,把它当成了一种软弱的表示,重新回到了中国人常有的消极抵制策略上。那就是:拖延而不谈判,什么都不答应,希望以此让敌军厌倦,而不是干脆打败他们。

伊里布假装仔细看过条约,英国人做出回应,告诉中国人说,将在1842年8月13日开始攻打南京。第二天,伊里布放下架子,最终亲自出现在“女王号”上。他答应只要取消进攻计划,他将作为全权大臣开始认真的谈判。英国人同意了。四天之中,使节们往来于船与陆地之间,终于让伊里布同意了条约。尽管伊里布宜称自己是全权大臣,但他还是坚持送一份副本到北京,请皇上批准。

这位所谓的全权大臣不敢再次冒失宠的风险,他担心这次再出差错的后果就将是丢脑袋,而不是流放。

英国人对于伊里布甘愿放弃全权大臣的做法表示同意。8月20日,他们邀请伊里布和同僚到“康华丽号”上做客,并用茶和樱桃白兰地招待他们。在双方的礼貌背后,英国人还是对客人持

 

有戒心——过去这些人的欺诈和拖延曾让义律失去理智,最后含羞回国。对比于璞鼎查冷冰冰的怀疑态度,伊里布和者英表现了有涵养的官员所具有的正式礼节。他们看到船舱里挂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深深鞠了一躬——马戛尔尼、律劳卑、安赫斯特伯爵应可以含笑九泉了。

在伊里布等待北京指示的同时,谈判还在继续。南京的一次谈判中,璞鼎查提到了导致双方战争的主要根源——鸦片贸易问题。最初,中国人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璞鼎查同意秘密保存谈话的记录,这才让中国人松了口气。伊里布痛陈几十年来鸦片给中国朝廷、军队、全体国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伊里布提出了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停止英属印度鸦片的生产。璞鼎查反驳说,其他虎视眈此的国家会接手种植并向中国输入鸦片。璞鼎查说:“如果你的国民充满美德,就能够阻止这种邪恶的习惯。如果你们的官员清正廉明、恪尽职守,鸦片也无法进入你的国家。”1一席话,把责任都推到了中国方面。很难说璞鼎查是天真还是讽刺,因为他非常清楚,官员之中腐败流行,而一旦染上鸦片烟瘾,就跟美德没什么关系了。璞鼎查所使用的是一个挽回面子的虚伪的说法,今天的拉美就是这样对美国说的:遏制需求,就能扼杀毒品贸易。中国人明白鸦片问题是达成协定的关键问题,而现在皇上为达成协议已经不顾一切——只要能把夷人从皇上的院子里赶走,赶回到南方去,所以他们同意讨论这个问题。至于允许更多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双方都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因此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

可怜的伊里布发现,他既要与英国人谈判,又要和皇上讨论,而两者都非常顽固。在与璞鼎查面对面地谈判期间,伊里布接到

 

命令,即要求他在英国人离开南京后才能和他们见面。伊里布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实用主义,他没有理会皇帝的命令,继续与璞鼎查谈判。接着又来了命令,即无论如何,福州都不能向英国人开放,而这个命令伊里布也没有遵守,他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把福州作为通商口岸的条款。

渐渐地,后来所谓的《南京条约》就在这些谈判中形成了。对于这个已经经历了多次军事失败的国家来讲,这完全是一次外交上的惨败。原来的600万两白银的鸦片和军费开支的赔偿,一下子膨胀到惊人的2100万两白银,这是中国半年的财政税收。伊里布放下尊严,无疑也是担心自己的脑袋。他接受了这个数目,答应分期支付。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外,英国人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虽然中国连连战败,毫无谈判资本,可是皇上的代表们却都不愿意正式承认。巴麦尊曾做出书面指示:“要给中国的全权大臣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即如果他的政府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将会带来非常多的好处。”11璞鼎查并没有强调这个问题,因为他从伊里布口中获知皇上说过的一番话,“贪婪腐朽的人为了获利享乐,不惜违背我的旨意,但要我交出臣民辛劳创造出的税收,我绝不会答应”。

伊里布和者英表达了皇上的愿望,他们在给璞鼎查的另一封信中说:“我们两国200年来关系友好,为什么突然变了,为了鸦片?许多中国同胞吸食,财力体力耗尽,我们怎样才能阻止这些?”21鸦片问题的讨论仍在秘密进行。中国人并不愿意公开承认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到了怎样一个惊人的程度。作为巴麦尊的忠诚奴仆,璞鼎查在秘密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觉得,既然是“非官方接触”,就没有承认这个问题。

虽然是由璞鼎查召集会议,中国人一上来就质问英国人为什

 

么不能禁止印度的鸦片生产,堵住源头?璞鼎查反驳说,英国宪法(如果有也是难以捉摸的)没有赋予国会权利,停止器粟的种植,而处在中国专制制度中的官员们当然不能理解这点。璞鼎查还说,就算英国想方设法找到停止鸦片种植的借口,美国和法国也会立刻填补这一空白,在土耳其种植鸦片。就像20世纪美国保守政治家所做的那样,璞鼎查企图把责任和过错都推到消费者身上。虽然他曾在种植器粟的印度服役,对于鸦片烟毒带来的危害有过亲身感受,但他对中国人却实行了罗纳德·里根先生的“说不”的政策:如果中国停止购买鸦片,英属印度就会停止种植。接下来璞鼎查的建议颇具几分现代标题新闻的意味,充满歧视:“你的国民宁肯违背一切法律,也要获取鸦片,那么是不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更好一些?”1两位中国官员与皇上商讨之后,告诉璞鼎查,北京什么都能接受,就是不能正式承认鸦片贸易。

1842年8月7日,北京方面同意了全部条款。两天后,草案在“康华丽号”上签署。伊里布病得很重,只得让人抬到船舱里,与著英、璞鼎查、巴尔克、郭富一起签署条约。助手在条约上盖了伊里布和璞鼎查的印。这份条约非常详细,足足四卷纸,用丝绸捆好。接着是一顿丰盛的午宴。“康华丽号”的桅杆上,中英两国国旗高高飘扬。皇上的钦差大臣全然没了底气,居然看都没看一下那些屈辱的条款就草草签了字。在饭后甜点时间,者英坚持要按满洲的风俗,让璞鼎查在嘴里塞满蜜钱,以象征和解。当时在场的一位英国人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享利爵士脸上的明显顺从的表情。”121此种和气的场面不免有些勉强,两位官员无疑担心皇上对他们签署的条约的反应,显得十分紧张,午饭后随即离开了。

普英在蜜钱上的花招,掩饰了中国人对于条约中各条款的绝望之情。英国人同意回到舟山和厦门,但必须先得到全部赔款。英

 

国人赢得了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的通商及永久居住的权利,各口岸都将派驻一名英国领事官。笨拙的商行制度因阻碍了英国商人的权威和行动,即将被废除。英国人曾被认为是向中华灿烂文明朝贡的夷人,如今在英国强大的武力面前,这些自负的说法已经烟消云散了,条约上也写明了两者的平等关系。割让香港给英国,而且在2100万银两赔款的第一笔赔款600万两白银交付之前,英国舰队将封锁南京。伊里布给皇上送去的条约是经过删改的,其中删掉了皇上坚持的几个要点。

在璞鼎查等待第一笔赔款的时候,英国舰队在南京停留了几个星期。这期间,水手和士兵四处游荡,像是野蛮的强盗,窃走了许多无价之宝——比如瓷塔(Porcelain Tower)——作为纪念品。郭富了解到这种破坏行为之后,下令阻止。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强盗行径在10年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登峰造极,这就是火烧圆明园。

几个星期之内,雨水和闷热的天气让围困的英军士气低沉,舰队上疾病蔓延。可怕的“香港热”让香港的新主人死亡殆尽,一半的士兵必须在厦门鼓浪屿住院治疗。璞鼎查没有等到赔款,就下令让这支舰队的大部分离开了这座城市。1842年10月12日,在最后装上了600万赔款之后,剩下的英军舰队离开了南京。

但是,英国舰队的离开无法缓和紧张的中英关系。看到中国人因为耻辱而愤怒,璞鼎查不得不再次在中国人面前炫耀武力。

1842年11月,鸦片商人们决定带着妻子从黄埔到广州旅行,触犯了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禁忌。广州居民将英国商馆上飘扬的旗帜扯下并烧毁了,美国商馆的守卫打死了5名暴民,中国警察设法驱散了商馆的人群,这才没让暴动变成一场国际事件。这场暴动的真正受害者就是失事船只“安号”、“内布达号”的幸存者。这些

暴民因为无法在外国商馆发泄愤怒,转而拉出关在监狱里的两艘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只留下少数几个,其余全部斩首。幸存者被释放后向媒体生动地描述了这场屠杀的情况。璞鼎查扬言报复,巡抚怡良急忙赶到广州,逮捕了杀人头目,并送往北京接受处罚。

中国人十分痛恨《南京条约》及其所象征的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英国媒体连篇累牍地为这个条约欢呼。《伦敦新闻画报》大声宣告:“(条约)确定了千百万的赔款和源源不断的新鲜的茶叶供应,刺激了我们的贸易,永久割让给我们一座岛屿。总之,它让战争到达顶点,让我们获得的比想要的还多,让荣耀和利益不可阻挡地到来”。】和条约本身一样,英国媒体也全然不提导致了一切艰难困苦和死亡的原因,即同样致命的鸦片贸易。在英国的保护下,购买鸦片的人数不断增加。事实上,已经在英国完整主权下的香港,充分发挥了它的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成为英国鸦片的存放点。尽管双方相互指责,但中国的需求之大还是刺激了英国的供给。这仍然是一种相互毒害的关系:毁灭购买者,出售者则名誉扫地。

但是,并不是英国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一直在指责鸦片贸易的《伦敦时报》,对这个条约并没有像大众一样欢欣鼓舞,而是给胜利者取了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绰号:“维多利亚早期的海盗”。如果联想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生的抢劫,这个绰号真可谓是先知先觉。颇具讽刺的是,英国政府的一个变动,却在道义上支持了中国官方对鸦片贸易的立场。新的执政党托利党高教会派成员继续声讨鸦片。1843年1月4日,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成为璞鼎查的新上司,他告诉这位公使说:“英国鸦片贩子不应该得到任何保护和支持,因为这是非法的。”l与此前那种导致了血腥的、代价昂贵的战争的政策相比,这种态度是一个180度的转弯。国会授权璞鼎查“禁止香港的鸦片贸易”,

 

璞鼎查对此只好口头承诺,于1843年8月1日发布了一份不痛不痒的禁令:“众所周知,按照中国的法律和谕旨,鸦片作为一种贸易商品是非法的。任何人,如果是英国公民,如果进行了这种贸易,将得不到女王领事和其他部门的支持或保护。”1至少,从官方讲将不会再用炮舰外交威胁中国人或者充当毒品贩子的保镖。

尽管有这种迟到的良知,鸦片所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不仅对于查顿、马地臣、颠地这种大班,对英国国库也是如此:鸦片税收平衡了预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鸦片贸易占据英国财政预算的10%。马地臣在给伦敦同行的一封信中,对国会和璞鼎查的公开告示没有丝毫在意,因为他知道这起不到丝毫作用:“全权大臣(璞鼎查)发布了一份十分严厉的公告,禁止鸦片贸易,但我相信这肯定也和中国的公告一样,毫无意义,只是给英格兰国内的(高教会派)修士看的。亨利爵士从来没有对此采取过行动,而且内心里把这看成是一个大大的玩笑。无论如何,他允许鸦片卸货并存放在香港。”商人们对于来自祖国的禁令毫不在意,璞鼎查的行动顶多也是口头应付,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完全没有阻止,甚至没有限制繁荣的鸦片生意。

鸦片贸易继续在中国盛行,一些英国官员甚至在口头上也毫无顾忌,公开鼓励输出鸦片。新上任的印度总督艾伦伯格伯爵甚至斥责外交大臣的谨小慎微:“女王陛下‘不能让鸦片税收陷入危机。至于阻止鸦片的生产和其在中国的销售,那完全不是你的权力范围。’”“塔里亚号”船长登上另一艘驶向中国的货船的时候,发现船上装满了鸦片,于是打算没收。这时他接到艾伦伯格的正式斥责信函,命令他“不能用这种方式干预英国臣民的活动”,而且这位船长还被羞辱地遣送回印度。

阿伯丁伯爵甚至没有得到首相的支持,因为首相担心他在国

 

会中多数派的地位不稳固,随时可能失去。阿伯丁伯爵最终还是屈从于公众舆论,选择了“现实政治”,而不是道德。他最后还告诉璞鼎查:“我认为可以允许(你)暂时停止目前在海上和香港港口实行的禁烟政策,(你)应该知道这是权宜之计。”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英两国鸦片贸易争端的结束。就像《南京条约》在清王朝中所产生的持久而重大的影响一样,这种影响也不断地在伦敦的政治生活中反映出来。虽然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在鸦片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他的上司、

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却没有那么多疑虑,不过,他与这项不太光彩的贸易保持了一个适当的距离,让W.B.巴尔宁担任自己的发言人。巴尔宁当时只是管制委员会中的下级官员(出身于金融世家),既要为托利党,又要为政府发言。他告诉议会,除了立法别无其他选择。和前任的所为一样,皮尔把责任转嫁给鸦片使用者和他们的统治者,并且声称中国皇帝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鸦片的传播和使用。乔治·斯当东爵士拒绝认同这种中国式的修正主义的说法,他反击说:“在没收鸦片之前,中国已经进行了四个月的禁烟行动,他们能够,而且也确实有效地遏制了鸦片的贩卖。”】

英格兰北部的鸦片大班和棉纺织工厂主希望打开中国市场,销售他们已经过度生产的纺织品。就在他们说服议会成员协助他们的商业目标时,反对鸦片贸易者在公正的低教会派和其他教派的虔诚教徒中引起共鸣。反对鸦片贸易的最主要的议会成员就是脱离了托利党的艾希礼伯爵,一位虔诚的福音派新教徒。他脱离了托利党,但是也拒绝加入辉格党,因为他对该党支持害人的鸦片贸易十分反感一—尽管艾希礼是巴麦尊的女婿。

 

1843年,《南京条约》签订一年之后,教友派、美以美教派、

公理会、浸礼会教徒共同签名,由艾希礼出面向上议院呈送了一份言词犀利的鸦片贸易诉状,痛斥这“完全违背了基督教王国的荣誉和责任”。这位虔诚的人道主义者还曾经为反对煤矿和棉纺织工厂使用童工奋起战斗。艾希礼(日后的莎弗特茨伯利伯爵)也非常现实,他明白诉诸经济常识比诉诸基本的道德准则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他在国会演讲中说,不正当的贸易——更不用说对华战争——会危及棉织品等产品的合法输出。遗憾的是,这个观点与其说是经济现实,不如说是艾希礼的一厢情愿,因为他的听众及其富有的支持者及棉纺织厂主等都非常清楚,中国人有自己的纺织业,足以满足全国所需。尽管艾希礼一片诚意,鸦片仍然是英国的输出产品中最让中国当地的产品无法抗衡的一种。

威廉·格拉斯顿——曾经为了几年前染上毒瘾的妹妹而激烈击鸦片贸易—在这场关于中国战争的公开辩论中保持了沉默。但是他在日记中坦言:“我担心,因为英格兰对中国的种种恶行,上帝将审判英格兰。”2】《泰晤土报》也保留了对鸦片的痛恨态度。1842年12月3日,一篇社论呼吁国会不要纠缠于因放弃鸦片而带来的国库税收损失,而应该为最近这场战争的不正当行为负起责任:“我们应当向中国做出道德赔偿,因为我们抢劫了他们的城镇,屠杀了他们的人民,如果我们对自己在这个国家犯下的罪行并不感到内疚,这场争论也就不会发生。”【8)当格拉斯顿和艾希礼带着悲伤和自责求助上帝的时候,他们那些下议院中惟利是图的同僚们却没有看得那么远—一只看到眼前。鸦片是大买卖,是税收的巨大来源,和如此庞大的财富比起来,道德上的责难只不过是很小的一点代价而已。

 

罗伯特·皮尔爵士最终沉重地打击了鸦片反对派,他只不过耍了一个花招,但是辩论还是结束了。他再次利用巴尔宁作为发言人宣布:中国皇帝最终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同意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皮尔的无中生有一时间令下议院的批评者和媒体哑口无言。但是,皇上和皮尔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将再次猛烈爆发,任何欺骗和自以为是的想像都无法阻止。

第一次鸦片战争给大多数参与者都留下了巨大的烙印。《泰晤士报》所称的“维多利亚早期的海盗”——亨利·璞鼎查爵士,因其处理“中国事务”而获得的巨大回报就是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不过,虽然国会答应每年给他1500英镑的薪水,他却没有被封爵,而对于成功的全权大臣,这是通常都会得到的。这位老兵因为在鸦片问题上讨价还价,声誉已经大大受损。至于备受诋毁的查尔斯·义律,因其明显的失败而被任命到几处穷乡僻壤担任总督——百慕大、特立尼达,最后带着象征性的财富,来到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拉拿岛。

查顿和马地臣离开中国后进入议会,坚定支持辉格党和巴麦尊的扩张主义政策。查顿接替阿希伯顿的位置,而马地臣则在1843年坐上了搭档的位置。这年,查顿死于原因不明的病痛。从1847年到1868年,马地臣相继接替了国会中罗斯和科罗马第的席位。查顿神秘的死亡,引发了所有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人都遭到诅咒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地臣活到了91岁高龄。在1887年马地臣去世之前,他结婚并买下了苏格兰海岸附近的整个刘易斯岛,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奢华的城堡,花去了50万英镑;他还资助伦敦大学的汉学家,这个馈赠简直是个莫大的讽刺。与查顿和马地臣相对应的中国商人,饱经风霜的中

间人伍浩官,在《南京条约》签订一年之后死于腹泻。虽然条约的签订使他失去了中英之间联络人的身份,这位精明的商人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和贸易机会,尤其是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他甚至投资了美国铁路。死的时候,他大概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且在图索德夫人的蜡像馆里留下了一尊受人欢迎的蜡像,获得了某种永生,而这种荣誉却没有落到璞鼎查或义律身上。

林则徐总督的雕像也成了这座蜡像馆里的一个亮点,不过雕像下面的牌子上说,他销毁了价值2.5万英镑的英国财物,但并没有指明这种物品就是走私的鸦片。皇上最终在1845年原谅了林则徐,给他委派了新职位,但是1850年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去就任,就在广州近郊去世了。皇上对《南京条约》的满腔怒火也在不安中慢慢熄灭了:者英仍然受宠,伊里布带着镇铸被送往一般罪犯流放地流放。与此同时,另一种永生给了殉教的普列伯勒神父,

1889年,天主教对他进行了一番美化,确定了他在天堂的永恒地位,虽然他没有进入图素德夫人的蜡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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