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第十八章 愤怒的吊索和“亚罗号”的不幸

本文是全系列中第16 / 26篇:鸦片战争

英夷已经进攻省城,伤害士兵和平

民。我在此明确要求你们加入消灭英夷

的队伍,不管何时遇见他们,不管在船上

还是岸上,杀死他们。

一两广总督叶名琛。

与下一个世纪的《凡尔赛条约》一样,《南京条约》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中国人对条约中耻辱的条款怒不可遏。这种憎恨在人们心里压抑了很久,但是直到1856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14年后,中国人的愤怒到了极点,并演变成了直接的进攻行为。

1856年2月,法国神甫马赖正在广西一个叫做西林的偏远的村庄传教,而这个地方不幸正好也是太平天国的故乡和圣殿。

神甫被捕并且被关在村里广场上的笼子里。和普列伯勒神甫一样,马赖因为把传教开展到落后地区而触犯了中国法律。虽然看起来,传教士和那些中国人有着共同的信仰,但马赖和其他天主教徒对于这种变了样的极端清教教义非常震惊,因此转而帮助北京的满族统治者。最槽糕的是,法国神甫很可能被控搜集地理情报。1856年2月29日,受人尊敬的牧师被斩首,身上还穿着典型的中国服装。中国的剑子手肢解了尸体,挖出内脏。当时一家歇斯底里的法国报纸还说他们事后把神甫的心脏煮着吃了。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中国人杀害了神甫,但是令人恐怖的吃心脏一事则纯粹是虚妄的传闻。

虽然毫无力量,但法国驻华公使科尔西伯爵出言恐吓,并且给总督叶名琛送去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不过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为这位受人爱戴的神甫报仇。叶意识到法国人没有胆量战斗,于是给伯爵一个令其感到侮辱的答复,解释说那仅仅是因为弄错身份的误会:“(马赖)穿衣和说话都像中国人。没人认为他是法

国人。”h

《南京条约》开放的五个港口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点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不过,英国的问题发生在广州。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装载着大米从澳门运往香港,在广州靠岸。这是一艘127吨的西式中国三桡帆船,是由英国船壳与中国帆船的帆组合而成——在香港注册为英国船。其实,这艘船属一位中国商人所有,船上有14名中国船员。名义上的船长是21岁的贝尔法斯特人托马斯·肯尼迪。有他在船上,加上香港的注册身份,使得真正的中国船主可以获得《南京条约》赋予英国船只的特权。

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发生时,肯尼迪并不在自己的船上,而是在另一位名义船长约翰·里奇的船上。当时

“舟山号”船长查尔斯·埃尔也在船上。早上8点,两人吃早饭时,看见两艘巨大的战船打着大清旗帜驶入广州港,向“亚罗号”靠近,甲板上站着几位官员和60名水手。官员登上“亚罗号”,下令逮捕船员——全部是中国人,将他们捆绑,然后扔进其中一艘中国船的船舱中。里奇、肯尼迪、埃尔跳进一条舶板,向那艘中国帆船划去。虽然后来附近一艘葡萄牙船的船长发誓说他没有看到船上的英国旗帜,但肯尼迪却坚称他看见一名中国水手拽下了英国国旗。肯尼迪用结结巴巴的汉语抗议了逮捕行动,但得到的回应却是水手的辱骂。肯尼迪缓和了口气,请求留两名船员在船上照应。官员答应了他的请求,把剩下的12名船员带走了。

乍一看,中国要取得“亚罗号”这个战果几乎不太可能,因为船上只装了大米,而不是鸦片。但“亚罗号”的过去不清不楚。这艘船本是中国人制造的货船,被海盗捕获,后又落入两广总督叶名琛手中,之后他又将其拍卖给了一位受雇于英国公司的买办。

这位买办利用这种关系,把船注册为英国船,从而获得了所有特权。虽然主人和注册改变了,但新东家却没有解雇船员,其中还有三名海盗。这就是中国官员逮捕全部船员、只留下两名船员照应的借口。后来又查明船的注册已经过期,因此不管如何狡辩,从客观上讲,它已经不是英国船了。

肯尼迪把这次逮捕事件报告了英国商务监督巴夏礼。巴夏礼能讲流利的汉语,14年来,一直在《南京条约》开放的四个港口担任官员。“亚罗号”事件并没有让巴夏礼畏惧。好斗的巴夏礼立即朝战船走去,一边大喊“(中国人)简直是侮辱、侵犯国家权利”。1巴夏礼指的是1843年签订的《虎门附约》,条约中要求中国人在逮捕英国注册船只上的中国公民时,必须得到英国监督的允许。巴夏礼要求把12名船员立即移交给他管辖的英国公使馆。中国统率解释说,其中一名水手的父亲是恶名远扬的海盗,而其他人也需要证明他们的父亲是否清白——因此他们必须被关押。巴夏礼坚持自己的要求,一名官员打了他一个耳光。

巴夏礼羞愤地回到英国公使馆,给叶名琛写了一封信。叶名琛是两广总督,也负责外交事务。广州是广东首府。巴夏礼在信中说:“我急切地向阁下陈述这一事件,相信您能够做出英明决断,答应用公开赎罪的方式来补偿公开的侮辱。因此我请求阁下,所有从‘亚罗号’带走的船员必须当着我的面,由船长送回。如果他们犯有任何罪行,可以被移交到英国公使馆,与由您指定的相关的官员共同处理此事。我自当准备好对此事进行调查。”l或许巴夏礼在对叶名琛抱怨的时候,也反复思考过,不打算点燃已经一触即发的局面,于是他接下来把自己的抱怨落在那位打了他一耳光的官员身上。

叶名琛不是那种能依据国际法的合理理由与其理论的人。他

用极度残忍的手段,镇压了他辖下两省的太平天国起义,宣称被捕获的每个太平天国义军,都将与他的妻儿就地正法。这位“广州屠夫”有时候每天要处决多达200人。

巴夏礼还向其更有同情心的上司、香港总督包令汇报水手被捕的情况,说他们是在飘着英国国旗(或许没有)的船上被捕的,应该和英国公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保护。包令对于“亚罗号”事件带来的机会十分满意,他在给巴夏礼的密信中说:“我们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拿下这座城市?如果这样,我可以带上全体舰队参加。”11这支停靠在香港码头的舰队包括16艘人力战船和3艘蒸汽船。包令所谓“拿下这座城市”,是说英国将最终获得允许离开商馆,在全广州开设商铺和住宅,就如英文《南京条约》所规定得那样。条约的中文版则规定,外国人的活动范围限于商馆,因为有人说广州人排外,如果与外国人住在一起,可能会杀了他们;孤立外国“客人”是为了保护他们,并非限制他们的行动。巴麦尊已经下令不要提出英国人在广州建房子一事,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值一提,但是,身处当地的代表们却不顾这些指示。两天后,叶名琛给巴夏礼回信。他答应可以释放9名船员,但坚持不释放其余3名,因为他们是海盗,其中一名曾在9月时对一般中国船发动袭击。至于“亚罗号”的所有权,叶名琛声明,船员已经发誓,这是中国人制造并拥有的船,绝对不是英国船。为了表示诚意,叶名琛把给巴夏礼的回信及9名船员一起送回。巴夏礼拒绝接受,因为他更在意的是外交立场,而不是9名人质的困境。他再次给在香港的包令写信,提议英国采取报复行动,控制那艘拦截“亚罗号”的中国帆船。

10月14日,英国人听从了巴夏礼的建议。英国战船“克拉曼德尔号”(Coramandel)上的水兵登上一艘中国船,不用武力就

把船拖到黄埔。这次英国情报有误,原来这是一艘私人船只,并非政府所有。叶名琛没有理踩这次旨在挑衅的事件。与此同时,包令抓住机会调查“亚罗号”的注册情况——巴夏礼并没有劳神进行调查,发现这艘注册为英国船的期限在9月27日已到期。客观上讲,中国逮捕船员并没有侵犯英国主权。

尽管有此发现,包令还是决意激起叶名琛的反抗,随后让巴夏礼再次给叶名琛写信。这封写于10月21日的信是一份最后通煤:叶名琛必须在24小时内释放全部“亚罗号”12名船员,并且公开道歉,允诺尊重在华所有英国船只,包括貌似、但实非英国船的船只。如果叶名琛不同意,“女王陛下的海军官兵将诉诸武力,强制执行”。

叶名琛看来缺乏勇气一—对英国的恐吓记忆犹新,但他还是要面子。他把全部船员放回,但拒绝道歉,并且只愿意同外国中间人协商类似“亚罗号”海盗的罪犯问题。叶名琛在10月22日,即英国威胁报复的最后期限给巴夏礼回信说:“此后,如果外国船只窝藏罪犯,你这位所谓的领事应当发告示通报,以便与中国官方协同处理此类事件。”1为避免日后发生此类事件,叶名琛做了一个让步,他说:“此后,中国官员绝不无故扣压、拘禁外国船只和船员,但中国自行打造的船只,外国人不得为其注册..…”t21

叶名琛模棱两可的态度正是巴夏礼和包令所需要的开战理由。10月23日,巴夏礼下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占领并摧毁广州以南5英里的4个炮台,其中的两个炮台向英国舰队开火反击,随后投降,5名守军战死,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死去的第一批。这位海军少将把中方的伤亡归咎于中国人,告诉巴夏礼说“中国损失四五名士兵,完全是由于他们错误地发起对我们的

抵抗”。1

西马糜各厘的轻易取胜激起了巴夏礼的战争狂热。这位领事决心把战火烧到叶名琛家里,他给少将写信说:“要是叶仍然执迷不悟,我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应炮轰他的离海边不远的宅邸。”2l叶名琛召集乡勇,但乡勇的响应并不热烈。与受人欢迎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不同,叶名琛缺乏正规军的支持,因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与英国先进的炮船和蒸汽船相比,叶名琛的200艘战船都像古旧的玩具。

巴夏礼再次给叶名琛下达了象征性的命令,让他允许英国人在商馆以外居住、经商。叶名琛拒绝了这一要求。10月28日,英国人做出了回应,蒸汽船“机遇号”(Encounter)向叶名琛总督府的屋顶开炮。叶名琛毫不畏惧,仍然留在官邸看书,炮弹就从他身边飞过。当这个消息传出的时候,叶名琛赢得了一些心猿意马的手下的赞赏。

叶名琛通过把英国人头的悬赏价格从30两白银提到100两白银,增加了这场力量悬殊的冲突中的心理上的和实实在在的恐怖(既然战争造成了通货膨胀,英国对每个中国士兵的悬赏额是20英镑)。叶名琛在11月28日的布告中下达了这一恐怖的命令:“英夷已经进攻省城,伤害士兵和平民。我在此明确要求你们加入消灭英夷的队伍,不管何时遇见他们,不管是在船上还是岸上,杀死他们。”1看来巴夏礼尤其让叶名琛恼火,因为他想以悬殊数倍的巨额赏金一—30000两白银杀死这位监督,而其他英国高级官员的悬赏额是5000两白银。

轰炸叶名琛住所的同一天内,英国大炮就在广州城墙轰开了一个大洞。10月29日,水兵从这个洞口蜂拥入城的时候,城墙上

中国人的大炮并没有朝侵略者开火。侵略者入城的时候异常安静,只有断断续续的老式火绳枪偶尔打破宁静,但没有射中任何一个英国兵。英国的胜利带着几分滑稽的色彩。当“阿克特恩号”

(Actaeon)船长贝茨把英国国旗插在城墙上的时候,美国驻香港公使詹姆斯·基南也在城墙上,挥舞着星条旗。在中英磨擦中,美国一直保持着中立,基南这次单独的“外交”行动,显然是由于他得意忘形了。

英国从洞口拖进来一挺巨型大炮,并且开始向叶名琛官邸开火。西马糜各厘带领一队人赶去占领叶宅,但扑了一个空,这位

“广州屠夫”已经离巢了。西马糜各厘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广州,不久就弃城而去,在城外保护英军营地的安全。他还放言威胁叶名琛,虽然威胁的效果因为叶的撤退而打了折扣:“全城的生命财产都在我的掌握中,我随时都能摧毁这一切。”1叶名琛派使节到巴夏礼那里请求休战,但遭到拒绝。巴夏礼还暗含威胁地说,英国要和太平天国结盟,但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因为他的上司包令畏惧、憎恶那些嗜血成性的人。他更希望跟皇帝交涉,皇帝也憎恶起义军提出的均贫富口号。两个保守派彼此彼此。双方都知道这不过是虚张声势。

西马糜各厘继续包围广州,与此同时,他还控制了广州湾所有的海上运输,驱逐海湾的中国战船,摧毁该区域的炮台,并继续向广州城开炮。他估计需要5000名士兵才能够包围广州,于是请求包令从香港调集军队增援,但遭到拒绝,因为为了控制英国的新领地香港,他自己的军队也是捉襟见肘。

叶名琛此时已经决意要动武,他发布告示,下令广州居民保持冷静。“头脑冷静,看好财物,(不要)禁不住恐吓”,图叶名深从其隐蔽的藏身处发出这样的告示。

中国人以及留在商馆的少数几名欧洲居民在西马糜各厘的炮火逼迫下纷纷逃生。外国人大量外逃,他们抛弃的仆役数量也成比例地增加。“仆人问题”的威力甚至超过城墙外他们同胞的炮火,让他们处境艰难,心情沮丧。城内的狙击手用老式火绳枪向英国人反击。这种无力的象征性的抵抗与其说是战术进攻,不如说是心理进攻。在英国国内,基督徒的意见被平息了,因为西马摩各厘传回一个奇怪的信息,说他在星期日停止开炮。上帝和枪炮都在第七天休息。

1856年10月底,叶名琛最终同意与英国人商谈,但他仍然蔑视敌人,拒绝亲自前往,只派了一名属下代表——这是为挽回面子而给英国人的羞辱。10月30日,他重申了抓获外国人(不管死活)的金额,拒绝了包令要求亲往谈判的要求,并给西马糜各厘送去一封含有谴责性措辞的信,表达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即神圣权利和民粹主义:

中国处理一切事务都要遵循天意:以民为首。《尚书》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之无力阻止人民,也有这个原因必须说明。既然阁下的国家尊崇上天的意旨,在我看来,你也必须根据上天的指示行事。请阁下慎重考虑此事。】

围困期间,贸易突然停止。伍浩官和其他行商遭遇惨败。1856年11月12日,行商拜访了巴夏礼的住所。伍浩官解释了自身的困境。他们原则上同意英国人要求的在商馆外居住及经商的要求,但他们也承认自己无权履行之。

巴夏礼概括了无能为力的行商,“他们这个阶层在官方和民众中的力量远比我们想像得要小”。2l老谋深算的行商把罪责都

指向农村里那些饱受饥荒困扰的普通民众,显然他们希望以此转移英国真正的对手叶名琛和皇帝应负的责任。英国人拒绝参与这种一厢情愿的外交和军事行动。

广州的僵局一直拖延到11月17日。这一天,包令离开香港赴广州前请求与叶名琛见面,但再次遭到拒绝。包令在给外交大臣克兰顿勋爵的信中写道:“此人具有典型的古老中国的骄傲、无知和冥顽不化的秉性,我用尽所有办法,企图激起他的希望和恐惧。”】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不信任,英国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接受他们的军事援助。11月底,一支装有1500名士兵的太平天国起义军船队试图驶进广州港,希望在英国人未来的进攻中助其一臂之力。但是起义军在虎门遭到了英国凯特·斯图尔特船长率领的一支舰队的阻止。

巴夏礼利用太平天国答应提供援助来恐吓叶名琛,告诉其手下说“革命派答应参与攻城行动,但海军少将已经拒绝与他们进行任何接触”。巴夏礼暗示,如果叶名琛仍然毫不让步,这个决定也将改变。同样出于的排外原因,包令也拒绝了200名自愿参加战斗的苦力。侵略者虽然憎恶皇帝,但对反对私有财产的太平天国更加恐惧。

叶名琛错误地把英国在人力上的缺乏理解成犹豫不决。在12月中旬,他勇气顿生,下令捣毁商馆,但表面上拒绝承认此事。12月14日午夜,一队中国人手拿火把,将商馆烧得精光。英国的水泵失效,因为水源是广州港,落潮时水压不够。临时凑成的一支队伍用水桶灭火,也无济于事。外国商馆被烧得只剩下了英国小教堂和浴室。12月15日,巴夏礼在香港,但他的一名手下亨利兰尼在大火中丧生。

此外,叶名琛巨额悬赏捉拿欧洲人的命令很可能导致了12月29日的暴行。从香港驶往广州的装载着邮件的汽船“紫荆号”

(Thistle),其上的中国船员叛变,在路上杀死了全部11名欧洲乘客,船上还有化装成乘客的中国士兵从旁相助。人们发现“紫荆号”在广州湾飘流,船上燃起熊熊大火,船舱中还有被砍了头的受害人,他们的脑袋被船员带走去领赏了—赏金此时已经涨到100两白银一颗头颅。这次屠杀是否为叶名琛特别授意不得而知,但那些士兵的衣服上的确有部队标志。

中国人感到在对付武器先进的英国人时,放火不失为一种虽原始但有效的方法。1857年1月,他们发出两个火船队,上面装有8000磅火药,冲向西马糜各厘在港口的船。虽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但这次事件紧随着商馆的大火发生,一时让海军少将没了勇气,而不是像人们预料得那样用更猛烈的炮轰进行报复。商馆被毁两个星期之后,西马糜各厘担心再遭袭击—这一次是海上遭袭,带领两艘船“尼格号”和“机遇号”驶出广州港口,前往相对安全的澳门。多亏电报的发明和蒸汽船的使用,使英国与四散各地的殖民地及中国这样的国外市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迅速。

香港的事件可以迅速地报告给英国,足以影响议会辩论和1857年上半年的大选。

1857年1月15日,香港400名外国居民在吃了当地一家面包店的面包后中毒。医生诊断是础箱中毒。如果下毒者心怀杀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为碰霜过多,吃下之后被全部呕吐出来,无人丧生。包令和妻儿也吃了这些面包,包令夫人几乎丧命。疲惫不堪的包令给殖民地大臣拉伯切尔写信说:“如果在此时刻所办之事有所遗漏,请允许我道歉。中毒后我身心疲惫,此刻我全家都在忍受着担心再次遭到暗算的痛苦。”1

尽管面包店店主全家也中毒,但他还是遭到审讯,后来被无罪释放。但是舆论要求抓到罪犯,因此不择手段的叶名琛就成为最大嫌疑。叶名琛是无辜的,他冷嘲热讽地告诉拿破仑三世的代表科尔西伯爵:“许多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憎恶无疑在加深,但说到用这种卑鄙的手段下毒,那是让人鄙视的。”】

无论如何,他毫无办法:“不管是谁,下毒之人十分可恶,但此人身在(英属)香港,我要抓住他非常困难。”英国在香港的官员没有迟疑,抓住了面包店的52名雇工。包令阻止了激愤的人群对他们滥施私刑,全部嫌犯挤在一间15平方英尺(原文如此)的房间里,被关了19天,牢头不断申诉地方不够。媒体把此事与1756年加尔各答的那次事件联系起来,称这次监禁为“中国的黑洞”。狱医警告说,如此拥挤容易导致瘟疫的爆发,于是囚犯才被转移到一个宽敞的地方。

中毒使人们变得歇斯底里,他们发动了一场大搜捕,被捕的人数达500多人,其中一些人被抓仅仅因为“相貌可疑”。香港的当地人担心再次发生下毒事件而无辜被捕,十分恐慌。1857年,在香港居住的中国人,几乎一半逃到澳大利亚或加利福尼亚。

“亚罗号”事件和“紫荆号”屠杀已经给包令在广州的动武提供了借口。1月10日,在下毒事件发生之前,他在给印度总督坎宁的信中已经表明了这点。碰霜中毒事件正好给了这位香港总督动武的决心。包令请求坎宁从印度派兵,因为西马糜各厘畏首畏尾地在海湾巡逻,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包令希望占领广州。

“中国的大门就是广州。我相信,除非我们打通这个关口,否则我们要想在中国改善处境将会困难重重,几乎难以实现。女王勇敢的海军部队并不能占领该城”。1包令告诉坎宁,他已经与西马摩各厘少将讨论过目前的军事僵局,两人一致认为,必须有

“5000名士兵的军事援助,加上一小队炮兵”。英国内阁已经预料到包令的请求,1857年1月31日,在得知他向坎宁请求增派部队的时候,政府告诉这位印度总督向广州加派一个炮兵团。

1857年2月9日,外交大臣下令西马糜各厘拿下大运河入口,由此切断北京的粮食供应,这样一来,北京将无法忍受饥饿,被迫屈服,因为单纯的军事胜利并不能使皇帝和朝廷答应英国在广州进行商业和军事活动。包令接到命令,即必须取得新的许可:在朝廷派驻英国永久大使,开放更多港口和河流。

在英国国内,议会内外都在公开讨论金钱问题,而不是骇人的碰霜中毒事件。《泰晤土报》估计,因中国的冲突所导致的贸易和税收的巨额损失将高达1000万英镑。上下议院成了同床异梦的联盟,贪婪和道德谴责兼而有之。

1857年初,上议院反对党领袖德尔比伯爵提出一项针对辉格党政府和巴麦尊处理中国冲突问题的不信任提案。1857年2月24日,德尔比谴责包令和巴麦尊在中国的行为,认为这是对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进行的赤裸裸的非法占有和侵犯:“我支持软弱、毫无防御能力的中国,反对大不列颠的强权。我支持弱者,反对强权,支持困惑无助的蛮族文化,反对自命不凡的文明提出的傲慢的要求。”1】他把“亚罗号”事件称为“从未有过的最可鄙的战争借口”,认为这艘船并非英国所有,也无权登记为英国船。因此,逮捕该船船员虽然令人遗憾,但并非侵犯了英国主权。包令和巴夏礼对他们所谓的罪人叶名琛百般虐待,更是火上浇油。

“我必须说中国官员的语言从头到尾都是忍让、有礼,具有绅士风度;而英国官员的语言则毫无例外都是威胁、可耻而又傲慢”。l2】

德尔比呼吁上议院的主教听从自己的良知,“他们特殊的地

位,使他们有资格告知并教导人民遵循高尚神圣的教义,它要求我们不要欺负邻居,与他们和睦相处”。他还呼吁非教会成员的同事“声明他们不允许篡夺皇家的特权,即宣战的权利,声明他们不能容忍摧毁友好国家的炮台。他们不能容忍炮轰一座商业化的友好城市”。德尔比的演讲赢得了全体起立鼓掌——但是演讲并没有变成反对政府加速对华战争的实际行动。克兰顿勋爵的助手埃德蒙德·哈蒙德给上级写了一封嘲讽的信,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席位即将空缺。在主教的激烈反对下,替代人选悬而未决。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停止对以德尔比为首的反对派采取支持行动。哈蒙德说:“一份报道适时地流传开来,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健康状况日渐糟糕,这很可能会抵消德尔比勋爵关于主教席位的长篇大论。”11有望获得令人艳羡的加特尔爵位的人士也将反抗那些亲近德尔比派的世袭贵族。

巴麦尊反常的权利分配,成功选举了颇有影响力的沙弗茨伯利勋爵。沙弗茨伯利是一位博爱主义者,他也曾是鸦片贸易反对者中呼声最高的人。巴麦尊首相贿赂了这位贵族,让他掌握主教的任命,这能够给他们带来大片土地和丰厚的租金,保证他们过上勋爵般的生活,所以这位贵族成为巴麦尊的支持者。但是即使得到了可观的恩惠,沙弗茨伯利的良心仍感到不安,他在日记中对自己的行为闪烁其词:“一个悲哀的结果。不管政府是对是错,都必须支持它给这些事情一个满意的结果。希望并相信上帝既然选择(首相)作为善行的使者,必将支持他。但他的意图是高深莫测的。”l1不过,沙弗茨伯利虽然在公开场合对于“鸦片不能和基督教一起进入中国”的问题保持沉默,但他还是在日记中表达了心迹。

克兰顿勋爵承担了一项艰难的工作一——反驳德尔比的言论。

当他起身站在德尔比勋爵后面发表演讲的时候,献给德尔比的欢

呼声还在议院里回荡。这位外交大臣认定“亚罗号”是英国船,并指责中国扣押该船的行为。他还猛烈抨击了皇帝拒绝遵守《南京条约》的相关条款。最后克兰顿把重点落到军事上,而不是德尔比所强调的外交行动上。“我担心我们最后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在与中国这样的民族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希望与他们保持和睦、有益的关系,就必须让他们懂得武力法则,必须用他们喜欢用的方式来让他们明白”。

上议院也攻击了身在中国的包令。托利党议员马姆斯伯里谴责香港总督是奸诈的战争贩子,既对敌人叶名琛撒谎,也对同盟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撒谎。前印度总督艾伦伯勒勋爵虽然对鸦片贸易十分看好,指责包令“无视国务大臣接连四次下达的命令,我猜想他是在某种影响下,支持一个我无法理解的政府”。l21沙弗茨伯利着重的是道德问题,而艾伦伯勒则谴责政府为了现实的经济利益侵略中国。经过两天的辩论后,就德尔比的批评动议投票表决,最后政府的对华政策以140票支持、110票反对通过。显然是寄希望于主教团高层,除了三位主教以外,国会中坎特伯雷的其他主教都投票支持政府。虽然胜利了,但这次辩论却让脆弱的、73岁的首相精疲力竭、心灰意懒。

当辉格党还在上议院做不懈努力的时候,下议院开始就“亚罗号”的注册情况、包令请求增派军队进攻广州的问题进行辩论。来自曼彻斯特的激进派议员理查·柯伯登,有着狂热的绥靖主义思想,也曾指责过克里米亚战争,此次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不信任案。柯伯登认为扣押“亚罗号”船员是正当行为,是行使中国主权的合法行为,指责包令和西马磨各厘对此事件所做的反应。柯伯登指出,对贸易来说,战争是件坏事,而包令在广州的装腔作势

已经损害了英国在广州的贸易。柯伯登和德尔比一样,希望和谈而不是武力:“这个帝国在保守的英国的掌握之中,它如此赢弱,即使不值得同情,但至少也需要一些正义吧?”(u格拉斯顿在支持不信任案的演讲中,拒绝把尴尬的鸦片贸易问题避开不谈的做法,尤其是当兰开斯特郡议员、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主席萨缪尔·格里格森(Samuel Gregson)当众宣读了一位在华商人的来信,信中说中国没人贩卖鸦片时,格拉斯顿大声做出回答:“你们在中国最大、最获益的贸易就是鸦片!那是走私贸易。从最坏的角度说,那是地球上正在进行的所有走私贸易中危害最大、最不道德、破坏最大的贸易。”21迪斯雷利也以雄辩的口才支持反对派,呼吁“谈判缔约”,而不是封锁、轰炸。这位未来保守党首相嘲笑了辉格党,问他们敢不敢重新选举,推行他们真正的纲领:“不改革!新税收!火烧广州!”】

辉格党的好几位议员都发表演说,反驳托利党发出的良心谴责。首相在投票前做了最后的演说。中国人扣押“亚罗号”船员时扯下了英国国旗,这个象征性的行为似乎比更严重的拘禁船员的行为更加让议会的好战派怒不可遏,因为那些船员还是在那面被扯下的国旗的保护之下呢。罗伯特·罗伊—一位议员也是军队的一名军需官—雄辩地说:“这面旗帜—一勇敢的士兵紧紧把它抱在怀中,用鲜血牢牢粘住它,即便遭遇勇猛的敌人,也绝不在战场上交出。”】詹姆斯·马地臣,这位“鸦片派”(member for opium),这是报纸对那些罗斯和克罗马蒂(Ross and Cromarty)

地区的议员的讥讽称谓,没有勇气在议会为自己的饭碗—鸦片—进行辩护,因为他担心自己成为议会内外批评鸦片的人联

合攻击的目标。

与鸦片派议员在此问题上的沉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麦尊首相的演说滔滔不绝地谈论鸦片贸易问题,中间还夹杂着很不恰当的笑话,充满了自相矛盾的结论,这是他年岁已高及痛风和感冒导致衰弱的反映,而非他想要欺骗全世界。

他的观点更多是头脑发热而没有事实根据。他说英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与目前的冲突没有任何关系。接着他表露自己的观点,把战争归咎于贸易逆差,只能通过鸦片销售来弥补这个差额。“目前存在着的对我们贸易的限制,就是(柯伯登和德尔比等人)巧妙暗示的鸦片贸易的一个原因……我们只能用商品部分地支付我们所要购买的东西,剩下的必须用鸦片和白银支付”。1l在对上议院戏剧性的反弹中,激进派和托利党(保守党)难以置信地联合起来,以263票对247票通过了不信任案。

格拉斯顿在日记中说,投票的结果“比我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更能带给下议院以荣誉”。【21但是女王一—后来与他关系非常糟糕——对未来的首相并没有给予同样的道德上的肯定。显然在鸦片问题上,她的低教会派知识让她抛弃了所有道德上的疑虑。

尽管她和往常一样,在公开场合不参与这场争吵,但这位38岁的身怀第八个孩子的维多利亚女王,私下对阿尔伯特王子说,她“非常痛心那些恶毒的、根本没有爱国之情的党派的阴谋得逞”。(】

随着政府的倒台,巴麦尊解散了议会,并接受了迪斯雷利的讽刺性的建议,利用“亚罗号”事件作为号召,同意政府继续在中国充满希望的事业。“政府一切对华政策保持不变,也无法改变”,4】他在巡回演说中这样说。巴麦尊一直坚持认为“亚罗号”

 

是英国船,而把矛头指向英国的新对头叶名琛,指责其道德败坏。巴麦尊污蔑叶名琛是广州的鲁克雷齐娅·波吉亚(译注:

Lucrezia Borgia,教皇私生女)。他认为用这一招可以有效地拉来选票,“一名粗鄙无礼的野蛮人在广州滥用权利,玷污英国国旗,破坏条约,在广州悬赏英国国民的头颅,用谋杀、暗杀和下毒的方法消灭英国人”。1首相把叶名探称为“让一个民族蒙差的最粗野的野蛮人。叶是践踏人类尊严的所有罪行的罪魅祸首”。12l巴麦尊还为激进派和托利党抓住了一个道德根据地,暗示反对派真实的目的就是要辉格党下台,而并不是要把中国从英国的正义行动中解救出来。这位首相推测说,如果议会不支持战争派,广州的欧洲居民就将遭到集体屠杀。

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胜后,英国选民已经沉浸在一片穷兵赎武的狂热之中。巴麦尊对爱国主义的矫揉造作的呼吁,更加煽动了大众的好战情绪。同样矫揉造作的是,托利党反对派对巴麦尊的论调加以嘲讽,认为那是伪善和欺骗,并提醒选民关注潜在的经济上的动机,这些动机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其象征意义上都毒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和不速之客不列颠之间的关系。托利党议员詹姆斯·格拉汉爵士在议会中发表了一番戏剧性的言论:“(战争)真实的目的就是让中国人染上鸦片毒瘾,而它对英国的作用就是提高茶叶的价格。”回曼彻斯特议员理查·柯伯登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但丝毫没有打动选民们,他们反而选举了辉格党候选人。

虽然巴麦尊在议会辩论及随后的大选中赞扬了包令,但这位香港总督的好战主张却已经大大间离了其他议员,其中包括巴麦尊本人的党派成员,这导致他决心任命一位高于香港总督的全权

 

大臣来处理与清朝廷的艰难谈判。纽卡斯尔公爵是巴麦尊的首选,但这位贵族拒绝了这份不讨好的工作。议会和公众舆论不得不重新考虑,反复分析。3月13日,在大选进行之中,巴麦尊宣布了新任驻华公使,他就是很受欢迎的苏格兰贵族、前牙买加总督(1842-1846)及英国北美总督(1847-1854)詹姆斯·布鲁斯,他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第十二代金加尔丁伯爵(Earl of Kincar-dine),出身贵族世家,是罗伯特·布鲁斯的嫡传后代。

额尔金勋爵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收藏或破坏了一—这要取决于是英国人还是希腊人——坍塌的万神殿中的带状雕刻,他把这些雕刻从这座古老的庙堂上剥落,送回英国,以免在战乱的雅典遭受破坏,或者说想以此获取个人利益。拜伦勋爵是希腊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他谴责第七代伯爵是“疯狂的破坏分子”。1816年,额尔金把这些雕刻以35000英镑的价格出售给大英博物馆。看来这证实了他并非文物保护主义者而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尽管他因为亏本出售这些雕刻而破产,并从英格兰流亡国外以逃避债务——因为那个时代,欠债者将被关进债权人的监狱,直到债务清偿为止。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将重蹈覆辙。

此次不同于对第七代伯爵是小偷还是鉴赏家的讨论,他的儿子将成为历史上毫无争议的毁坏无价之宝的破坏分子。

维多利亚女王密切关注着议会的动向,但没有公开发表评论。不过在给叔父李帕尔德的信中,她表现出与辉格党那些出身低微的普通议员一样的偏见。她给比利时国王写信时,表现了她措辞上特有的隐晦和逻辑上的含混:

我最亲爱的叔父,反对党上演了愚蠢的一幕,结果所有老托利党都说肯定不会支持他们。他们确实说过德尔比勋爵

 

的党派——就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掌权的人——不管对国家是否有害,他们都要伪装起来,他们不会支持或者忍受——这点他们是十分正确的。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好的人回来支持政府,而不是为了某个特别的要求。】

巴麦尊的强硬攻势立刻见效,对此可能他本人都意想不到。

从1857年3月28日开始的三天投票时间里,辉格党以绝对多数票重新掌权,这也是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Bill)通过以来辉格党所取得的最大胜利。巴麦尊非常高兴人民、女王和议会对他的信任,可是他派往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那个人却没有对他报以同样的信任,要是他知道这点,肯定要大吃一惊。那位举世闻名的外交家在接受新职位的时候,在道德和策略方面有着严肃的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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