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第十九章 贵族施压

本文是全系列中第17 / 26篇:鸦片战争

这里有一种顽固的想法,认为除了在

广州制造全城大屠杀外,没有别的事可

做。

——英国驻华全权大臣额尔金伯爵,

1857。

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在巴麦尊提名额尔金伯爵担任中国的全权代表之前,额尔金在写给苏格兰妻子的信中表达了他心里不愿意接受该职位的重重疑虑。虽然额尔金因为一直担任外交职务而没有公开谈论,但是他并不支持辉格党的对华政策:

亲爱的,在一次会晤之后我接到一个通知。有人提议我担负一个特殊的使命,到东方去,解决我们在那里遇到的尴尬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棘手,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有什么理由推脱呢?政治方面的理由肯定不行,不管我如何反对政府,但这只能作为阻止他们做出这个提议的理由,而不是我拒绝的理由。全权大臣的使命恰恰就是承认政策上有失误,需要加以修正。】

额尔金伯爵夫人回信说,“亲爱的,这的确出人意料,但如果你的良知和感情告诉你要接受这一使命,那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劝阻你。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我答应尽我所能不去打击你。原谅我今天我只能写到这里。你永远的玛丽。”e)在接受这个新职位之前,额尔金已经有了让人艳羡的履历(30岁担任牙买加总督,35岁担任英国北美总督),而且他还是一位具有皇家血统的无可挑剔的贵族子弟(曾有一位祖先就是苏格兰国王罗伯特·普鲁斯,额尔金继承了他的姓氏),同时父亲麦考伯先生挥霍无度,曾经因为抢夺、持有希腊雕像而颇受争议。

【1】道格拉斯·赫尔德.(弓箭战争》.

【2】同上.

 

(第七代伯爵托马斯·普鲁斯没有把全部雕塑出售给大英博物馆。在苏格兰法夫(Fife)的豪华庄园布隆霍尔,第八代伯爵还用剩下的雕塑作镇纸用。)

额尔金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与他出身相同的人,他并不排外。他在欧洲大陆接受教育,从小在巴黎长大,就是在那里,他的父亲因从土耳其人奥托曼·苏尔坦手中购买了帕台农神庙雕塑而破产,1820年为了躲债逃出巴黎。伯爵把神庙的浮雕敲断,匆匆带往英格兰,大英博物馆以35000英镑的超低价格买下了这些无价之宝,而这个价钱只是伯爵付给那个土耳其人的三分之一。强盗也好,文物保护主义者也好,反正额尔金绝不是一个商人。

1841年,伯爵去世,他的债务直到30年后才由他的儿子节衣缩食还清了。

从父亲的挥霍行为中,第八代伯爵学会了节俭;在巴黎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流利的法语。在担任英国北美总督的时候,他的纯正的法语曾经让反叛的法语区加拿大人非常欣赏。他在担任大使的时候,总是避免卷入派别争斗中。由于他完全没有排外思想,而且对其他文化和民族抱有真正的兴趣,有时候他甚至站到对方的立场上。他在加拿大时,曾邀请魁北克起义领袖帕皮瑙到总督府一起吃饭。这位贵族对有色人种并无通常人们所持的那种歧视态度,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额尔金动身的前一天接到了外交大臣克兰顿伯爵有关他中国之行的详细指示。额尔金从外交部获得的指示与在华英军的期待和需要完全相反,尤其是包令和西马糜各厘。克兰顿命令额尔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重新夺取广州,而这个地方恰恰是西马糜各厘和包令的心病。相反,英国政府念念不忘的是向北京派遣常驻大使,直接处理与朝廷大臣之间的谈判,而不用通过省级官员

从中传话这种效率极低的做法。此外,英国的政策中充满了利益上的追求,额尔金的使命中还包括在向中国要求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的同时,迫使中国遵守《南京条约》中的各项条款。如果皇上拒绝做出这些让步,他将采取武力,但这只能在最后关头才能使用。

因此,额尔金必须争取把武力行动限制在海上,以减少英国军队伤亡。

伯爵也提出了对军队的要求:在华英军由他一个人完全控制。而且,伯爵更愿意在进行谈判时处于优势,因此他要等英国军队前来援助的时候,才会开始与中国人的谈判。

外交大臣,即总司令、剑桥郡公爵,同意额尔金等待军队到达之后再谈判的决定。但是,军事行动的控制权掌握在阿希伯汉和西马糜各厘手中,他们可以决定何时、在何地发动进攻。

额尔金虽然出身于古老的家族,但他的思想完全是现代的。

他乘坐火车,沿着新建好的横穿苏伊士运河并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铁路到达苏伊士,之后从苏伊士运河乘船前往中国。他这一行创造了时间上的记录。5月底,当额尔金到达印度海岸的时候,遇上从孟买召回、并派往加尔各答的军队。就从那时起,他听说了印度次大陆上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这件事将使他的中国使命延误近一年时间。

5月,驻扎在密鲁特的东印度公司军队拒绝接受英国军官的命令。5月10日,全部士兵发动兵变,杀死了军官及其家人,并且杀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欧洲人。消息传开,其他几支部队也发生了类似的兵变。几天之内,兵变演变成了一场起义,这些士兵都听命于心怀不满、厌恶英国统治的印度王子们。当流血事件在印度北部蔓延的时候,英国也正面临着失去帝国这个最大的地产的严重危机—这里是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基础。

 

虽然一开始消息非常简略,额尔金还只想着赶赴中国履行使命。当他于6月3日到达新加坡的时候,看到两封来自他在牛津的老同学也就是印度总督坎宁伯爵的信。在信中,坎宁伯爵说到了那个可怕的消息,并恳求额尔金把派往中国的军队转调到印度。坎宁在信中表露了印度局面的紧迫和危急,同时,他还给了额尔金伯爵一个苍白的承诺:“你派军队来,等这种局面过去后就可以离开,绝不会多耽搁一分钟。”1】

额尔金无法与上司巴麦尊和克兰顿商议,因为电报线路在亚力山德拉亚(Alexandria)被切断,这样要花费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从伦敦获得指示。他毫不犹豫,决定发派第90团的1700名士兵。这支从毛里求斯来的部队此时在新加坡,要护卫额尔金去中国。额尔金派遣这支部队去印度帮助镇压那里的起义。克兰顿在自己的传记中赞扬额尔金伯爵挽救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虽然这不免有些夸大,可是这个决定也让人不得不做出“如果.……”之类的饶有趣味的历史假设。

额尔金在等待这支军队离开印度前往中国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好奇,开始研究此次外交使命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来。他来到新加坡一家鸦片烟馆,想亲眼看看鸦片究竟产生了怎样可怕的后果。“这些地方污秽黑暗,几乎没有点灯。鸦片看上去像糖浆,吸毒的人憔悴呆滞,只有在吸入鸦片的那一刻,眼睛里才闪现出反常的亮光”。【211857年6月8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额尔金答应坎宁调遣军队这一请求的实际后果就是,当他继续前往中国的时候,只有一艘船“沙农号”(Shannon),而没有军队。1857年7月2日,他到达香港。中国人热情地迎接他的到来,据传闻说,那是因为中国人认为他耳朵的形状是好运气的标

 

志。西马糜各厘上将对这位全权大臣则不那么热情,因为伯爵是孤身一人来的,身边没有军队。这位上将一直渴望再来一支军队,以满足他武力夺回广州的偏执愿望。

西马糜各厘继续鼓动新来的上司进攻广州,同时出示了一份请愿书,上面有85名英国鸦片商人的签名,他们相信只要广州落入英国人手中,皇上就会屈从他们的要求,遵守《南京条约》,并且做出新的让步。他们的请求毫不掩饰,没有冠冤堂皇的借口,只要求给“广州人彻底的羞辱”。额尔金看到这些嗜血者想要成为

“宇宙的主人”,只是淡然一笑,丝毫不为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里有一种顽固的想法,认为除了在广州制造全城大屠杀外,没有别的事可做。”【1】即使额尔金同意,他也不能满足这些指手画脚的士兵,因为英国军队还在印度镇压起义。

额尔金与西马糜各厘的关系有些捉摸不定,在和巴夏礼之间则有着明显的分歧。巴夏礼认为这位全权大臣不够强硬,无法胜任。“他或者更适合政府的工作,谨慎,前面还有国会、世界、公众等等……”.1巴夏礼开始发动一场针对额尔金的运动,几乎就在额尔金到达的同时,他的信件像潮水般涌向外交副使哈蒙德。他在信中批评额尔金对待中国人过于慷慨。巴夏礼告诉哈蒙德,额尔金的宽宏大量必将被中国人看成是英国的软弱。

如果说西马糜各厘和巴夏礼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是鹰派,那么包令就是一头兀鹰。不管额尔金在中国做什么,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包令巨大的冒犯,因为包令一直负责此事,直到议会的任命选举中,才决定由胜出的额尔金伯爵来接任。包令感到自己被贬职了,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是一位像他这样身居要职的中国官员,肯定已经一死了之。包令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在背后行动,试图把新来的上司拉下马。在他给克兰顿的信中混杂了顺从和自

 

我怜悯的语气,看来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窝囊的结局。他写道:“我毫不怀疑额尔金将取得成功。为此以及其他许多,我将不遗余力获取荣誉。我现在已经老了,我日渐稀疏的头顶已经受了无数打击,但我坚信,在我死前,能够看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圆满完成,我愿意为了这个事业而活,我希望上帝能够为此免去我如此众多的麻烦。”】

与他对外交大臣的顺从完全相反,包令对新的全权代表却表露出一副更加难缠的面孔。包令长篇大论,反复敦促额尔金采取紧急、全面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针对广州人以及广大的中国官员和皇帝的行动。

“现在公众议论纷纷,除非广州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任何针对北京的行动都将导致致命的错误”,包令在给额尔金的信中写道。“许多人认为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危及整个对华贸易,我也非常赞同,在皇帝面前所提及的任何有关广州的问题,都将是十分有害且尴尬的”。21

额尔金没有理睬包令不请自来的建议,继续推动谈判——即使谈判不成,也不会导致很大的伤亡。毕竟,额尔金和他在白厅的雇员一样,并不希望制造一场巨大的军事冲突以颠覆清王朝,因为那将导致中国进入混乱的群雄逐鹿的局面。比起现在的政权来,英国将更加难以与之谈判并施加控制。再加上太平天国起义军疯狂的“天王”禁止拥有私人财产,很可能填补皇帝退位后的权力真空,这个前景让任命额尔金的有产阶级非常恐慌。虽然中国和英国在文化和政治上是不同,但两者却都是帝国主义,都害怕无政府主义或者更槽的情况发生,这就是太平天国的雅各宾似的民粹主义。但是,额尔金在日记中表明自己是不得已的帝国主义分子,是和善的种族主义分子:“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英格兰对另一个弱小的东方民族做出如此暴行,以致召来上帝对她的诅

 

咒?是不是我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扩大领土,并让英国人暴露出他们的文化和基督教义是如何空虚而肤浅?”如果有一个水晶球,他就会知道后面说到的情况将普遍存在,正直的同胞将因他是主犯而震惊,后代将永远记住并且无情批判他,甚至超过了和他一样的魔鬼—“屠夫”叶名琛,或者狂热的禁烟分子林则徐。

在对局势做了分析之后,勤奋而暴躁的额尔金决定不等印度的援兵到来,亲自到印度从坎宁总督那里劝他派兵。

额尔金设法组织了一支有400名水兵的队伍,带着装有50门大炮的“沙农号”,驶往加尔各答,1857年6月14日靠岸。在那里,他发现这是一座被欧洲人遗弃的城市。原来那些欧洲人听到假消息说,印度叛兵正在赶往这里,要杀死所有的白人。额尔金对印度的情况感到十分震惊,尤其震惊于英国军队将性侵犯的暴行算在印度人身上、而将他们吊死这类的大肆报复,而事实上这完全是捏造。少校雷纳德下令处决12名印度人,理由是雷纳德部队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的脸转错了方向。这位少校还放火烧掉了途经的每个村庄,一路上还吊死了另外42名村民。

报复行动让虔诚的额尔金十分震惊。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感叹道:“自从我来到东方后,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很少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与基督教相符合的只言片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和他们连在一起的就是憎恶、蔬视、暴行、报复。”1蔑视其他种族以及伴随而来的残酷暴行就像一种病毒。好心的伯爵如果那个时候知道用不了3年,他自己也将感染同样的瘟疫,肯定也要大吃一惊的。

额尔金在印度颇感幻灭的逗留期间曾给妻子写信:“在低等民族中间生活真是一件槽糕的事情。”【】1857年9月20日,额尔

 

金乘坐蒸汽船“阿瓦号”(Ava)返回中国。伯爵心里有些异样——不管是因为在印度目睹的英国人的暴行,还是他预感到在新职位上将不得不施行的残忍行为。叶名琛一名密探的报告说有人看见伯爵“顿足叹息”1。或许是因为包令不服管束,让他日渐烦恼。此时,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以致额尔金拒绝接受包令在总督府的宴请,呆在拥挤的“阿瓦号”上度过了炎热的夏天。

额尔金赴印度期间,包令向叶名琛发出了多次提议,这违反了伦敦方面关于一切来往必须在这位中国总督与全权大臣之间进行的指示。额尔金当面指出包令的违规行动时,包令完全予以否认,但他的言谈举止暴露了真实情况,恶化了两人本来就已经十分糟糕的关系。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此人诡秘不端的行事方式完全超出我此前对其个性的了解。对于他完全不能有丝毫信任”。【1

法国驻华全权大臣葛罗在一个月之后到达,包令在他面前发表了一通颐指气使的演说,希望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报复。这位优雅的贵族和额尔金一样,对这位香港总督没有好感,两人一致反对包令。针对础霜事件以及马神甫狗教事件,英法将采取一致行动,最好是用暴力来惩罚。葛罗想要进攻北京,额尔金仍希望和谈。但外交大臣克兰顿提出了第三个选择。他在10月14日写给额尔金的信中,表示赞成包令的想法。冬天临近,北京的门户白河在联军到达之前就将冰冻。因此,克兰顿命令额尔金进攻广州。额尔金的想法被压制,包令胜利了。额尔金伯爵不得不赞成包令而反对葛罗,这让他万分痛苦。葛罗还是希望进攻北京,“我向他(葛罗)陈述了一些事实,他有点被我说动了”。接着,额尔金让包令去说服他。这位香港总督兴高采烈地去了。葛罗被说动了,这

 

与其说是因为包令的口才好,不如说是葛罗对其厌恶之极。额尔金在日记中描述了包令和葛罗的会面:“第二天,包令给(葛罗)四个小时,两个小时在岸上,两个在‘奥戴西斯号’上。傍晚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有些筋疲力尽,几乎打算做出一切让步,而不想做任何语言上的回击。”1

1857年11月,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新任命的美国大使列卫廉乘坐巨大的“明尼苏达号”到达,这样的庞然大物很不适合在广州航行。50门大炮和1000马力的阵势看上去十分壮观,但对于战争来说毫无用处,根本吓不倒中国人,因为船体太大而无法通过中国浅浅的河流。列卫廉是总统布坎南的朋友,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他从总司令手里接到一份完全不同的指示:在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美国要保持中立,这将导致他与额尔金、葛罗的关系很难处理,尽管表面上十分客气(这一部分也是布坎南对这位全权大臣的指示)。

列卫廉和总统一样对鸦片贸易十分反感,上面下令他不要卷入这场将被看做是走私、贩卖毒品的战争。在所有的外交策略中,布坎南选择了最好的一个办法,充当参战各方的调停人,彻底避免战争。

叶名琛不知道这位美国外交官是中国人的朋友,拒绝列卫廉的会见请求。列卫廉曾是学者,或者从他的研究对象一—历史—的角度看,他竟接受了这种拒绝,没有憎恨中国或是变成针对中国的好战派。

也是在11月,俄罗斯使节普提雅廷乘坐“美国号”到达香港,这艘船只有6门炮,在北京附近徘徊了几天,尽管中国皇帝看不起世界上任何国家,普提雅延还是希望皇上能够屈尊接见沙皇的使节。除了极少的火药外,普提雅廷,这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

 

战斗英雄,在来中国的时候随身带来一份提案一—如果皇帝把满洲割让给俄罗斯,沙皇就帮助这个兄弟帝国一举剿灭太平天国。清朝廷拒绝接见普提雅廷,他们援引长期以来的惯例,认为俄罗斯使节到中国只能经过满洲,但普提雅延却是乘船来的。

身为大使却遭到属下反对,额尔金开始身心憔悴。他在11月中旬给克兰顿写信说,“如果我们要弹奏出和谐的声音,必须用手轻轻拂过所有跳动的琴弦。我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理智,但一些人肯定比我们更荒唐”。额尔金并没有指名说包令是更荒唐的那个人,因为克兰顿和包令一样“荒唐”——一心想要占领广州。

1857年12月,三艘搭载了2000英国士兵的船从加尔各答出发到达广州港口,随后跟着一支由里格特(Rigault de Geno-

uilly)少将指挥的法国舰队。葛罗和额尔金分别给叶名琛递去了最后通麒。法国希望杀害马神甫的凶犯能够被正法,获得赔偿;允许不受限制地在广州各地活动。虽然“亚罗号”事件激起了英国民愤,并使得辉格党赢得了大选,但额尔金还是没有在他给叶名琛的最后通滕中提及这一事件。他要求对方遵守《南京条约》的各项条款一—北京在继续其特有的被动一进攻模式,越来越无视条约的规定;在北京永久派驻英国大使;赔偿在“亚罗号”事件和中国其他敌对行动中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不无讽刺的是,额尔金与叶名琛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对于两国和平关系所带来的互惠互利持乐观态度:“商业已经带来了固定收益,国家财富,国际友善。”【】额尔金感到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他也认为叶名琛和愤怒的皇帝肯定无法接受。他在给查尔斯·格雷将军的信中,表明了叶名琛的顽固态度让他舒了一口气:“我向叶提出了温和的建议,坚信如果他们接受这些建议,我就会被(全英国人)撕成碎片,他们都渴望的是进行报复并获得战利品。但是叶是我的老朋

友……什么也无法诱惑他。”1

外国列强对叶名琛提出的要求更多是一种姿态,而非实际威胁。三国公使都知道叶名琛无权答复英法的最后通煤,叶名琛的态度也正因此而表现得犹疑。同时,他似乎找到了出气筒,砍下了400名太平天国士兵的头颅,并将其钉在城墙上。叶名琛没有可靠的军队或舰队支持,或许他希望通过恐吓和威胁吓倒并瓦解对手。但他的残忍没有起到作用。英国招募了大约七百名愤怒的客家族人,这些人属于广西一个被迫害的少数民族,其中的一些人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满清因极力消灭客家族文化和语言而遭到客家人的痛恨。这些人在珠江外国商馆间的锚地充当人力工具。同时,8艘英国船,4艘法国船赶到,增加了伯爵的外交力量。

叶名琛分别写信答复英法两国。对于额尔金要求进入广州的要求,叶指出,额尔金的前任乔治·伯翰(George Bonham)曾因为避免与中国冲突而在1850年已经同意放弃这一要求。叶名琛还进一步做出安抚,提到伯翰被授予最高级别勋位——巴斯勋位,这显示出他对英国等级制度非常了解。(叶名琛说得八九不离十,巴斯勋位在荣誉和特权方面仅次于加特尔勋位。)接着,这位总督暗示说,如果额尔金伯爵保持克制,也可获得巴斯勋位,但他却没有注意到伯爵的头衔已经定为“爵士”了。至于《南京条约》的修订条款,叶名琛强调说,皇帝已经宜布条款一万年不改,在此前提下,任何官员如果提出修订,都无异于自毁前程。就像中世纪贵族指责约翰国王或爱德华二世一样,叶名琛推测说,额尔金有此错误想法乃是其顾问之过,伯爵完全不应为此负责。为了达到目的,这位“广州屠夫”既能够做到凶狠残暴,也可以体贴入微。叶名琛在给法国全权大臣的答复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叶名琛在与对手唇枪舌战之际,对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战争却

 

表现得无精打采和漠不关心。或许他的精力更多被太平天国起义所牵扯,因为此时起义军已经在他管辖的省份造反了。不过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赫德则提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解释,他认为总督的怠慢、无为是因为“他很胖,而天气又热”。1

1857年12月15日,英法战舰到达广州对面的一座岛,叶名琛的策略——或者说此后的毫无作为——产生的实际效果不言自明。侵略者畅通无阻,占领了无人守卫、甚至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军事要塞。该岛附近的两百多艘中国战船和舶板在英军登陆时全部逃去。

1857年12月21日,额尔金、普提雅廷、葛罗在男爵的旗舰

“奥戴西斯号”上举行会谈,他们一致同意再给叶名琛一次机会——尽管这可能只是个姿态—一如果叶名琛能够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将推迟攻城。他们给了叶名琛两天的期限。他们的共同出现掩盖了额尔金个人的内疚,他在日记中表露了这点:广州“这个伟大的城市,我担心,将因为统治者的昏庸和我们的虚荣和轻率而毁于一旦。”【2l伯爵的担心非常有预见性。

在三方会谈时,葛罗和额尔金同意把海军统率权交给少将西马糜各厘和里格特,陆军则交给托马斯·阿希伯汉将军统领。葛罗随后乘船离开到安全的地方,而额尔金仍留在当地,徒然地希望能够阻止名义上归他统领的士兵们的胡作非为。额尔金也担心英军巨大的伤亡,因为在广州的防御及双方的兵力上,中国都占上风。侵略者进攻的目标从表面上看非常唬人:广州的屏障是一堵高25英尺、宽20英尺、长6英里的城墙,主力守军都是满族士兵,他们肯定会因为忠于满族和满族皇帝而殊死抵抗。皇帝的神圣地位使得这场冲突既是世俗战争,也是宗教战争。广州的中国军队是侵略者的五倍,以三万人抵御不足6000人的英国水兵、印

 

度兵和法国水兵。但是欧洲的优势远胜于中国在人数上的优势。

他们船上的大炮射程远、火力足,比守军的枪炮先进。

12月22日,叶名琛的最后期限到了,但欧洲人还在犹豫。或许由于季节的原因,他们再次给叶名琛三天时间。叶名深没有答复,12月27日,进攻广州的战斗打响。

27日傍晚,一支侦察部队在离城墙一英里的地方上岸。第二天清晨,英法战舰开始向城内和炮楼开火,轰炸持续了不止一日,中间还有燃烧弹。在此期间,中国只回击了两发炮弹!同样,英军无一人身亡,而中国在24小时内损失估计就高达两百人。燃烧弹起了很大作用,广州陷入一片火海。伦敦的反战派指责这种轰炸行为,认为那是报复而不是战略需要。他们还为作战官兵出谋划策,认为只要轰炸三小时,就足以让敌人在随后的进攻中软下来。轰炸一开始,500英法士兵借着炮火的掩护登陆,缓缓穿过稻田和罪犯坟场。中国士兵躲在坟场的墓碑后面,向敌人挥动红色、黄色旗帜—这在中国是表示蔑视的颜色,朝英国步兵射箭,拿起18世纪十分笨重的火绳枪—要两人才能开枪,开一枪,他们自己就得被撞在地上。见此情景,欧洲士兵不禁大笑。在此次闹剧般的军事交战中,伏尔泰笔下的历史又悲剧般地再现了。欧洲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但是鸦片战争一战接一战,欧洲军队却毫发无伤,不免显得有些滑稽——无疑,中国阵亡将士并不觉得滑稽。

侵略者抓住守军的一名侍卫,进攻的当晚在罪犯坟场扎营,用墓碑作掩护。英军统率住进坟场的一座庙里,士兵们在庙里哄抢,砸碎神像,以为里面藏着金银财宝。对此英军统率置若罔闻。

29日黎明,英法联军醒来,惊诧地看着广州后面的山丘。占军队人数一半的1500名中国士兵已经逃到山上去了。他们没有

朝侵略者开枪,而是瞪眼看着敌军,仿佛占据了一个好位置来观看一场大型体育比赛。叶名琛对当地百姓的残暴使他们丧失了战斗热情,即使撒开道德问题不谈,叶名琛的做法看来也是一个战略错误。上午,法军在里格特少将带领下,扛着梯子冲向城墙。城墙上守军几乎没有反抗,虽然侵略者所使用的大量炮弹都来自附近山上中国人的弹药库。到10点钟,英法旗帜已经在城墙附近的五层宝塔上飘扬了。

西马糜各厘和里格特下令重新开始轰炸广州一—为了避免击中入侵的军队,轰炸经过短暂停顿。额尔金已经看到之前的轰炸已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在城墙上亲自巡查一番后撤销了轰炸命令。此时,他这一行人没有遭到袭击。伯爵担心英法两位少将的目的是报复而不是出于战略考虑。

与往常一样,双方死伤人数悬殊。法军只损失3人,伤30人。

英军则有100人伤亡。中国伤亡人数多达450人左右。叶名琛逃过此劫,但英军情报人员确信他还在城内,躲了起来。广东巡抚柏贵发布告示,宣称他和同僚并没有参与叶名琛这个悲剧性的策略的制定。

1858年元旦,额尔金为掌握军事形势亲自到广州巡视了一番,其间未遭到任何反抗,这证实额尔金取消再次轰炸的决定是明智的、人道的。但当额尔金看到那或许只能表明军纪换散,而非贪恋财物的抢劫时大吃一惊。不过他的私人秘书劳伦斯·奥利芬特注意到,法军更喜欢现钞,而英军则喜欢贵贱难分的纪念品。法军对自己的抢劫比较谨慎:“诚实的英国人(Jack)在街上招摇,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一只胳膊抱着一缸金鱼,另一只胳膊抱着鸟笼。而法国人则面无表情,带着鼓鼓的钱包朝海边走去。”1额尔金担心部队失去控制,下令停止抢劫,但他却无法控制法军士

 

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兵。在整顿军纪后,英军又故态复萌,加入到法军对城市的洗劫中。额尔金在日记中大发牢骚:“我的难题是如何防止可怜的广州人不要遭到抢劫和恐吓。‘战利品’这个词(Hindin,印地)不幸掩盖了抢劫在日常英语中的含义,带上了可以宽恕的意思。更甚于此的是,法军没有鞭刑,所以无法惩罚犯下此类罪行的士兵。”山伍浩官的儿子和其他行商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他们请求伯爵恢复秩序,停止破坏城市和贸易的行动。入侵几天之内,

90%的居民逃离了这个外贸兴盛的商业中心。额尔金驳回了前香港总督约翰·戴维斯爵士把广州“烧成一片废墟”21的请求。额尔金在给夫人的信中重述了他的反对意见,承诺“任何人都无法让我利用职权特强凌弱”】。

但额尔金在官方的赔偿方面却毫不迟疑。他派雷蒙中校和皇家海军赶到广州金库,他们在那里缴获了52箱白银、68箱金条和相当于100万美元的银圆。这些“合法”抢劫来的财物都被放在“加尔各答号”上火速运往印度。战争需要花钱,在北京支付官方赔款之前,必须依靠随意掠夺来的财富来支付战争的费用。

1858年1月5日,8000英法联军步入广州城门,未遇丝毫抵抗。巴夏礼最终向他的老对手叶名琛报仇了。他率领100名皇家海军冲进叶名琛府邸,府里只有一位酷似总督的人——叶名琛的一名手下打算冒充主人,保全叶名琛。这种预防的确聪明。巴夏礼没有上当。他的一名手下发现叶名琛正想翻过后墙逃跑,立刻抓住了他。一名水兵拽住叶名琛的辫子,拖着这位威风扫地的总督,将他塞进四面钉上木条的轿子里。当这座移动的监狱驶往具有象征性名字的“刚毅号”的时候,欧洲军队里的客家族太平天国士兵一也是叶名琛迫害的对象——一路侮辱这位颜面尽失的总

 

督,并且在脖子上做出杀头的动作,他们知道叶名琛将得到与自己手足同样的命运。水兵们在叶名琛的府邸发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与朝廷的信函,联军借此可以了解清廷复杂的官僚体制。

还是在1月5日这一天,葛罗和额尔金一致同意任命叶名琛的副手柏贵作为广东巡抚,但他必须接受由巴夏礼、马蒂努船长、

皇家水兵霍洛维三人组成的“顾问”小组的监督,以防新总督不听话。巴夏礼流利的中文使额尔金没有犹豫即同意任命这位在

“亚罗号”事件中处理不力、令人厌恶的人。伯爵在日记中对巴夏礼既严厉谴责,又略带表扬,认为他“很聪明,但对中国人过分蛮横”。【】

在巴夏礼、马蒂努、霍洛维三人监督下的柏贵的宝座摇晃不定,他们三人掌握了司法权,并且有权审阅柏贵要发布的所有布告。在英法联军中,只有这三人会讲汉语,额尔金在给克兰顿的报告中解释了他为什么提议由从前的敌人来担任这个职位:“如果柏贵被撤职,或是被严加处理,我们就必须管理这座有几十万居民的城市,但却没有任何可以与他们沟通的办法。”】

1858年1月9日,在一次滑稽的典礼上,柏贵走出牢笼,成为新的广东巡抚。这位见风使舵的官员让额尔金等得不耐烦,因为狱卒得知他要从罪犯“提升”为权贵,迟迟不肯释放他。为了选出一个地方权力机构,联军还组建了由欧洲人和广州人组成的警察部队,阻止抢劫,恢复商人的信心,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商人恢复与英法的贸易。伍浩官和其他行商因看到他们名义上的统治者可以恢复秩序,特别是他们可以镇压反对贸易的狂热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因而感到放心,相信不久以后生意就可以和以往一样繁荣了。

尽管当地的有产阶级放心满意,柏贵却觉得自己的位置很尴

 

尬,成了广州的叛徒。在为新东家服务的时候,他心里一定还记着他的前上司叶名琛的命运。1858年1月27日,这位新总督接到北京的秘密指示,要求他组织一支民兵,攻打侵略者。同时,他也服从了西马糜各厘少将的命令,调遣1700艘中国战船攻打阻隔珠江的太平天国起义军。第二天,两艘法国战舰“密特里号”

(Mitraille)和“福茨号”(Fusee)炸平了叶名琛的府邸。叶名琛被囚禁在“刚毅号”上,家园被毁,但对他的惩罚还没有结束。

额尔金几次试图把叶名琛从流动的监狱里放出来,但都没有成功。1858年2月20日,他把叶名琛流放到加尔各答,他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叶的存在将扰乱公众的心绪,使得此地和平和信心的恢复更加困难”。11《伦敦时报》的记者文格洛夫·库克与这名因犯一同乘坐“刚毅号”前往印度,在他给英国发回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中,除了提到叶名琛杀死了10万拜上帝教徒外,还提到他的个人卫生习惯很差:指甲十分肮脏,不洗澡,不刷牙,用袖子而不是手绢擦鼻涕。“广州屠夫”确确实实沦为维多利亚英国人眼中的一个肮脏的老头,因为在英国,不洁比渎神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不过,一名英国圣公会主教送给叶名琛一本《圣经》,叶名琛拒绝了这个礼物,解释说自己已经读过了。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的四室与另一名英国因徒——印度暴君奥德国王的囚室相邻。叶名琛过去十分野蛮,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他却成为加尔各答英国贵族的焦点。他在那里与其说被当成是杀人无数的凶犯,不如说是一位年老的浪子。加尔各答的中将邀请他参加一次盛会,被叶名琛轻蔑地拒绝了,因为他十分厌恶欧洲人跳舞时亲密相拥的动作。在维多利亚的中国和印度,华尔兹还是礼仪禁忌。1859年,叶名琛离世,当地的中国人拒绝把他安葬在自己的公墓里。

 

回到广州。第70印度兵团在1858年3月到达广州,支援英国驻军。他们得到了200名中国仆役,十分高兴。在印度,英国人轻蔑地称印度兵为“黑鬼”,在这个强弱次序分明的人群中,尽管他们已经取得了新的地位,但从祖国带来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

他们到达的第一天,法国士兵就以抢劫为借口打死了三名印度兵。同样是抢劫,却没有任何欧洲人因此被打死。

同月,额尔金离开广州的西马摩各厘,只带领两艘英船和两艘法船向北行驶,1858年4月14日到达白河河口。葛罗在4月20日到达,4天后西马糜各厘也到了。让额尔金万分恼怒的是,西马糜各厘只带来了两艘战舰。两人的关系不断恶化,以至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我这位少将纯粹胡闹——就像在噩梦中见到的人。”1858年4月24日,英、法、俄三位全权大臣给直隶总督谭廷裹递送一份联合照会,额尔金这位和平主义者在最后一刻还试图通过谈判阻止未来的流血战争。伯爵在给谭廷襄的信中请求“中国皇帝授权一位大臣”来与欧洲使节会见。谭延襄敷衍说他无权与外国人交涉—这是实情。谭还惹怒了英国人,因为他在信中把皇帝的名字大写,而将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小写,完全不顾

《南京条约》中有关平等交往的条款。英国如此顽固不化,几乎和中国一样囿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坚持礼仪和等级,这和拒绝磕头一样,都是错误的思想观念。

谭廷襄在第二封信中调整了中国的策略,答应主动开放更多港口,允许基督教自由传播,更重要的是,支付1856年末火烧广州商馆的赔偿——这已成为多年来中英两国间最主要的问题。谭廷襄的信表明了他同意进行某种程序的谈判。至于在北京建立常驻使节,谭廷襄说他已经把这一请求转告皇帝,但避而不提这一请求已遭到皇帝断然拒绝。俄罗斯全权大臣普提雅廷表现了同身meoapum was|233

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份人中少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请求谭接受条件,避免更多的流血。根据在法国外交部找到的文件记载,谭假笑着对普提雅廷说:

“只会损失中国人的命。”1】

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北京一个很小的俄罗斯人社区的精神领袖鲍乃迪大教长得到皇帝特许,在5月未拜访欧洲舰队,但必须乘坐一顶密封的轿子前去。普提雅廷下令这位神甫一路搜集情报:鲍乃迪设法通过轿子的一条缝隙一路向外窥探,他带去了有关中国舰队位置等激动人心的情报:北京在忍饥挨饿,病中的皇帝过着荒淫的生活,不到30岁身体就垮了。这位满心恐惧的统治者正琢磨着离开这个国家。

这个月里,战舰一艘艘到达,越来越多,额尔金的担忧也稍稍减轻了一些。到5月底,一支由26艘炮舰组成的英法联合舰队准备进攻守卫白河的五座大沾炮台。进攻日期选在1858年5月20日。夷人离京城不过100英里,病中的皇帝准备逃跑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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