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名勇敢的士兵，带上手枪和足够的
炸药包，就能踏遍全中国。
一额尔金伯爵。
在涨潮的时候，大沾炮台（以白河左岸的村庄命名）被潮水包围，白河成为天然的护城河，这也很好地象征了中世纪中国的防御。白河河口不到200码宽，河口两岸共有137门古老的炮台守卫，但法国和英国战船还是冲破这个瓶颈，挤了进去。就在外国炮船准备进攻的时候，中国护卫还在费尽心机，用沙袋围住泥墙上的炮台和胸墙。他们的这种策略就像他们古老的枪炮一样没用。中国做了一番错误的推测，认为吃水很深的外国炮船不敢在涨潮的时候进入，以免搁浅。西马摩各厘和里格特都是赌徒，他们决定在1858年5月20日上午10点发起突袭。此时额尔金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中国能够和平投降，但谭廷襄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中国调整固定的炮台，使之对准涨潮时外国船只的位置。但是外国船只在落潮的时候开进，并没有触礁，因此，中国炮台没有对准，炮弹从外国船只的上空飞过，什么也没打中。侵略者的另一个障碍——也是一个原始的防御体系，是一个由竹子做的7英寸厚的围栏，事实证明这和中国的枪炮一样无效。英国人主动用自己的“克罗曼德尔号”，猛烈撞击围栏，轻松地将其毁掉，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船体上被划出了一个口子。围栏的碎片在水面四散漂去，其余的船队从这个缺口迅速通过，不断有炮火从桅杆上空滑过，落入河水中。法国“密特里号”和“福茨号”以及英国的
“鸿鹅号”击中了左岸大沾炮台上的两座大炮。英国“宁罗得号”和法国“阿瓦兰奇号”及“德拉贡号”则粉碎了右岸的三座大炮。
中国人简陋的抬枪运气不错。18世纪的抬枪需要人进行操作，每发一发子弹都能把开枪的人震倒。侵略者总觉得这样非常好玩，一点也没意识到这种漫无目标的子弹其实也相当危险。英军要瞄准这种抬枪并不像瞄准土制的炮台那样容易，抬枪甚至还杀死了5名英国士兵和6名法国士兵。即便如此，侵略者遭受的伤亡并非中国军队造成，而是因为外国人经过大沾炮台的时候，一个火药库突然爆炸了。中国被炸死100人。
防军看到自己手中的武器完全没有作用，十分泄气，惊惶失措。在英法分遣队还没有登上河岸的时候，这些人已全部弃墙而逃。士兵逃跑之后，清军指挥官放出50艘装满稻草的火船向敌军驶去，但是这次进攻也和抬枪一样失败了。火船在河的拐弯处撞上了岸，丝毫没有伤害到敌军舰队。最后这招也失败之后，大沾炮台的指挥官在海神庙自杀，用刀割破颈部的动静脉。炮台所在省的直隶总督受到稍微温和一点的处罚，被流放到中国的西伯利亚——与俄罗斯接壤的一处荒野。就在这位总督收拾行套的时候，皇上指责该总督在保卫大沾炮台的时候“没有章法和决心”。1】
大沾交火之后，额尔金伯爵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溃退清军的藐视：“24名勇敢的士兵，带上手枪和足够的炸药包，就能踏遍全中国。”2l这位伯爵此时的傲慢和先前的求和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像西班牙征服者，他们也曾经征服过力量悬殊的技术落后的国家。
额尔金的成功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并且给他带来了在所有后来的军事行动和谈判中的全权处理权力。他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权大臣。大沾胜利之后，新任首相是托利党德尔比伯爵，而辉格党则因为没有通过一项旨在逮捕涉嫌充当间谍的外国人和
无政府主义者的法案被迫下台。新任首相一改过去的反战立场，与辉格党一样对这个胜利的消息表示热情的祝贺。
新首相给额尔金派去一支祝贺性的分遣队。据这位公使讲：“（新首相）给了我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只要我能结束这个事端。”1就在不到一年前，主和的德尔比曾经慷慨激昂地在上议院指责不列颠帝国主义，而现在，他和辉格党首相巴麦尊一样好战；马姆斯伯里成为新的外交大臣，可是被他挤下去的前任克兰顿伯爵还与他的亲信额尔金保持着书信往来。这位苦闷的克兰顿在经历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之后，坦言自己被挤下台反倒感觉松了一口气，他还指责即将上台的托利党是战争贩子，这也反映出托利党现在采取了辉格党的立场。“我简直不能理解我们的继任者要怎样处理中国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曾经那么顽固，缺乏远见，激烈地反对”。21克兰顿这番话更像是在描述辉格党在战争问题上的作为。在一个离职演说中，克兰顿还讽刺了这种利用封爵来达到其廉价政治目的的行为。他说：“现在他们已经让叶名琛坐上了‘刚毅号’，他们可以更加方便地为我们的鲁莽向他道歉，他们很可能给他授予一个空缺的加特尔爵位，外加一封信，向他解释，他没有必要因此而自寻短见。
在另外一次航行中，一支只由8艘战船组成的外国船队取得了比这次进攻更加辉煌的胜利。西马糜各厘和里格特在船上，他们沿着白河向下一个要塞天津进发。全权大臣留在安全的大沾炮台，将假想的敌人置之脑后，正像后来证实得那样，对这些假想做的防范是多余的。
就在他们向白河急速前进的时候，“鸬鸿号”和“福茨号”无数次触礁，可是他们找到了盟友，获得了帮助。令人完全想像不到的是，他们找的人竟是不满清朝外族统治的当地的中国人，不管
外国人的船只何时触礁，这些中国人都自愿用拖船帮助外国人。他们对“解放者”非常热情，甚至拒绝接受外国人为此支付的报酬，只有饥饿难耐的船员接受了船上已经发霉了的饼干。
这支小舰队的蒸汽动力非常强大，与慢吞吞的中国船只比起来，这些船的行驶速度飞快。1858年6月4日，他们到达天津，没有遇到任何阻挡。那里的卫兵沮丧之极，甚至打算投降，因为有一个毫无根据的传言，说清朝皇帝已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新王朝要对付外国侵略者。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西马糜各厘和里格特建议额尔金避开，但额尔金没有理会，而是加入到1858年5月26日的天津战斗中。额尔金的日记似乎成为了他的精神分析师，他在日记中不断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些战斗是否正义的怀疑。只有在他感到自己这个可疑的事业能够拯救他所蔑视的文明时，他良心上的不安才能够稍稍缓解，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他的船在河上长驱直入的时候，他写道：
通过夜间观察，中国人没有什么行动，他们的帆船已经下锚。我们费力前进，毫不犹豫、小心谨慎地通过了那条惊浪滔天的湍急河流。直到过去几个星期，这条河流还没有任何陌生人来过。当我们用邪恶的暴力和残忍的力量冲进传统中最黑暗、最神秘的隐蔽之处时，我们是为了什么？我希望自己能够以让我满意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对于那个我们打算粉碎的文明来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内疚的。胆怯贫穷的稠密人口，似乎就是它主要的出产。】
在英格兰，额尔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和秘密的反战主义者。
与过去和后来的许多人一样，他感到直接参与一场有殖民野心的
战争，已经使他走向极端，他甚至用了这样一个句子来描述一个存在了两千年的古老文明：“抛散在风中”。
在天津外，全权大臣一行受到了一小队欢欣鼓舞的当地政府官员和商人的迎接，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那些人以为额尔金的船上装着鸦片。他们已经盘算着能够得到一笔贿赂，并且打算在鸦片销售中担当中间人这个油水很足的差事。
那个让天津守军感到沮丧的传闻，已经被证实是无中生有的谣言。皇帝没有被推翻，不过现在他愿意和侵略者谈判，并且很快派使臣到天津，希望能够阻止外国舰队入侵北京。额尔金在日记中神气十足地吹嘘了自己在天津兵不血刃的胜利，同时也表达了他那种辉格党般的对英国商业的忠诚。“（我已经）完成了对中国首都的军事控制，没有破坏和中立国家的关系，也没有中断我们在这个帝国各个港口的贸易，一天也没有”。】
外国人受到对征服者的既敬且畏的对待。不管此次如何兵不血刃，他们都是征服者。天津官员腾出一座豪华的寺庙——崇禧观——给侵略者作总部。欧洲人改造这座寺庙的过程预示了即将在北京发生的更可怕的大规模的文化破坏行动：寺庙的院子变成了保龄球道；无数的祭坛变成了脸盆；神像面前挂上了穿衣镜。
皇帝最终表现了他对谈判的严肃态度。派往天津的两位使节职位都很高：74岁的桂良是一位高级武官，也是一位积极的主和派。有人看到这个老人双手颤抖，但不知道这是因为虚弱还是恐惧。花沙纳是一个蒙古人，也是一名武官，有些人说他长得像克伦威尔，或者不是长得像，而是神态像。他陪同桂良到达会见地点：
天津西南郊的海光寺。额尔金1858年6月4日到达这座寺庙，随身带着50名随从，以及战船“加尔各答号”上的乐队这是为了壮胆，同时也是对皇帝的谈判者的一个不加掩饰的威胁。
第一次见面并不顺利。皇帝的代表比之此前的任何使节都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威信，但是他们没有最后的决定权。额尔金在会见中大发雷霆，完全没有顾及中国人为庆祝和平协议的达成而诚心诚意准备的丰盛宴席。当然，那天并没有达成和平协议，额尔金的焦躁完全是装出来的。这位优雅的贵族素来彬彬有礼，可是在中国呆了六个月之后，他发现中国人只有在激烈的反对和挑衅面前才会做出反应。额尔金曾经对妻子坦率地提到他这种策略性的虚张声势：“尽管我本人万分厌恶，但我下定决心，做一个‘无法无天的野蛮人’。”【11这位伯爵继续这种在政治上的两个极端。
就在他装模作样、拂袖而去的时候，他还扬言要向北京进发，尽管此时他还没有足够的军力能够构成对北京的威胁。伯爵精明地留下了弟弟腓德烈·普鲁斯继续谈判，而他本人直到条约签字时才再次和皇帝的大臣们见了面。腓德烈伯爵的一个翻译李泰国（Horatio Lay）不顾自己的身份，从额尔金的“狂飘突进”的策略中偷学了一招：当皇帝的大臣们在新条约的几条条款上斤斤计较的时候，他居然冲他们吼了起来。李泰国甚至说要捣毁北京，到皇帝面前发威，就像现在这样。在场的人说，当官员们听到这大不敬的话时，脸上都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李泰国对皇上代表们的斥骂越来越凶狠，代表们在无奈之下，只好越过李泰国，找到了普提雅廷和美国公使列卫廉寻求帮助。列卫廉给额尔金写了封信，让他管管李泰国，但是额尔金根本没搭理，信也不回。不过普提雅廷倒是善解人意，他请伯爵的好朋友葛罗出面调停，不过这位男爵也拒绝了，因为他担心疏远了自己的朋友，也破坏了自己苦心经营的一份友谊。绝望的中国人只好采用贿赂的办法，送给李泰国一匹马和一个马鞍，可是也丝毫不起作用。这个贪心的翻译接受了礼物，却根本没有改变他的强
硬态度。
额尔金的代理人进行的谈判越拖越长，起初这令他有些不耐烦，进而焦躁不安，最后竟终于怒不可遏。额尔金不仅责怪中国人拖拖拉拉，而且认为列卫廉和普提雅延也在从中添乱（葛罗实在是很明智，没有卷入这件毫无希望的游说伯爵的事情中）。额尔金对自己的长期合作伙伴、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的不满，也在天津这种闷热的天气中达到了顶点。不久，他的沮丧和焦虑变成了香港所有不列颠居民的愤怒。额尔金在自己的日记中对列卫廉和普提雅廷大加鞭挞，从中可以看出他已日益变得脆弱，涵养全无：
“这些偷偷摸摸的无赖想尽办法来打败我；他们假装帮助中国人，其实已成为他们最可恶的敌人。”他接着提到西马廉各厘的无所作为：“我的舰队司令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忙着写信，为此不惜牺牲一切。”额尔金指的是西马廉各厘送回英国的信件，其内容是批评他的决策，以此来削弱他的权力。伯爵还莫名其妙地觉得英国在香港的殖民也十分可恶：“对这帮畜生—撤谎、残忍、欺骗、欺软怕硬——我真不知道说他们什么好，我们这些阿诀奉承的同胞，故作正经。”
额尔金的憎恶中包含了对先前的辉格党和现在的托利党在中国政策上的憎恶，他还指责政府缺乏对派往中国人员的诚意和支持：“上届政府认为我同意来到此地是因为得到了某些好处，难以想像还有什么比这更加无耻。”1858年4月9日，他接到新任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的一封信，信中责骂他没有尽快签订条约。
托利党已经屈服于公众的意志，为了政治利益而支持战争。
但在私底下，他们却希望尽快结束如此高昂的军费支出。马姆斯伯里伯爵给额尔金递送了一份内阁报告，命令他赶快了解：“今
天举行了内阁会议，只要不失去现在的尊严和商业利益，我们急切盼望中国事务尽早得到解决。我们的荣誉在广州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明，我们不能指望和中华帝国发生战争却毫发无伤。因此我信任你——请不要与我们争议，尽可能避免此事。”关于条款的讨价还价一直拖延了3个星期，中国人希望取消其中英国人最在意的两个条款，这也是心猿意马的法国人比较看重的条款，即外国人在华自由通行，英法在清廷设立常驻使节。对自己毫不妥协的立场，中国代表提出了一个情非得已的理由，他们告诉腓德烈伯爵，如果接受了这两个条款，他们的命就没了。此时葛罗和普提雅廷背叛了联盟，他们提出，对于条约来说，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并非必不可少，只要外交大臣能够随意进出京城就可以了。在几番虚张声势的威吓之后，代表们终于同意了这两个条款。《天津条约》包含的一些其他条款表明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在礼节问题上斤斤计较，小题大做。条款中他们坚持，此后中国人不可再在正式会谈和条约中称他们为“夷人”，虽然在中文里，夷人的字面意思不过是“不讲中文”的人。这一条款表明，在一场重要的战争中，一些小小的问题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个条款保证未来在中国官方的文件和声明中，将不再把英国人称为“夷人”。
条约还开放了广州、天津和南京作为通商口岸。代表们或许会非常欢迎这个条款，因为南京还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中，如果南京向外国人，尤其是全副武装的英国人开放，他们将驱逐这些造反的人，恢复那里的秩序，完成皇帝没有完成的心愿。额尔金对此也表示满意，为了达成这个条约，英国只损失了5人。葛罗伯爵却没有这位同事那样的热情，他警告额尔金“获得这些让步的代价是高昂的，甚至对英格兰来说十分危险”，因为如果执行条约
的各个条款，他们将不得不“使用武力来执行单靠武力获得的让步”。葛罗对中国政治的了解比那位伯爵更加深刻，他引用儒家经典说，胁迫下做出的承诺是不需要遵守的。条约中另一个条款，英国人获得200万两白银“广州损失”的赔偿，另外200万两赔款则是作为赔偿英国在华的军费的开支。尽管葛罗已经提出警告，他却无法抵挡从中国掠夺的丰富的财富，法国人搜刮了200万两。葛罗在赔款问题上的诡辩，让人想起腓德烈大帝所描述的玛丽亚·特雷莎：当他们和沙皇瓜分波兰的时候，“她哭了，但她接受了”。
葛罗最初对于条约将迫使中国人做出让步的担心，也传染给了别人。额尔金开始仔细考虑从一个衰落的国家榨取这样巨额的财富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他在给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表明国库枯竭。”他担心这些强取豪夺的条款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代价，也就是不得人心的清政府被推翻。严厉的赔款可能导致中国政府陷入“绝望，他们答应的赔偿银两，只能通过各种政策来满足，但这些政策却将更加不得人心，造反的地区将会越来越多”。对太平天国来说，耻辱的条约不畜为上天的赏赐，额尔金警告说。
不管是良心的谴责，还是虚伪的迷惑，额尔金在日记中说，他是中国人的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讲，额尔金所说的友谊也是真的，因为他拒绝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尽管首相已经明确而坚定地命令他这样做。列卫廉是美国的全权大臣，他认为这位同行
“十分厌恶提出鸦片的问题，虽然这种厌恶并非完全不能克服”。
额尔金指出了美国立场的虚伪，美国人敦促英国人“停止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出口”，这是伯爵在给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提到的，“直到最近，美国在广州和上海的顾问都是商人的伙伴，这些商
人的贸易绝大部分是鸦片”。
列卫廉的态度最终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他建议鸦片合法化，这样就可以征税，因为他希望通过高税收来提高鸦片价格，使得只有有钱人才能够买得起——尽管持批评态度的旁观者认为，促使列卫廉在鸦片问题上态度急速变化的原因是金钱，而并不是道德。列卫廉在给美国国务卿写信时说：“剩下的惟一一个遏制机会就是向鸦片征税。”和列卫廉一样，中国人也希望通过征税来遏制这项贸易，他们试图把鸦片的税收确定为每箱60两，而英国人只希望每箱30两，以免扼杀了这项生意。鸦片税收将低于向英国人征收的中国丝绸和茶叶的税收。毫不奇怪，大班希望通过鸦片制度化获取更多利润，因此他们并不赞成额尔金的道德观点。查顿一马地臣公司发布了一条声明：“鸦片在中国体力劳动者的使用不会带来灾难，而是舒适的享受。”【1鸦片大班通过游说议会发挥了自己的力量，每箱获得30两白银。
不过，法国人报道了中国滥用毒品的情况，听上去像是现代药理学报告。葛罗的一名副官发现，那些一天吸八烟斗的人只能活六年；偶尔抽一点的人却可以在第一次吸食之后再活20年。经常吸食鸦片和偶尔吸食的人一样，平均寿命都在55岁；有鸦片烟瘾的人把三分之二的收入都用来买烟。俄罗斯人、美国人和法国大使一样，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在他们与中国订立的条约中，把鸦片称为“走私货”。但是，法国人对于中国另外一种罪恶的贸易一—役使苦力，却并没有表示出同样的疑虑，他们在条约中增加了一项条款，事实上承认了绑架和契约奴的合法性。
一个令人悲观的现实象征性地表现了鸦片带来的破坏，那就是：中国人同意签订《天津条约》所用的时间，还没有翻译这份条约所花的时间多。据杰克·比钦说，与中国朝廷官员和军队一样，
中国的抄写者、翻译者都是鸦片烟瘾君子，毒品带来的恍惚延缓了翻译的速度。
俄罗斯人第一个达成协议。1858年6月18日，普提雅延接受了额尔金无法接受的条款，让额尔金伯爵更加感到了被同盟者背叛和抛弃。对俄罗斯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与西伯利亚的边界，那里一直颇多争端，这次的解决办法双方都十分满意。俄罗斯同意在北京设立一位客居大使，而不是英法所要求的常驻大使；基督教得到官方承认，吸收教徒也得到允许。俄罗斯人还得到允许，可以在台湾和海南进出。5天后，美国人签订了一个几乎和俄罗斯一样的条约，不过在宗教方面明确了更加详细的条款。
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在条约中写入了最惠国条款，就是说不管英法以后获得何种权益，他们也将自动获得。事实上，这两个中立国家获得了和参战各方同样的利益，却不用加入战争。普提雅廷送给葛罗和额尔金一份俄罗斯条约的副本，并且在附言上提醒不要因为贪得无厌而导致清政府的垮台。列卫廉也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呼吁，不过我们只能从列卫廉的日记里找到有关这个说法的一点影子：“外国公使要达到这点非常困难：既不能破坏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望一—因为这几乎是他对于臣民和属下所拥有的所有的实际影响力，同时又要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对外国说起此事。”u
葛罗在1858年6月23日与代表们达成协议，但是他对于是否要签署还在犹豫，因为他不想在额尔金谈判期间，而是希望等到他们结束工作之后再签署。葛罗的谈判结束得比英国人早，因为法国人的要求没有那么多。其实，法国条约几乎与其他两个中立国家一模一样，也没有要求在北京设立全职大使。或许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葛罗倒是要求在北京签署正式条约，并且得到允
许。一个星期过去了，英国还是没有达成协议，法国大使失去了耐心，给额尔金送去一封信，暗含威胁地表明，如果这个问题不立刻解决，葛罗还有他的军队——就要开走。葛罗在给法国外交部的一封信中，对于威胁同盟一事显得有些内疚，他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怀疑，如果谈判破裂，额尔金是否也会等着他。
谈判继续围绕着英国所竭力坚持的两个条款进行：在北京设常驻大使及在中国任意旅行的自由。中国的谈判代表迫于无奈，向葛罗和普提雅廷请求帮助，并且向他们出示了皇帝的书面指示，上面威胁说，如果他们同意这两个条款，就要被处死。额尔金不顾代表们的性命（很可能这只是故弄玄虚，据一些历史学家称，这份圣旨是伪造的），坚持这两个条件。如果不答应这两个条件，伯爵威胁要进军北京。中国代表请求葛罗劝说他的朋友额尔金。事实上，额尔金也是虚张声势，他根本没有力量拿下京城，但是中国人太过懦弱，对于欧洲现代军队和海军那看似超自然的威力十分恐惧，于是代表们让步了。
因吸食鸦片而虚弱不堪的抄写人员在经过6个星期的艰苦工作之后，英国的《天津条约》终于在1858年6月26日签署。这份条约与其说是谈判结果，不如说是一纸命令。根据条约，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向英国贸易开放；中国人要支付5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基督教传教士可以在全中国不加限制地吸纳信徒；增加11个通商口岸。额尔金命令皇帝的代表们原封不动地接受条约中的各个条款，英国的战船就是这个条约的最好的后盾。进口商品的税收随后在上海的谈判中得到确定，他们同意5%的税收。
可征税的商品中包括丝绸锦缎，也包括鸦片。征税条款事实上表明了鸦片的合法化，尽管这个问题没有被明确提出。英国国内那些一直向议会要求禁止鸦片贸易的人对于鸦片的合法化更加愤
怒。英国各岛已经宣布鸦片贸易非法，只有用红酒稀释的处方药鸦片酊除外。
虽然皇帝的代表签署了文件，但是他们回到朝廷之后，皇帝再次拒绝签署这些耻辱的条款。他的决定也不难理解。中国谈判代表对于英国提出的所有要求都一一满足，包括欧洲进口商品仅征5%的税。过去在中国各地，地方政府都重复征税。英国商人认为那些在当地征集税收的人，只不过是在他们经过的时候临时制造了这些“税收律令”，这些“税收”更像是贪婪的乡下人的随意勒索。
额尔金十分希望结束谈判。这位向来服从命令的全权大臣忽略了克兰顿让他提出鸦片进口合法化的问题。克兰顿在此问题上模棱两可，也表明他本人对于这项贸易的厌恶，但是他严谨的头脑同样不希望英国一笔巨大的收入（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国库预算的三分之一）无法规范，更重要的是无法收拢。如果说克兰顿愿意与魔鬼做交易，那么他也是希望魔鬼能负起责任。额尔金连提都没想提这个问题，完全忽视了1857年4月外交大臣给他的命令：
阁下在与中国全权大臣讨论商业问题的时候，应当确定中国政府是否会重提禁烟一事，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从未实际推行过严格的禁烟措施。鸦片合法化是否能够增加贸易数量还不能肯定，就像现在当地政府表面上禁止鸦片销售，但事实上默许鸦片贸易，中国的需求已经达到了饱和。但是如果鸦片贸易能够通过征税获得合法的支持，而不是现在这样以非正规形式进行，那明显更加有利。】
额尔金在6月的谈判中仍然忽略这个问题，可能因为克兰顿
不再是他的上司，其职位已在2月的时候被马斯伯里接替，他本人已调离外交大臣的职位。马斯伯里并没有命令让他促成鸦片合法化。讽刺的是，与此同时，美国大使列卫廉·里德接到国务卿的命令，商谈一份正式宣布进口鸦片违法的条约，不顾美国是仅次于英国的对华鸦片输出国这一现实。
和额尔金一样，列卫廉也没有理睬上司的命令，因为尽管他觉得鸦片从道义上讲令人厌恶，但他缺乏采取实际行动抵制这种诱惑的勇气。鸦片虽然害人，却是几百万中国人喜爱的消遣，他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从遥远的美国发来的命令而放弃他们的习惯。和所有野心勃勃的北方佬一样，列卫廉希望至少可以从这项无法根绝的贸易中获利。他给华盛顿的上司写信说：“大多数诚实的人都一致认为，毫无效果的禁止等于在客观上鼓励了鸦片贸易。现在剩下的惟一一个禁烟的机会就是向这种毒品征税，把它置于海关的直接控制之下。”1与过去一样，贪婪战胜了道德的负疚。1858年7月3日晚上，在400人的陪伴及一支海军乐队的伴奏下，额尔金在海光寺奇异的纸灯笼下签署了《天津条约》。尽管中国代表们担心这一默许可能要了他们的脑袋，但他们却大胆地邀请额尔金在条约签署后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其中一位代表花沙纳还送给这位伯爵七卷诗歌。
第二天，葛罗签署了法国条约，但增加了一些条款，要求释放所有因为信仰而被关押的中国基督教徒。中国代表在重压之下被迫同意。这位伯爵给外交部送去了一份关于签约的捷报：“今天，我很高兴地向阁下宣布，中国最终向基督教开放，向所有文明中的精髓、向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产品开放。”l】葛罗的兴奋—一更不要说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来源于他们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这意味着所有经过英国谈判者的艰苦努力所获得的成果，他们都
将同样享有，包括设立常驻大使和自由通行，尽管这在条约中并没有明确表达。
英国国内对额尔金的努力却众说纷纭，但是多数是持支持态度，尤其是英国公众。伯爵的私人秘书劳伦斯·奥利芬特注意到付出与收益的比率，这反映在他1860年的《额尔金伯爵在中国和日本的使命诠释》中，表达了一个好战分子对于战争结果的态度：“不列颠军队只损失区区20人，就彻底结束了中华帝国的敌视态度……条约已经签订，内容十分宽泛，比起15年前经过一场长达两年的血腥、昂贵的战争才取得的那份条约来，这份条约更加彻底地颠覆了帝国的偏见。”1英国只有20名士兵死伤，战争只是对中国人来说是“血腥的”。《伦敦时报》向来对额尔金伯爵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这次也赞赏他“勇猛、坚毅”2】。有一位记者并不赞赏这普遍的和谐气氛。卡尔·马克思当时是《纽约先驱报》驻欧洲通讯员，他给笔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对于资本主义及其欺骗性的一贯的质疑：“日前的《中英条约》是巴麦尊和彼得堡内阁共同策划的，他们只是让额尔金伯爵在旅行途中捎上而已，条约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讽刺。”【3l额尔金的死对头巴夏礼指责说，伯爵没有能够在北京签署条约，以确保条约得到皇上的承认。
对于条约的签订，沮丧的额尔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兴奋。对于中国谈判官员和皇上的诡计，额尔金已经感到彻底失望。额尔金坚信，英国并不是通过恐吓而让中国人屈服、并促成了对双方都有益的条款。冲突的圆满解决（至少对英国来讲如此）并没有减少额尔金对于“昏庸”的清朝官员的厌恶。在谈判过程中，额尔金的弟弟腓德烈·普鲁斯已经多次讨价还价，他在1858年7月6
日写信给外交大臣：“普鲁斯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与中国谈判非常艰难，他不得不跟一些毫无理智、懦弱无能的人打交道，而且这些人对于讨论的题目和自己的利益茫然无知。”伯爵在日记中说出了自己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的沮丧心情，其中一个荒谬的观点就是，征服中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我本性热爱正义，憎恨人世间的不公，这些让我处在永久的煎熬之中。虽然我逼迫自己以几乎残忍的方式对待中国，但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