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我
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活该遭此折磨，毫
无疑问，我命该如此。
一额尔金伯爵重返中国签订《天津
条约》，1860年。
到1860年春天，英国公众和议会代表似乎对此事已经厌倦，对中英之间繁琐的外交纠纷感到厌烦。此类故事已经不再新鲜。议会两院讨论此事时都显得漫不经心，只有反对党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还稍稍有些热心。一位反对党议员突发慷慨之情，宜称只要一艘战舰就可以踏平北京。激进派领袖约翰·布莱特则直言这场冲突“是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我们的史册上从未有过如此的罪恶和耻辱”。1】一位代表商人利益的辉格党议员在经济的现实利益背后发掘出道德的动因，他坚持认为中英关系进一步恶化，只会给贸易带来伤害，而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要摧毁他们的堡垒，轰炸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他们说‘善良的人们啊，我们是一个商会。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壮大咱们的商业。’”】
在上议院，已下台的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警告人们不要抱有仇视异族的情绪，因为议会演讲中曾多次出现“蛮人”一词：“中国政府绝不是一个蛮人的政府。他们都是聪明且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我相信他们和我们一样，了解目前发生的事情。”（8】
额尔金也加入了主和派。这位伯爵说，发动新的对中国的进攻将“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破坏和伤害，也就等于给参与中国贸易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带来实实在在的损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伦伯勒伯爵刚刚卸任印度总督归来，他在印度的时候，十分鼓励印度种植鸦片并向中国出口，现在他却指责英国
“战事不断”，感叹“我们的人民胡作非为，贪婪无耻。没有一个人不应该对此负责”。他还十分雄辩地说：“我的伯爵们，为了金钱发动战争是违反法律的。这样做是犯罪。战争的理由就是错误的，而错误是不会得到上帝原谅的。”1这大概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倒像反对派托利党的激进主义分子说的话。
1860年4月5日，中国人一反往常的四平八稳，非常迅速地答复了普鲁斯的最后通煤，只简单地说“不”。北京作为皇城，仍然是一道屏障，夷人入侵无疑是种亵渎。中国官员倒是反过来邀请普鲁斯和一位朝廷代表在北塘谈判一—不是皇帝本人。北塘在北京以北55英里处（原文如此），离英军兵败之地大沾很近，但是对于皇帝深居的皇城来说，仿佛远在天边。在大沾胜利的豪气鼓舞下，在此后9个月内英国毫无动静的表象的迷惑下，中国人还批评普鲁斯的最后通滕粗鲁无礼，告诉他以后夷人的来往函件应该更加尊敬些。
普鲁斯此时已经完全无法冷静下来，不过他还是对自己的国家抱有信心。维多利亚女王通过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伯爵告诉他，她期待他能成功地劝说中国人签署《天津条约》。女王言下之意是，尽管普鲁斯遭受多次外交和军事失败，但她并无意以别人来取代他。在这件事上，她是对的——普鲁斯没有被替换，不过……他的哥哥却成为英国驻华最高使节。4月，额尔金伯爵接到命令重返中国，负责谈判，或者发动战争，不管怎样，只要能够达到英国的目的就行。普鲁斯将留在中国襄助其兄。为了安抚普鲁斯，外交大臣巧言解释，任命他的哥哥是因为中国人可能更希望跟一位没有在此前的大沾战役中受辱的全权代表打交道。此时的额尔金仍然不情愿担当这个角色，他非常害怕再次与
那个让人发疯的、欺软怕硬的中国朝廷打交道。不过，为了履行1858年他与中国达成的协议，曾被媒体和公众骂得狗血喷头，议会两院也为此众说纷纭。不过，为了维护上次的条约，他不得不重返故地。他接到的新命令是，重中在北京谈判的要求、赔礼道歉、赔偿大沾战役和其他英国损失、同意签订《天津条约》。政府一贯的顽固态度让人恼怒。不过，外交部通知他，关于在北京设立永久代表之事不在此次谈判之列—一但如果谈判顺利，不妨提出这个议题，这让额尔金长舒了一口气。英国政府新的灵活政策，反应出了他们对满清王朝覆灭、太平天国掌权的担心。外交部还有一个期望——尽管并非必须达成不可—一那就是吞并九龙半岛……只要法国不反对。（当英国看到拿破仑在占领了伦巴第，并将其送给其同盟者撒丁岛国王，即后来的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国王、并且没有进一步入侵意大利的打算时，英国对拿破仑军事扩张的妄想症就减轻了。）
在去中国的途中，额尔金在巴黎杜勒里宫拜见了法国皇帝，皇帝表示法国在中国领土方面没有任何野心。但是，拿破仑三世真实的想法却是，他打算对印度支那采取一个大规模行动，因此他很乐意英国卷入中国北部的纷争之中。中国实力的削弱有利于法国对中国南部的征服。拿破仑的野心也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及越南战争时期。额尔金还会见了葛罗伯爵，葛罗也被召回中国，两人同病相怜，都不愿意回到中国遭受那种西西弗般的苦刑。额尔金还在埃及匆匆参观了司芬克斯像，它那无法参透的面孔，仿佛是在提醒额尔金，中国官员的头脑是如此难以捉摸。越是接近目的地，他就越害怕这个柯西马尼蒙难地，当然，和耶稣一样，他也希望穿过此地。
额尔金在他的东方之行途中，得知在印度兵变中英国人对印
度的暴行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英国士兵开炮，打死了几百名印度暴乱群众。同胞对叛乱的残酷镇压，让额尔金陷入一片茫然和沮丧。从他的旅行日志和其他私人文件中可以看出，他曾经多次有过这种沮丧的心情。额尔金于是沉浸在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
（ldylls of the King）的幻想王国里，试图以此摆脱这种沮丧和忧虑。不过他也看了约翰·拉塞尔伯爵给《泰晤士报》的信件，信中谴责了英国镇压叛乱的暴行——即使那只是对印度暴行的报复。读了这些信件，额尔金的内心更加不安。额尔金日记中表现的仁慈的内心，再一次与他后来在北京的肆意破坏行为大相径庭。
葛罗赶上额尔金，一同前往中国。两位公使乘坐的“马拉巴尔号”（Malabar）驶出斯里兰卡之后，在暴风雨中撞上了一块岩石。一位乘客询问这是否会耽误行程，他回答说：“漂在海上？当然啦，我们要沉到海底了！”111虽然此话让人泄气，但事实证明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一—船果然沉了。葛罗的一套未买保险的餐具，还有额尔金从伦敦带来的最高机密文件，都一同沉了下去。额尔金因为丢了这些文件十分懊丧，这让葛罗起了疑心，尤其是，额尔金曾告诉这位伯爵，只要能够阻止即将到来的冲突，他情愿太平天国替代满清王朝。葛罗确信一—但是犯了一个错误——额尔金从伦敦带来的文件就是这些内容。
旅客耽误了两个星期，潜水员下水打捞旅客的行李、葛罗的餐具和额尔金的文件一—其中包括有关吞并九龙的指示，但没有指示他们干预皇帝的内政。比起对太平天国推翻满清王朝的担优来，吞并九龙或许会让葛罗更加沮丧。但是葛罗对于太平天国的关注标志着这两个好朋友互相疏远的开始。
在中国聚集了一支数目惊人的国际部队，背离了约翰·拉塞尔给格兰特将军的秘密指示，那就是尽最大可能依靠谈判，尽量
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减少使用武力。“我们到中国去的目的就是贸易。因此，尽早排除我们在中国的困难就是最佳结果”，“1外交大臣在给格兰特的信中这样写道。英国派遣到中国军队的数目非常惊人，额尔金担心这样规模庞大的军队会让法国人产生敌意，促使中国人采取军事行动。法国只派遣了他们答应的一支7000人的分遣队。英国担心英军数量远远多于这个数目会让盟友疏远。
1860年3月，伦教开始流传一个毫无根据的传言，说拿破仑三世打算占领九龙。外交部下令香港领事巴夏礼与中国在香港的巡抚谈判，要求永久租借九龙，答应每年交付500两白银作为租金—也就是令人感到羞辱的160英镑。考虑到香港日后强大的经济地位，以这个价钱租借地产实在是太便宜了，跟曼哈顿岛比起来不相上下——当年买下曼哈顿只花了24美元，这只是一件人造珠宝饰品的价钱。很快，1860年3月18日，割让九龙的条约就达成了一—这个和平局面的形成实在非常令人惊讶，因为就在中英两国为九龙问题进行着温和的谈判时，英国正计划着对北京发起挑衅。中国的广东巡抚非常爽快地签订了条约，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绝望的破产者，纵然得到的这点微不足道，但已经心满意足了。
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柔顺态度，很可能也是因为锡克教骑兵在九龙进行的军事演习。这些锡克教徒骑着高大的阿拉伯马，盛气凌人。他们还和在九龙的英国人试用了新型阿姆斯特朗野战炮，在即将到来的北部战事中，这种大炮将发挥威力。在这些战事中，除了巨大的25磅阿姆斯特朗野战炮，英军还使用了精确的来福枪和火力猛烈的加农炮。阿姆斯特朗大炮是用来驱散大部队的，可以把金属打成碎片，可以把用18世纪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国骑兵彻底摧毁。
虽然法国的装备只是老旧的“拿破仑大炮”，但让他们安心的是，他们还有最先进的75吨炮船，这是第一艘预先造好的、被分成三部分运送到中国，然后在中国组装的巨型船只，船上60磅的大炮可以、也确实把落后的中国帆船赶出水面，把城市夷为平地。这艘船使用的技术非常先进，它的船体非常小，吃水仅仅5英尺，这样它可以在中国的浅水行驶，包括那条通往北京的河流。
因为之前的战绩，中国人觉得大沾炮台肯定还能再次阻击英国的前进。中国棉花行会中的乐观派下了5万两白银的赌注，存在香港东方银行一—中国人还可以在这里存钱。英国商人也想下注，更多出于爱国主义而不是必胜的信心，但是事实上他们仅仅筹集了1万两，比起中国人的5万两来，他们显得有些悲观。
虽然自己的同胞不断地被卖到英国在加勒比的种植园，以及西欧殖民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充当准奴隶，但是有2500名中国苦力却自愿到英国军队服役。慷慨的英国人每个月给他们提供9两银子的津贴、伙食，还有两身制服，这足以使他们不再为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而受到良心的谴责。英国人对这些卖国求荣的志愿兵心怀疑虑，拒绝给他们发放枪支，相反只给他们一些竹棒，使得帝国的这些中世纪臣民看上去简直是未来派的杀人机器。英国人拒绝给这些新兵发放枪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即使有9两银子的丰厚津贴，上层中国人还是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国家。那些背叛国家的人都是社会底层——混入英军的都是小偷和流浪汉。丰厚的薪水也吓跑了守法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担心给这么高的薪水，就是为了将来让他们上前线，当炮灰，以示补偿。这些苦力离开香港到北方之后，香港的犯罪活动大大减少，这也证明了这些人都是多么恶贯满盈。苦力来自社会底层，毫无地位，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对待自己的同胞比锡克教徒更加残忍。中校沃尔斯ne opiun Wan 1 275
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利对于他们的“团队精神”高度赞赏，就像对待他们的宠物或者负重动物一样：“目无法纪、心肠残忍，（但）一个苦力比任何三头负重动物还有价值；他们喂养简单，只要正确对待，是最好驾驭的。”1
率领着这支由各种宗教信仰、各种种族组成的大杂烩部队的，就是詹姆斯·贺布·格兰特将军，他率领过忠诚的印度锡克教徒部队，在印度叛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服役。
贺布并不是最能干的将领，提拔他到中国带兵完全是因为他离中国这个战争地点最近，当然也没有比他更高明的指挥官。但据说詹姆斯爵士能够升官却是由于他另外的特长，他在大提琴演奏方面的天分使他那位演奏小提琴的上司非常赏识。他与另一位军事指挥官、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关系非常紧张，但是额尔金伯爵非常赏识贺布·格兰特的性情：“他的言谈举止非常质朴温和，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2】额尔金也十分赞赏另外一个新来的同事——臭名昭著的香港总督约翰·包令已经被替换了，取而代之的是赫古力斯·罗宾逊。额尔金称这位新任长官“是一位绅士，此地的人对他非常欣赏”。】罗宾逊的妻子非常善于交际，经常为香港的军官和外交官举办舞会，参加的人数众多，这也有助于她丈夫赢得人们的欢迎。
英法派遣2000名英军和500名法军组成联军，前往欲占领的要塞舟山，以控制长江，进而控制北京的供给要道。因为过去曾遭到侵略者的屠杀和袭击，舟山在这一次（1860年4月）的战斗中不战而降。英法展开了一场可笑的比赛，看谁的旗帜飘得更高。
法国的旗帜升上了一个更高的旗杆，英国就下令把船上一个更高的桅杆当做旗杆，接着法国又找一个更高的桅杆。
舟山以北55英里，就是上海。那里的人们也不战而降，欢迎联军入城，因为两江督抚需要借助援军的力量抵抗太平天国起义军。1860年5月24日，起义军已经占领了90英里以外的福州。
从福州这个基地出发，太平天国轻易就能够拿下上海这个更大的目标—只要欧洲人不干预。太平天国还希望欧洲人在北方的动作能够引开清政府派往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军队。
两江督抚乞求西方人帮助他，尽管他假定的盟友在中国其他地区组织了一支侵略部队。这位督抚成功地得到了侵略者的庇护，同时把他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北京。法国指挥官孟斗班将军是个能力超凡的人，像他的英国同行詹姆斯·贺布·格兰特海军上将一样暴躁，总的说来，他非常痛恨中国人，尤其是太平军，因为他们有着准新教信仰。这位将军希望发动进攻，彻底消灭起义军。
普鲁斯反对这个计划，同意保护上海不受侵略，但拒绝采取进攻行动，以遵守他们从外交部得到的指示，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保持中立。葛罗到达上海后也站在普鲁斯一边，反对他的上司的做法。
英国的中立想法看来非常不可信，就在法军保护着上海大门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开向上海。“中立”的占领者修好了城四周的砖墙和护城河。古老的中国炮台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无法准确瞄准。相比之下，英国人把旋转大炮架在墙头，可以向敌人开火，而且，如果城内居民动摇，不支持这些侵略者及其盟友，他们也可以调转头来，攻击城内的居民。两江督抚非常高兴看到城墙上大炮的威慑，因为他担心城里那些极度贫困的居民为了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进攻，会群起造反。为了避免这种内乱，这位督抚把俘虏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首级用篮子挂在城墙上示众。
在接近上海的时候，额尔金还陷在深深的沮丧和绝望之中。
“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活该遭此折磨，毫无疑问我命该如此”。”1额尔金后来在北京的大肆破坏行为将会使自己心里更加难受，尽管受害者的痛苦更甚于他。虽然普鲁斯被屈辱地降为二把手，他还是非常欢迎哥哥的到来，同时安下心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了。而比他更有才华的哥哥则如鱼得水，虽然他本人并不情愿这样做。尽管其他人都看到雄厚的军事实力能够轻易击败古老的中国防御，但是忧伤的额尔金却只看到一个半空的杯子，而不是半满的杯子。中校沃尔斯利这样夸耀远征军：“英格兰发动战争的时候，从未有过这样一支组织良好或者说如此精干的军队。”额尔金烦恼着战争的代价以及谁要为此付出代价的问题，他在担心国库问题，而这不是一位全权大臣所需要担心的：“等到这场战争所必需的费用账单送到下议院的时候，他们会说些什么？”额尔金在日记中这样问自己。额尔金在另一处也说道——虽然仍然带有愧意——“如果不考虑钱的事情，（贺布上将）做得非常优秀。”21英国国内传来的消息加重了额尔金的忧虑。格拉斯顿给他送来一封密信，警告说如果在中国的战争不能在下一次议会开始前结束，政府就会倒台。言下之意就是，政府倒台就是额尔金的过错。伦敦还有传闻说，战争久拖不决，就是因为额尔金对中国人过于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