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残酷对待囚犯，甚至
要他们的命，并不是什么出格的事。
一巴夏礼对一名中国获卒说。
就在欧洲人大肆掠夺珠宝和织品的时候，北京的另一个地方却上演着不同的一幕。1860年9月26日和10月8日，被派到北京对付侵略者的钦差大臣恒祺看望了洛奇和巴夏礼。此前，他与翻译威妥玛商谈了两名囚犯的命运问题。当时的情形十分怪异，仿佛照搬《新约》一样。威妥玛在城墙外面等着恒祺，但是守卫北京的清军士兵拒绝让恒祺走出大门与这位翻译谈判，因为他们担心恒祺会逃跑到热河去——此时，大多数官员都与皇帝呆在那个200英里以外的地方。于是恒祺不得不坐在一只篮筐里，从紧闭的城门里出来，像圣徒保罗那样。谈判完全失败，恒祺回到因犯身边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们这次会见的事情，相反，他紧张地与洛奇和巴夏礼秘密讨论，究竟是太阳还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这个话题太不可思议，因为在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恒祺肯定知道，对这个问题，伽利略和哥白尼早在400年前就有了定论。
尽管气氛紧张，身处险境，但两名囚犯甚至因恒祺在身边陪伴而感到开心。巴夏礼和这位官员已经认识很久了，当恒祺还是广州行商的时候，就曾短暂地囚禁过时任广州领事的巴夏礼，只不过当时的情形更轻松一些。
这次恒祺报答了这种好意，对囚犯非常尊重，利诱中夹杂着威胁。恒祺声称皇帝有一支几十万人的秘密军队，就在蒙古（其实是故弄玄虚）。曾是行商的恒祺对战火不断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惜，他告诉囚犯说：“如果全军溃败，皇帝必然要退位，所有贸易都将中断。”m但是，清军统率认为外国入侵是对中国经济的阻碍而不是
恩惠，对于恒祺所关注的中英贸易，他们并不关心。僧格林沁亲王曾经在皇帝面前争辩说：“虽然国库每年可以从外国人那里征收400万银两的关税，但这些全部被1842年的2100万两、1858年的600万两，以及最近他们要去的1000万银两赔偿抵消了。”】
恒祺还转达了恭亲王的一个请求，让囚犯写信给额尔金，敦促其结束双方的敌对状态。巴夏礼拒绝帮助中国人，这位暴躁的领事根本不想成为卖国贼，不想拆额尔金的台。恒祺走投无路，近于乞求地说，如果他不能确保停火，皇帝就会在皇太后的催促下处死他。然而，尽管巴夏礼在恒祺的同行手下每天都面临生命的威胁，但他仍不为所动，只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残酷对待囚犯，甚至要他们的命，并不是什么出格的事”。1巴夏礼请求保证自己的性命，威胁说他并不关心恒祺的命运：“虽然你杀死几个囚犯并不会给联军带来任何损失……但是你这样做却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恒祺还是软硬兼施，他保证说：“两三天之内，你们不会有任何危险。”（刚
1860年9月29日，洛奇和巴夏礼被转移到北京北面的高庙，在那里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与此前相比，戏剧性地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在寺庙附近的一家饭馆，他们好酒好菜，享受了48道大菜，但这两人生着病，吃不下，不过还是很高兴地洗澡更衣。
这些小恩小惠似乎让巴夏礼从好斗变得顺从。他用中文给额尔金写信，建议联军停止前进，进行谈判。恒祺试图影响巴夏礼信中的内容，但遭到拒绝，相反他写道：“现在中国官员对我和洛奇很好。他们告诉我们，（恭）亲王是一个果断智慧的人，我坚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暂时停止敌对，创造一个谈判的机会。”叫洛奇
在信末用印度语加了一句，说他是在中国人的胁迫下写信的，希望中国人看不懂印度语。
收到这封信，额尔金非常高兴，丝毫没有失望，他原来担心俘虏已经被害了。中国人允许英国人给洛奇和巴夏礼送衣服，英国人就给两名囚犯送来一块手绢，上面用印度语绣上了一些秘密信息，进一步迷惑中国人。这个消息十分肯定地说联军三天内就要发起进攻，这无疑让两名俘虏深感不安，因为审讯他们的人说，联军的第一发炮弹就是他们的死讯。中国人继续对俘虏软硬兼施，一面拿死亡来威胁他们，一面又做出慷慨仁慈的奇怪举动。恭亲王给两人送来了一种名贵的茶叶，中国人非常喜爱这种茶，以至于那些对这种茶叶司空见惯的官员，在喝茶的时候也来了。洛奇和巴夏礼在一块木板上画了一副双陆棋盘，一边吃着牢头给的糖果，一边下棋打发时间。
额尔金仍然为两名俘虏担心——也甚感苦恼。他还是不愿意发动全面进攻，担心中国人很可能因为失败的羞辱，起意报复而杀害俘虏。额尔金仿佛和俘虏一样被囚于一室，他深知，他的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就意味着俘虏将“失去生命，因为中国人发觉自己手里掌握了一根可以左右我们的杠杆，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利用这个优势”，1伯爵在日记中坦言道。讽刺的是，由于7日英军洗劫了圆明园，囚犯的命运比额尔金意料得更加凶险。
1860年10月8日，恭亲王下令立即释放囚犯，这让恒祺感到放心了，因为此前他通过自己安插在流亡热河的朝廷里的探报得知，皇帝下令处死两名囚犯，以报复他们掠夺圆明园的恶行。恭亲王下令的时候，皇帝的命令还在路上。恒祺感到放心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更多是确实害怕处死人质也会要了自己的命（还有无数京城百姓的性命）——联军必然进行疯狂报复，他们杀人又
狠又快，令人震惊。这时，洛奇和巴夏礼已经被松绑，坐在有弹簧的大车上，送往城市边界。在囚禁了20多天之后，忧惧的士兵无声无息地放了他们。
虽然恒祺和巴夏礼此前是狱吏和人质的关系，但或许部分出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11，后来他们彼此竟产生了好感。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巴夏礼被释不到两天，就接到恒祺的来信，请求他陪同去完成一个差事——去圆明园。恒祺非常担心一位好友文丰的性命。文丰是圆明园的总管，也就是那个不情愿在圆明园的人造湖上为只喜欢玩耍而不敢真正发动战争的无能的皇上摆假船、假装海战的人。恒祺担心这位朋友在无力保卫圆明园之后自杀。果不其然，他们找了很久之后，看到文丰脸朝下沉在园中一个湖里，显然是溺水身亡。恒祺全然不顾官场礼节，坐在湖边泥泞的岸上，把头埋在双手里，试图掩藏自己的泪水，但是他那像孩子般抽泣耸动的肩膀却说明了一切。不耐烦的巴夏礼后来写道，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为中国人感到可惜。
看来洛奇和巴夏礼的被释消除了额尔金和葛罗所有深藏的苦恼和愤怒，以至于他们不再担心其他囚犯的性命——那时还有30到40名囚犯还在中国人手中。洛奇和巴夏礼释放不到24小时，联军就在1860年10月9日挖好战壕，把13门野战炮对准安定门，并贴告示说，如果不打开安定门，他们就要开炮，横扫北京城。额尔金故意吵吵嚷嚷，给大炮装上火药，让皇帝最迟在10月24日中午打开城门，否则他就要开始炮轰这座有着无数历史珍宝和艺术珍品的古城。
离正午还有5分钟的时候，安定门开了一条缝，一番犹豫之后，伴随着城墙里面的一阵清晰可闻的争吵，正门轰然大开。1860年10月24日，额尔金和500名官兵一弹未发，作为征服者大摇
大摆地进入北京。
俘虏们陆续得到释放。因为不是立即释放，或说释放囚犯并不见效，难以阻止英军进攻。安定门打开的3天后，一名法国人和8名锡克教徒被释放。又过了两天，两名锡克教徒获得自由，但两人都在死亡线上徘徊，一人在次日死去。
一共有19名囚犯获释。其他10名囚犯在水米不沾、被迫在圆明园下跪、双手用浸水的绳子和皮带捆绑所引起撕心的痛楚和幻觉后死去。幸存者获释几天后，更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英法营地：装验被害者尸体的棺木送来了，里面就有因为在中国人控制范围内购物而遭到不测的《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获释的锡克教徒描述了他们遭受的酷刑。他们曾经接连几天被绳子和铁链捆绑着，被带到野外。被害者的下场都非常让人痛心，因为发炎和长姐，皮带从四肢滑落到身体其他的部位。额死的人都羡慕伯拉巴赞上校和杜鲁神甫的死法一—他们两人在八里桥被斩首。1860年10月17日，被害的锡克教徒和英国人都葬在了俄罗斯公墓，没有举行仪式。第二天，法国人为本国死亡的士兵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弥撒。
死去的士兵的命运似乎让额尔金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神经更加崩溃。在他仔细思考对策的同时一一他心中从未想过报复一一他的锡克教徒骑兵可没有想得这么复杂，他们发起了各种各样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这些印度人随意绑架了两名中国平民，用绳子捆绑住他们，就像自己死去的同伴一样，虽然并没有发展到让姐生食俘虏的程度。囚犯求饶的时候，他们却在小口喝着下午茶。英国军官看到这种令人恐怖的情形，阻止了这种施虐狂般的娱乐。
额尔金把对手下士兵遭受折磨的愤怒转嫁到他的军事首领316ITme opiom Wars
头上，错误地认为正是他们拖延的策略导致了这些人的死亡，他认为如果将军能够更快前进，很可能这些人的性命就保住了。额尔金伯爵在给夫人的信中，表达了与妻子一样的危险情绪一一这些话他永远也不会对首相或者外交大臣这样的上司讲。他说：
“亲爱的，我们被俘的朋友遭遇不测，这个消息实在可怕。这是残暴的犯罪——要认真对待的不是报复的问题，而是未来安全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行动更加敏捷，不被困难吓倒，这些人就不会死。
我们遵从的制度太过刻板，以至整个军队都认为我要为拖延负责。但我像以前一样，坚持并大力提倡迅速行动。上次我讲明事情（他对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批评），反倒遇到不小的麻烦，现在我要保持沉默，但是我们见面后，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讲，我不愿意写出来，甚至写给你也不行。上帝保佑你。”】
额尔金谋划了一个不流血的报复，以期通过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具体的行动恢复英国的荣誉。在伯爵温和的良心判断中，这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也是为了警告中国人不要再伤害不久就要驻扎京城的欧洲部队，包括额尔金的弟弟、新任驻华大使。
在额尔金思索预防性的报复措施的时候，葛罗对金钱上的赔偿比无利可图的报复更感兴趣。他让额尔金同意让中国增加50万两白银的赔偿——30万给英国，20万给法国。
额尔金和葛罗知道中国国库空虚，在给巴麦尊伯爵的信中，他建议在今后的4年中，联军能够获得40%的中国关税。巴麦尊同意了，但也抱怨说：“我惟愿额尔金把赔偿翻倍，但我猜想他坚持这个数目肯定有很好的理由。”121主和的格拉斯顿在得知额尔金的好运之后，变成了贪婪的主战派，他写信说：“我很高兴有机会告诉你，约翰伯爵刚刚在内阁会议后给我们拿来了一份今天从
圣彼得堡发来的电报。这看来是肯定的了，让我们感谢上帝的仁慈。我们刚刚决定要拿100万作为冬天占领北京的费用，现在也放弃了。不过就算我得到100万，也不会比这次放弃这笔钱来得高兴。”1】
俄罗斯全权大臣伊格那提耶夫（Gen.N.P.Ignatieff）也赞成公开的、象征性的羞辱，建议把死去的囚犯曾经受难的地方一—刑部，像捣毁巴士底狱那样地摧毁，并且在那里建起一座纪念碑，在纪念碑的基座上，一个用青铜和文本以中文、英文、法文、蒙古文和满文来记录的中国的失败将会宣示一个国家失去的尊严，而无需摧毁价值连城的古董和标志性建筑。
此时，象征性、非暴力地回应中国的暴行已经无法安抚额尔金精神上的不安。除了贺布·格兰特之外，伯爵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决定采取一个最具有象征性的行动，让中国人丢脸但不丢命，那就是放火烧了圆明园一—那座囚犯们曾经被关押的宫殿。
葛罗男爵在日记中提到，此时的额尔金已经变得不可思议的易怒，这是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症状。在额尔金沮丧到要大肆破坏的时候，葛罗表现得更像一位鉴赏家和文物保护主义者，他更感兴趣的是挽救圆明园。这不是为了保护历史，而是为了留下一个展开更大规模掠夺的机会。对于额尔金隔代遗传的冲动，他表示了极度震惊。葛罗认为这个计划“是对毁灭这一乐趣本身的毁灭”21。在给孟斗班的信中，葛罗把法国的容忍与英国的野蛮做了一番比较：“要知道，在欧洲人和中国人眼中，我们将扮演一个慷慨的牧师的角色。”葛罗的诚意是虚假的，他建议联军不要烧掉郊区的圆明园，而应该烧毁城里的皇宫，这是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损失。
额尔金在与其夫人、巴麦尊、葛罗、贺布·格兰特密切的书信
来往中，以及在他的日记中，解释说火烧皇帝的家园是为了惩罚他而原谅中国百姓，巧妙地回避了伊格那提耶夫的替代性建议——建立耻辱纪念碑。额尔金的办法可以惩罚所有人，但不会摧毁任何东西，或许只有那些厌恶公众艺术的审美家的敏感神经会受到伤害。
额尔金观点的依据，显然是无视中国朝廷的表现，或许是权且忽视中国朝廷。昏庸无能的统治者本人并不应该对联军士兵的死负责。几乎从1851年20岁登基开始，咸丰皇帝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郊区的行宫吸食鸦片，不问国事，而由官员们管理着臃肿的官僚机构。咸丰从北京逃到热河，从地理上远离了权力中心；他的自我沉溺和专注却导致他这个象征性的统治者离实际掌权者之间越来越远。
额尔金希望进行比伊格那提耶夫所提出的象征性惩罚更加严重的惩罚，他的上司也支持他那伪装成正义的复仇行动。首相和国防大臣一样，对于额尔金的计划感到异常兴奋。他说：“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这是绝对必要的。”11杰克·比钦曾经绝妙地描述过伯爵对自己行动的狡辩和心理：“额尔金之决定火烧圆明园，至少意味着他所熟悉的人所遭受的血肉之苦是一定要报复的：不是在战争中杀人——伤害那些无助的中国人，而是破坏毫无生命的物体，那些多余的贵重的东西。他一生都因为父亲对艺术品的过度溺爱并因此付出惨痛代价而感到痛苦，现在艺术品就将首当其冲接受他的报复。”21儿子成为父亲的一个奇特的变种。第七代伯爵极力保护（和获利）的东西，第八代伯爵要毁灭和痛斥，他非常清楚，后来的人将会了解他的行为。
除了思考最合适的羞辱中国皇帝的办法之外，额尔金还有更紧迫的问题要处理：他还面临贺布·格兰特下达的一个最后期限，
即他必须在北京的严冬到来之前签订条约，否则联军就不得不回到他们在天津的安全基地。贺布·格兰特告诉额尔金，在京城过冬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的补给线拉得太长，很容易被中国游击队切断。孟斗班考虑了英国同行的建议。僧格林沁的骑兵还是一个威胁，虽然他们遭到惨败，但兵力并未受损。联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封锁城市，切断补给。北京可能遭到饥饿的折磨，但不会屈服。军事顾问告诉额尔金和葛罗，如果英法被驱逐出城，他们的大炮几乎无法打穿40英尺高，60英尺厚的城墙——200年来，北京就是依靠这堵墙来抵御入侵的敌人。
此时，热河的皇帝已经停止了与北京官员的所有联系，本来这样的联系也不多。僧格林沁陷于麻痹之中——或者这是他指挥下军队的惨败所导致的一—但是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按照传统的做法自杀，而是逃避，不采取行动。尽可能地挽回哥哥的皇城和中国的荣誉的重任落在了恭亲王身上。
额尔金在有限的选择中犹豫不决。他拒绝葛罗建议火烧皇宫的做法一—那是皇帝的主要居所，因为他和恭亲王达成的协议中有在打开城门时不破坏京城的承诺（圆明园就在京城外，但还是遭到了毁灭，额尔金又在进行令人发指的狡辩）。恭亲王答应移交折磨、杀害联军俘虏的狱吏。但额尔金拒绝了，他担心恭亲王只会交出低级卫兵，而不是应该对此事负责的上层官员——或许其中就包括恭亲王本人。
圆明园还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目标。欧洲囚犯就是在此遭受了非人的对待。这里也是皇帝偷闲的地方，是中国皇帝的小特里阿农宫，是逃避皇宫（中国的凡尔赛）礼仪和制度的地方。1860年10月18日，大规模（火烧）进攻的日子到来，火烧圆明园开始。
在英格兰，火烧圆明园的行动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只有激320me oum Wars
进派首相除外。奇怪的是，另外两名立场完全对立的个人也激烈抗议。阿尔伯特王子左右摇摆，既怀念18世纪的古老政体，又喜欢19世纪的解放潮流，他听到中国的消息之后非常沮丧，而不是像国内其他人所感受到的那种军国主义的狂热，因为他担心皇帝受辱和表现出的无能会导致满清覆灭，而给仇视私有财产和特权的太平天国带来好处。他的极端保守的妻子出于不同的原因害怕并厌恶北京的大火。维多利亚女王被额尔金伯爵的报复行动惊呆了。对她来说，火烧皇家宫殿比遥远宝座上的反私有制的拜上帝者更加激进。
这个亵渎文化的破坏主义行动将使额尔金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不列颠国家英雄，之后又很轻易地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忽略。一个半世纪之后，当火烧圆明园这一事件引起西方读者关注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仍然令人震惊，它给中国人内心带来的伤痛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清朝、国民政府，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的废墟作为对欧洲人侵略的警醒和谴责而被保留下来。不管哪一个政府当政，一个民族的耻辱留下来了，而且继续使一个民族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