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业界对“超级女声”的讨论

作为 2005 年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超级女声”也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激烈争论。大众化、平民化成为讨论的最核心关键词。有关超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庶民文化的胜利或草根阶层的胜利，而“超级女声”是标志性事件，代表着大众文化的崛起；

（2）短信投票与透明的竞选规则与市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有关；

（3）全新的电视节目运作方式，电视节目商业运作的成功范例；其中，前两个话题在学界和业界存在着较多的观点交锋。

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魏文彬将“超级女声”视为湖南卫视由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明星娱乐大众的时代进入大众自娱自乐的时代的标志。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常务副总监孙健认为中国电视以前教化的成分太多，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一批娱乐节目突围而出，很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①学者则认为“超级女声”预示着一种即将到来的社会主张――平民崛起的主张。“超级女声”与其说是一个电视赛事，不如说更像一个电视行为艺术。“超级女声”的走红进程已经显示，不管是审美还是审丑，不管是平民偶像的崛起还是草根文化的复兴，在大众媒介传播中，传统的固定角色思维需要得到释放，受众正在崛起的平民主张必然得到伸张，而这一主流的回归也必然成就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竞争中的坚韧影响力。②因此，有学者评价，“超级女声”勇敢地承担了媒体娱乐大众的角色。一改媒体冰冷的面孔，亲近大众，真正达到 “全民娱乐”的目的。③

但相反的意见也同样存在。人民网公布的《关于“超级女声”热潮的分析报告》中认为，超女走红的社会原因在于：1．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世俗化与功利化是“超级女声”走红的社会本质原因；2．浮躁的社会风气为“超级女声”的走红提供了社会心理依据；3．商业性的选美是“超级女声”走红的社会铺垫；4．“超级女声”的大众娱乐性迎合了青少年暂时摆脱学习生活的愿望。④王成文、高芳则为“超级女声”归纳了“七宗罪”，即：变相选美、惟利是图、愚弄观众、蔑视人性、精英的游戏、变态品牌和恶俗文化。⑤

另一方面的争论集中在“超级女声”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时代周刊》在对李宇春当选年度亚洲英雄人物的解释是，《超级女声》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在中国来说很不容易。有一种观点认为,歌迷在这次“超女”大赛中的表现，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正在兴起。并认为,超女大赛象早年意大利北部各邦民间的“合唱团、足球俱乐部、读书会”一样正在中国“开辟”新的公民社会。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