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媒体”，服务建构“和谐湖北”的伟大事业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课题。和谐社会以和谐的信息传播系统为前提，没有和谐的传播系统，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在前面，我们就“和谐湖北”的内涵、湖北新闻传媒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粗略的探讨。其目的是试图通过推进新闻传播改革，建构“和谐传媒”，以服务于建设“和谐湖北”的伟大事业。
3.1
“和谐传媒”是“和谐湖北”的前提
3.1.1
新闻传媒与社会系统的关系
人类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各部分密切相关的开放性的大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系统看成是一个“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有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②。”社会一直处于持续的发展过程之中，不断地从一种比较低级的状态过渡到一种比较高级的状态，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生生不息，进化不止。社会系统自身，又是由许多子系统或系统要素构成的。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社会系统分解为不同的因素或子系统。但更多的人将社会系统划分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和信息传播系统等，这种划分实际是把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与信息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系统之下同层次的平行的子系统。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可被列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一组成部分，我们所知的现代社会将无法继续。”它“不仅影响我们社会每日的运转”，而且还能够对“社会平衡做出某种贡献③。”新闻传媒不仅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系统，而且还会和其他的社会系统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例如， 传媒本身不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了一种赢利产业，而且还能通过强调产品和商业服务，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成为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它还因为强调供家庭消费的娱乐和通俗文化，成为当今社会家庭体制的重要因素；在自由主义社会，电子传媒布道越来越普遍，电视大学的影响也不断加强，由此， 新闻传媒逐渐成为现代宗教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而言之，传媒已渗透到我们社会体制的核心④，”成为影响其他子系统乃至社会大系统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当然，新闻传媒自身的性质、发展状态及其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由社会系统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3.1.2
“和谐传媒”是“和谐湖北”的前提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配合。甚至可以断定，一个健康和谐的传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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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华宇：《有偿新闻：权力寻租的怪胎――对有偿新闻的再批判和禁止有偿新闻的再思考》，《楚天新闻人》，2005 年第 10 期。
② 列宁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 页。
统，不仅是和谐社会的突出标志，而且还是和谐社会重要条件。
因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哪一项都离不开新闻传媒的参与。如民主作为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形式，总是意味着普通民众的当家作主，而当家作主必须以充分的知情为前提，当权利主体对社会事务茫然无知时，他的决定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时，在间接民主的政治环境下，多数人的意见要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还需要一种公开表达的渠道。不管是知情还是表意，在信息社会都离不开新闻传媒。至于公平正义的维护、诚信友爱的倡导、法治精神的贯彻、安定环境的营造、阶层利益的协调，都需要新闻传媒充分地发挥其交流、沟通、教化的职能。一个社会，只要拥有健康、发达的新闻传播系统，它的运行就可能更加顺畅，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各个区域及其他不同的利益主体，就能借助于充分的协商、沟通，达成共识，各得其所，各就其位， 彼此协调，互利双赢。这就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反之，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再发达，人民再富裕，
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信息传播系统，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能进行必要的交流、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国内与国外、省内与省外彼此隔绝，不通消息，这个社会肯定要出问题。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梁启超说，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强弱，“在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消息不通则陋。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①”。谭嗣同则把报纸视“为绝精之测量仪器，可以测其国，兼可分策其人。国愈盛者，出报必愈多……人至极暗陋， 必不阅报②。” 这种见解，值得我们深思。
3.2 “和谐传媒”的五个维度
社会系统与信息传播系统生死与共，唇齿相依。没有社会和谐，就没有传播的和谐；反之，亦然。和谐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和谐传媒为主体。建设和谐传媒，是新闻传播改革的直接 目标，也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中国当代的和谐社会建设，有赖于和谐传媒者甚多。和谐传媒作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系统，依赖于五个重要的支点。
3.2.1
充满活力的传媒系统
和谐传媒是充满旺盛活力的传媒系统。这种活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传媒系统具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一个能够支持庞大传媒产业的社会，传媒已成为能吸纳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产业链，围绕着信息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传媒产业成长为最具潜力的无烟产业，具有高投入、高回报的特征。在产业链内部，传媒产业自我发展的动力十足，而且随着信息传播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渗透，传媒系统作为信息产业核心部分的发展前景更为光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传媒产业的壮大营造了更好更宽松的环境，传媒系统不仅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而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其次，传媒系统的活力还表现在对来自外部各种干扰的抵抗上，表现为一定的独立性。此种干扰主要来自于政治和资本的权力。近代报业问世以来，传媒已经深深地渗透进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事实上，每一个有成就的政治人物，都会利用传媒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托马斯・杰斐逊甚至在致朋友的信中说：“自由报刊应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这一观点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赞同把报刊视为政府、议会、法院之外的“第四部门”。也就是说，在排除政治权力对传媒运行干预的情况下，保证传媒对权力行使一定程度的监督，是维持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另外一类国家则强调政治权力对传媒的控制，以保证传媒系统与权力系统的一致性。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主张，说服的技艺从属于政治家的技艺，是国王权力的仆役。当权力系统牢牢地控制了传媒时，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排除对决策过程的舆论压力。但如果权力出现偏差，传媒不仅难以发挥纠偏的作用，甚至还会推波助澜。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理想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在传媒系统与权力系统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和谐传媒既要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下维持一定的自主性，也要在资本的面前捍卫自己的独立与尊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本身演变成为一种产业，它必须从外部源源不断地吸取各种资源。在制约传媒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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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各种因素中，资本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不仅表现为资本对传媒行业的投资，更重要的还是资本对传媒的广告投入。广告主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传媒的报道和言论倾向。一个对资本持敌视态度的传媒， 是很难得到广告主的支持的；但如果传媒完全屈从于广告主、屈从于资本，必然会背离新闻的职业精神，
从而失去大众。传媒只有植根于大众才能获得道义的力量，这就要求，传媒系统一定要在资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对于资本的不当干预，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回绝。
3.2.2
开放多元的传媒结构
和谐传媒还应具有多元的开放结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或正在走向和谐的社会中，社会构成呈现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即便是社会主义阶段，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的情况下，社会目标的统一并不能否定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和谐不是产生于单一，只有在多样、多元的对立中，才能呈现和谐。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也就是说，多元、多样是和谐的前提，单一、划一不是和谐。
社会如此，传媒系统也是如此。大凡一个政治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其信息传播系统都会呈现出多元的结构，不同的阶级、集团，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社区范围，都会拥有相应的传媒以为其代言人。但即便是最强大的社会势力，也无法完全垄断全社会的信息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与在野党、参政党、资产者与无产者、精英与大众、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支配着属于自己的传媒系统，以保证社会多样性的延续。当今中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目标，但是社会构成的多样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客观上要求多元开放的传媒系统。在中国，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领导着几乎全部的新闻传媒，但真正意义上的党委机关报在整个报业系统中，无论是市场份额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而市场导向的非机关报刊，如市民化报刊和专业性、对象性报纸越来越受到欢迎。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国际社会，国外传媒的进入也将成为现实。于是，主流传媒与非主流传媒并存，国内传媒与外资背景的传媒同台竞技，省内媒体与省外媒体的博弈，将成为和谐社会的一道亮丽景观。
3.2.3
公正客观的专业精神
新闻传媒是由具有自主意识、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来运作的，传播者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由于新闻传播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强大的社会渗透力，传播从业者也和律师、会计、医师等职业一样，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这种专业精神和操守，不仅影响到传媒履行其社会责任，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整体和谐。
在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精神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客观性原则的坚持。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传媒的力量之源。前不久巴金老人去世时，人们对他最难忘怀的，就是他讲真话的勇气。一个诗人这样写到:“在急流中探求幸福,在寒夜中追寻光明,他告诉历史,敢说真话,才是大写的人。”新闻传播者也应该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为此他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坚持客观，面对现实，敢讲真话。 其次是对公平正义的执著。新闻传媒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伸张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有了这种执著，就能不卑不亢，“虽千万人，吾往矣”。其三是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作为利益主体固然不能回避其自身的利益，但是传媒还是社会公器，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其绝然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必须将社会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传媒利益之上，舍小我就大我。其四是坚持人格独立。新闻传播者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不屈服于权贵，也不制约于财神。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能够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而不是人云亦云。只有这样，传媒才能善尽社会责任，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3.2.4
和而不同的意见生态
和谐社会是开放多元的社会。在任何一个多元的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完全单一的意识形态。意识、情感、态度的多样化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容许多元意识、情感、态度的存在，给多元意见的碰撞提供平台， 允许多种意见的自由竞争，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多种意识并存， 并非意味着不同社会意识具有同等程度的影响力。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具有官方色彩的主流意识的影响力， 它们在意识领域的主导地位都是确定无疑的，但这并不影响非主流意识的合法存在。社会意识的多元存在，
相应地要求传媒系统的多元结构。即每一特殊群体及其意识都应该有相应的传媒加以表现，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退一步，单一结构的传媒则应该表现出超越自身偏好的包容，在坚持弘扬主流社会意识的前提下，能够对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多元意识予以反映，并且借助于多元传媒，促进不同意见的交流与碰撞，
从而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左传・昭二十年》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此处以水火相反而成和羹，预示着对立矛盾的事物也能够彼此协调，实现和谐。也就是说，在和谐的社会，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应该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多种不同的意见，在彰显主流声音的前提下，适度表达其他的意见，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3.2.5
温润和谐的语言环境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人类交流沟通的基本符号手段。和谐社会是和谐语言的现实基础，和谐语言是和谐社会的主观反映。社会的和谐必然在语言符号领域表现出来，和谐的传媒系统必须为社会营造一个和谐的语言环境。正如民间所说的，“好话一句三冬暖，话不投机六月寒。”传媒系统应该努力使用、创造一些充满脉脉温情、暖人心田的话语，为社会营造一个融洽的语言环境，使社会成员在彼此的交流沟通中，
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友善，和对人性的普遍尊重。反之，一个充满斗争、火药味四溢的语言环境，“狠斗”、
“打倒”、“砸乱”口号满天飞，绝对不能让人们感受到和谐；同样，在一个公开宣扬“优胜劣汰”、“弱肉强食”、 “撞死白撞”的社会，我们只能体味到充满血腥味的丛林法则，而感受不到丝毫的人间温情。至于“提高城市人口准入门槛”、“银行就是要嫌贫爱富”等，更是让人们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正在被撕裂，弱势群体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关照，反而受到歧视、遭受上流社会的冷眼。这不是和谐的话语，它不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不利于传媒系统本身的发展。新闻传媒一定要在语言方面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一定要慎用、不用那些反映社会隔阂、冲突、矛盾的语言，多创造一些和风拂面、暖人心窝、充满人情关怀的词句，努力营造一个舒心、温暖、融洽的语言环境，为社会成员的交流沟通提供助力。
总之，和谐传媒并非一个没有实在内容的时髦名词。它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到传媒自身开放而多元的结构、抗拒外来压力及传媒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传媒从业者的职业精神，而且还包括传媒展现的多元意见生态和语言环境。所有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无论缺少其中的哪一样，传媒系统都很难说是和谐的。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传媒系统自身也必须臻于和谐的境界。传媒的和谐一方面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是新闻传播从业者自身的努力。只有处理好与权力、资本的关系， 发掘传媒自我发展的潜力，坚守客观公正的底线，才能展现多元的意见生态、营造和谐的语言环境，促进社会的政治沟通，消弭分歧，增进理解和相互包容，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
3.3 推进传媒改革，服务“和谐湖北”建设的目标
要服务于建设“和谐湖北”的伟大事业，湖北传媒及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笔者拟向湖北省委、省政府及省内新闻传媒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3.1
完善传媒宏观管理体制
我国现有的传媒管理体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这种管理体制在方式上较为单一，集中表现为政府对传媒的行政干预和直接管制；由于缺乏其他管理方式的制约与配合，最终造成政府管理职能的越位，对传媒的宏观指导趋向于微观指令，并按照行政区划对传媒进行垂直的和多层次的管理，从而使传媒的发展遭遇了较高的行政壁垒。要激发传媒的活力，必须理顺宏观管理体制。首先要改变单一以行政为主的传媒管理形式，实现传媒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其次，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应当主要以间接手段进行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调控，不直接干预传媒的生产报道活动；强调对传媒多提供预测性、参考性和指导性信息，大幅度削减指令性要求；集中精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为传媒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其三，突破限制传媒发展的政策瓶颈，明确传媒集团的性质，完善传媒投融资体制。其四，加快新闻法制化建设，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法律手段为主。在法治原则指导下，赋予新闻单位更多的自主权。各新闻机构要逐步由机关化过渡到企业化，在实行法人治理的前提下完全落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收自支”的方针。这样，传媒发展的死结就会自然解开，传媒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充分地发
挥出来。
3.3.2
建立合理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
在微观上，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合理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为此，必须首先明晰产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打造新型的市场主体。“应当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①只有明晰了产权，才能弄清楚究竟谁是国家出资者及其代表，具备什么样的权益；谁是债权人，具备何种权益；谁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又应获得什么样的权益。其次，健全财务监管机制，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①实行以集权式管理为主、分权式管理为辅的财务管理模式。对资金的管理必须处于集团的总体控制中，以减少资金的浪费；同时，要建立起集团统一的资金结算中心，禁止二级部门多头开户；实行资金、投资、物资采购、收益分配及财务人员全部集中管理；②变“计划财务”为“企业财务”，使财务管理真正参与传媒集团的经营决策。财务管理要变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变“事后结算”为“事前分析预测”，强调事前科学预测，给决策层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③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检查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企业化运作过程中的财务风险和道德风险，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
3.2.3 推进传媒集团化，整合传媒资源
自 1996 年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成立以来，传媒集团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今，不仅在报界、广播电视界，就是出版领域、新传媒领域，都出现了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但从目前组建的传媒集团来看，仍存在着行政翻牌、政事不分、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不少集团“集”而不“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实现真正的规模效益。因此，要使传媒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必须进一步深化集团化改革， 全面提升传媒集团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为此必须明确集团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根据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利制衡机制。在集团化的带动下，以主流传媒（如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为核心，推进省内传媒资源的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大做强主流传媒。
3.3.4
延伸传媒产业价值链
在市场化条件下，要做大做强传媒产业，必须发掘传媒资源的潜力，促进信息资源的多级开发，以实现传媒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探索传媒产业价值链经营。产业价值链是以某项核心价值或技术为基础， 以提供能够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为目的、具有相关衔接关系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组合。传媒产业价值链的构筑，有利于优化传媒的产业结构，合理配置传媒产业资源，分散市场压力，保持传媒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强调多元化经营的今天，构筑稳固有序的产业价值链是实现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但是，价值链经营的关键，在于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核心竞争力是指该传媒在经营和发展中胜过竞争对手的核心的资源和能力的总称。它是该传媒以其主体业务为核心形成的能够赢得受众、占领市场、获得最佳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在众多传媒中保持独特竞争优势的那些资源和能力。在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利用强有力的主业张力向其他行业扩展，同时以主业的引力来吸引其他行业的资本，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扩张和整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价值链。
3.3.5
促进传媒与资本的联姻，加速传媒产业发展
要深化集团化改革，必须减少集团化运作中行政意志的力量，打通传媒与资本的联系通道，探索传媒与资本结合的有效模式。如果实现了与资本的联姻，以资本作为连结相关传媒资源的纽带，以资本单位为主体参与市场资源配置，不仅能够增强传媒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迅速扩张，而且有助于改变传媒的股权结构，重新设计和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并通过发挥资本市场监督作用提升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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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水平，最终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这方面，省内传媒及宣传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 2001 年“两办”17 号文件的激励政策，鼓励有实力的主流传媒“开辟安全有效融资渠道，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当然，与资本联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环境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错误的联姻决策，甚至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以致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3.3.6
协调城乡传媒发展，缩小信息鸿沟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湖北省地处中国腹心，其新闻传媒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而有了质的飞跃。但也必须看到，在传媒发展方面，城乡之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所能享受到的信息资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甚至可以说，随着经济差距、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城乡居民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信息鸿沟呈现了加大的趋势。这在湖北省表现得尤为突出。为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在新闻传播领域，也要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在资源投入方面，要尽量向农村倾斜。要充分利用中央的有关政策，促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顺利完成，提高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同时，坚持三贴近的原则，根据农民的需要，办好地方党报，或突出党报的农村服务特色，在发展农村邮政电讯事业的基础上，改善农村的报刊发行。利用县域经济发展的契机，发展地市报纸的县域版，或适时恢复发展县市报纸。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城乡信息鸿沟，实现城乡新闻传播事业的同步发展。
3.3.7
重建新闻道德，推进行业自律，完善职业形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新闻界也出现了专业精神缺失，职业道德沦丧的问题。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庸俗低级、错误导向及不良广告，一时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五大公害。传媒工作者斯文扫地，公信力受到极大的伤害。要改变目前的窘境，只有重建新闻道德，强化专业精神，推进行业自律，以提高职业操守，完善职业形象，恢复人民对新闻传媒的信心。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关键不外在于以下三个环节：道德规范的重建；道德修养的提高；自律机制的建立。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建立完备的行为规范体系，具备了完善的自律机制，同时，传媒工作者也有鲜明的专业意识和职业精神，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其职业形象自然会得到彻底的改观，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就会重新树立起来。省委、省政府可以利用武汉地区新闻教育发达的优势，以主要高校为基础，建立新闻评议会，扮演常设的自律机构行使传播争议的仲裁权。
3.3.8
加快报道业务的改革，提高传播效果
以上所论，限于传媒体制改革的范畴，涉及到新闻传播的深层次核心问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
即便所有的体制问题都解决了，新闻传媒也不见得就能够臻于和谐的境界。这是因为，新闻传播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它有其特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解决体制问题，为认识、利用新闻规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条件具备不等于能够充分地利用。新闻传媒要在建设“和谐湖北”的伟大工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传媒工作者必须精通传播业务，掌握新闻规律，娴于宣传技巧，并在传播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具体问题、事件的报道上，表现出高超的艺术。这就要求省内新闻传媒工作者，立足于湖北省情，尊重并且利用新闻规律，在政法新闻报道、经济新闻报道、社会新闻报道及广告传播方面
①，大胆改革，锐意创新，以最快的速度、最合适的形式，报道最适宜报道的事情，充当社会交流的意见
平台，扮演和谐社会的哨兵，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只有这样，湖北传媒才能利用体制改革造就的合适环境，而进入和谐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4 月出版。
[2]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1999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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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在政法新闻报道、经济新闻报道、社会新闻报道及广告传播方面，可参见本文作者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提交的研究报告
《新闻传播改革与“和谐湖北”的建构》完整版。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4]邓伟志《和谐社会笔记》，第
12-13 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5]王名：《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出版。
[6]斯蒂芬・小约翰：《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7]丹尼斯・麦奎尔：《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8]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4 页。
[9]（日）猪口孝等著，林猛等译：《变动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10]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
7 月版。[11]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 73 页，1987 年版。
[12]蓝鸿文主编：《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出版。
[13]蔡凯如，黄勇贤等：《穿越视听时空――广播电视传播论》，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14]陆地：《中国电视产业的危机与转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版。
[15]《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16]（美）梅尔文・德弗勒等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 页。
[17]（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宋景堂等译：《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
[18]（美）韦尔伯・施拉姆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 年版。
[19]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20]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选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1]（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22]陈家村：《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光明日报》，2005 年 4 月 12 日
[23]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05 年 2 月
19 日。
[24]罗以澄 詹绪武：《新闻传媒和谐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光明日报》， 2005 年 11 月 15 日。
[25]赵子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求是》2005 年
11 月。[26]李聚山：《如何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日报》2004 年 11 月
16 日。[27]湖北省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量指标，http://www.stats-hb.gov.cn/
[28]葛彬超 陈春保：《建设“和谐湖北”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湖北日报》 2005-5-12。
[29]陈智愚：《媒体要在建设和谐湖北中发挥引导作用》，《新闻前哨》，2005 年 6 月。
[30]赵路平等：《和谐社会中的媒介角色建构》，《传媒观察》，2005 年第 4 期。
[31]梁道刚：《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求是》杂志 2005 年第 1 期。
[32]刘云山：《按照构建和谐社会要求
深化拓展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求是》，2005 年 10 月.
[3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课题组：《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
―2004-200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管理世界》，2005 年第 1 期。
[34]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焦点访谈的实践与新闻改革的思考》，《开放时代》，2000 年 5 月。
[35]施 华
柳顺华：《和谐社会与传媒的社会责任》，《新闻前哨》2005 年第 10 期。
[36]李俊德：《健康舆论监督与和谐社会构建》，《新闻前哨》2005 年第 7 期。
[37]黄承喜、付春晖：《湖北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思考》，《统计与决策》2003 年第 6 期。
[38]辜子寅：《湖北各地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湖北广播电视学刊》2005 年第 3 期。
[39]程世寿：《湖北农村新闻宣传工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40]湖北省报业协会：《湖北报业现状综述》，载《中国报业》2004 年第 4 期。
[41]唐绪军：《对石、汉两地报业同行争端的思考》，载《中国记者》1999 年第 8 期。
[42]《新闻工作者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自律公约》，《长江日报》2003 年 7 月 08 日。
[43]王泊：《有偿新闻的本质及其法律责任》，
《新闻记者》2003 年第 10 期。
[44]文有仁：《新闻公害与职业道德》，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 年 4 月 1 日。
[45]王强华：《新闻管理和报刊繁荣》，《新闻战线》，1992 年 5 期
[46]王中云：《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与传媒资本经营策略调整论略》，《中国传媒报告》，2005 年 1 月
[47]王中云：《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与传媒资本经营策略调整论略》，《中国传媒报告》，2005 年 1 月。
[48]喻国明：《未来传播市场：何以争锋――当前中国传媒经营模式解析》，《新闻实践》，2004年3 期。
[49]朱学东，景延安：《叩问传媒资本市场》，《传媒》，2004 年 9 月。
[50]赵正：《传媒业转制鼓声越敲越紧
投资领域冷热不均》，《中国经营报》，2004 年 8 月 28 日。
[51]喻国明：《未来传播市场：何以争锋――当前中国传媒经营模式解析》，《新闻实践》，2004年3 月。
[52]郑保卫、唐远清：《试论新闻传媒核心竞争力的开发》，《新闻战线》，2003 年 1 月。
[53]刘祖禹：《说说社会新闻》，《新闻战线》，2003 年第 5 期。
[54]陆晔 王硕 侯宇静：《突破从“民生新闻”开始―－<第一时间>与地方电视新闻发展前瞻》，《现代传播》，2004 年第 4 期。
[55]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国际新闻界》，2004 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
张昆，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发展史、政治传播学。
刘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副教授，研究领域：新闻传播理论。赵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