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落入了自由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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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落入了自由的陷阱


a)        
20世纪结束了。你或许认为它的事件和发展轨迹早已由来自好莱坞梦幻工厂的富有想像力的编剧和老练的导演构想好了。这个世纪开始于各类意识形态和各种经济危机、独裁和战争;然而,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的帝国20世纪是一个有着美满结局


b)        
的童话?


c)        
这种看法有其道理。苏联帝国的瓦解以及对它非人道的意识形态的世界范围的揭露标志着历史性的重大改变。它宣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两次主要革命以及它们骇人的压迫系统,以及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引发的专制和自由民主40多年的对峙这一发展历程的终结。但是东方和平演变揭示出的根深蒂固的问题超越了20世纪。它们使人很难相信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快乐的历史的终结,因为紧接着冷战结束,真正的战事回到了欧洲。前南斯拉夫的大屠杀,巴尔干半岛上的枪杀与强奸、集中营与种族清洗,更不用说俄罗斯的车臣战争。这些均警示我们:没有理由在20世纪末欢呼。


d)        
在美国和欧洲,东西对峙的长期后果正日益显示。50年来,我们让聚光灯射向东方,一直聚焦易北河彼岸的强大敌人。苏联共产党的每一次发言,波兰军队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代新型核武器系统的发布决定了西方的脉搏。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府高层首脑会议、红场上的阅兵式、东德边检站士兵的冷峻面容成为西方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形成了东方会发动突然袭击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大西洋两岸,庞大的毁灭性的战争机器被建立,两大阵营党派进行了不可胜数的战争。一大批间谦传回或真或假的关于潜在敌人的情报。军事对峙数次处在升级的边缘。这样,一个生死对手产生了。每一方都极力宣传本方系统的


e)        
成功,并把自己描述成完美无缺,而且尽一切可能排斥任何批评。最终,苏联的共产主义系统失败了,因为即使是如此精密的宣传机器也无法掩饰它的教条主义的系统的缺陷,无法掩盖其代言人采用的完美的压迫手段的缺陷。华沙条约国的经济互助委员会遭受的经济灾难过于明显,莫斯科管制政府对付其卫星国的方法过于野蛮和残忍,核武器竞赛造成的经济和生态损失过于严重。


f)         
尽管东西方竞赛最终演变为军事和经济的对峙,其核心和根


g)        
源乃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对苏联社会主义独裁和西方自由民主的学术与政治争论的焦点造成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人们在社会和国家中可以或事实上必须享有多少自由?自由是否存在一种基本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把世界划分成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划分成反动分子阵营和进步人士阵营,划分成朋友和敌人。因此,东方阵营的衰亡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所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是为了取得更多自由,才导致1980年在波兰成立团结公会,导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施行新思维,导致东德的和平演变和共产主义统治在东德的最终解除。


h)        
正是对更充分自由的渴望给予生活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俄罗斯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的民众坚持的力量和反抗的勇气。


i)          
在对峙局面结束后,西方也同样面临挑战。因为在1945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失去了其最重要的一种稳定和身份确认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依靠。在摆脱了外部政治和军事的压力后,西方首次在19455月后需要创造合法的自由目标。克里姆林宫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的预言正在实现。


j)          
1989年他威胁西方道:我们要对你们做可怕的事;我们将带走你们的敌人。


k)        
阿尔巴托夫的诅咒能否应验主要取决于西方能否运用它的


l)          
新自由。因为西方在过去的50年中也从事危险的发展活动。


m)      
西方曾经相信其自由仅仅受到外部苏联武装和宜传机器越来越强烈的威胁,由此西方的自由观念蜕化成防御性的思想工具。防范东方敌人的自由观念得到广泛认同,并占据政治言论大部分。结果关于自由的政治辩论成为禁忌。任何试图在本方阵营里谈论自由丧失的人都很快被怀疑被灌输了共产主义,并且完全处于敌方的立场上。由此,西方的自由观念逐渐在政治的舞台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在社会的层面上被不断地剥夺其含义。半个世纪


n)        
的繁荣、发展和安定把西方的自由变成一种日常事务,同时蜕化成相当武断的事情。


o)        
这让西方落入了自由的陷阱。当我们在二战后为防止外部势力对自由侵袭而备受困扰时,我们的自由观念被20世纪60年代个人自我实现的各类思想,被一种对科技进步及经济进程的统治地位的信心所促使,在西方民主体系中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侵蚀了自由的界限并使其缺乏约束。一种破坏性的自由观念发展起来,它制约个人的交往能力和建立合作关系的能力,同时也阻碍了社会融合。作为对自由进行个入中心主义阐释的恶果,我们把自由变成我们自身的对立面。


p)        
社会和政治成为吞噬自由民主社会基础的集体自我主义的工具。对手仅仅消亡几年之后,西方不是荣耀的胜利而是更像病入的事实愈来愈明显。腌升的犯罪率和暴力、原教旨主义团体的增殖、社会融合的消蚀以及家庭危机只是西方弊病的几个病征面已。尽管西方物质富足、旅行自由并且存在前所未有的消费机遇,物质欲望仍然很顽固,而且伴随有定位的缺乏、不满和颓废。我们已经击败了主要对手自由压迫者,但似乎我们并不能满足于这个胜利,因为我们不明白该如何运用我们的自由。


q)        
对知识界领导地位的欲望和对价值观的追求相应地强烈起来。所有西方新闻杂志,从纽约到伦教到柏林,周而复始地报导对美德和价值观的迫切需求。在美国,一群于20世纪80年代联合起来的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致力于发展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群居生活的新模式。共产主义者严厉批判意来愈多的拒绝担负对社会公众和后代的责任的人。他们号召对他入、公众意志和容忍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敦促个入更多的承诺和积极的参与;他们提倡回归长期建立的家庭伦理观和可控制的小圈子中的生活。阿拉斯戴尔麦克因泰尔哀叹美德的丧失,我们的社会无法就诸如堕胎、战争和暴力的中心道德问题达成一致。他宣称


r)         
启蒙思想的终结并号召回归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迈克沃克、


s)        
阿米台伊兹奥尼、约翰罗尔斯、查尔斯泰勒等等尖锐地指出必须讨论西方社会的道德基础。他们所有人都拥护价值观的首要地位,也拥护能在其学术自信基础上定义新目标和发展新视角的能动的社会


t)         
有事实表明,欧洲也同时激烈讨论着类似问题。不计其数的报纸文章论述着价值观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畅销书被人们购买,诸如尼尔波茨德曼的《童年的消失》,乌尔里奇威克特的《美德书》,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以及英国,有一个话题正被越来越多地关注,那就是:偏离西方文化的价值观、理想和本源的民主中难以察觉的发展。批评家一致提倡公民拥有公众意志,如团结、自我开发,以及形成责任感。此类讨论长久以来都圈于政治圈子内。德国总理赫尔姆特科尔在1982年宣布他的立法计划时,作为西方政府首脑第一个提出精神和政治的改变。数年后,乔治布什与约翰梅杰又发现了家庭价值观。希拉里克林顿为迎合美国公众道德情感与责任意识写了一部畅销书。19975月的大选胜利后,托尼布莱尔也强调他要让英国的道德重回正轨。


u)        
然而,这些政客的呼吁是徒劳的。号召更多责任感和公众意识只会被当作耳边风。毕竟关于价值观的讨论只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现象的外壳而已。讨论的焦点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因素,即把自由作为我们价值观的精神基础。如果我们不讨论这一精神基础,价值观的危机很可能变得更加严峻,人们将更强烈地渴望精神定位。独裁头目和他们的口号将会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并且能够把自由作为陷阱谋求私利。这会为一个独裁的世纪铺平道路。当他们进人第三个千年时,西方的民主将而临最大的挑战,因为维护自由的斗争将呈现全新的面貌。保卫自由的方法将不再是武器或军事战略,而是使人信服的争论和通过民主取得的合法权


v)        
力。这场自由之战必定将比冷战更为艰难,不仅由于我们要用不同的武器,更因为我们不是要在外部而是要在我们社会的内部寻找自由的敌人。


w)      
20世纪崎岖的历史中我们至少应该学会:价值观不会处于不变的状态;这里没有确定的东西。没有一种文化,甚至是西方文化,能免于重新堕落成野蛮文明的危险。德国,一个曾经创造出像康德、歌德、贝多芬和巴赫这样的文化巨匠的文明国度,其从1933年至1945年间的灾难性历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价值观处在不断动荡之中。概念当然不变,但其内涵千变万化。因为在过去的50年中,我们一直注意的仅是它的外延,并且推断它的内涵原封不动,所以我们已经落入了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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