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面临挑战的政治制度

a)        
日本和中国是东亚惟一将工业建在旧基础上而进入地区新经济的两个国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效仿的将是朝鲜）。在韩国，大部分日本占领时建造的工业和系统毁于1950~1953年的战争（在朝鲜，工业被暂时转入地下）。而台湾地区、菲律宾、泰国和欧洲的东南亚殖民地只有少数纺织厂和食品加工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得靠白手起家。农业当然不必如此。但或者是由于日本战前（或其后各式的改革者，包括中国共产党、美国入、朝鲜入和国民党）强制实行土地再分配，或者是由于像泰国一样没有一个地主阶级去替换，50年代以来，除菲律宾外，每一处地方的种植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小农业者手中。进入60年代，东亚社会几乎没有一个拥有政治上地位牢固的商人阶层或地主阶级。

b)        
这些社会的政治命运也受战争和国内冲突的影响。在朝鲜半岛，1950年开始的北方与南方的冲突三年后以没有正式和平的形式结束（基本上结束于两个新生国家一开始划定的界线上）。北越于1975年赢得了他们打了30年的战争并统一了国家。在束埔寨，五年的内战以1975年红色高棉的胜利而告终。这正是促使越南侵略的原因。越南称它渴望抵制来自北方“林中之虎”的威胁。

c)        
在老挝，冲突被美国击败原北越的决心所激化，并且在1975年因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结束（除了1987年与泰国发生的短暂的流血边界战争）。在印尼，苏哈托的新秩序建立在1965年苏加诺对军队和共产党不稳定的依赖崩溃，以及之后成千上万共产党的支持者被屠杀的基础之上。自冷战结束后，冲突在西方平息下来。但是在缅甸，在对仰光的愤怒和毒品利润的驱使下，政府与

d)        
北方公开的分裂者之间的内战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在90年代的菲律宾群岛、北苏门答腊、前葡萄牙殖民地东蒂汶和印尼其他分散的岛屿上，还有零星的对抗。

e)        
在内战持续，土地和生意缺乏充足的利润时，许多东亚原殖民地国家类似于非洲的殖民地国家，而不像亚洲其他地区及拉美的殖民地国家。军方施展权力并不是因为它们喜欢让一个阶级或阶级联盟去倾轧另一个阶级，而是因为除菲律宾以外没有建立一个可以喜欢的阶级。它们还因为在政治、经济、原料、后勤方而得到来自一个或其他的大国的支持而壮大。90年代末，它们仍在缅甸施展绝对权力，在朝鲜、印尼和泰国保持影响力，也许还是决定性的权力。只有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它们统统处在政治之外。约翰・隆斯代尔已经很好地谈论了非洲，但没有人谈论亚洲，说它是“对人类历史最明显的贡献是一种以超脱国家的合理和平的方式存在的生活艺术”。权威性的公共权力的制度化实践在中国存在最久，并在欧洲人和北美人到来之前，建立在现在是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尼的一部分、朝鲜和日本的领土上。正由于这段历史，战后凯魄权力的人才能够成功地利用“国家安全”和对重建发展的需要而宣布建立绝对的权威。

f)         
它们真的一次次想检验这种权威。早在1946年的菲律宾和泰国，1947年的日本、1948年的韩国和1951年的缅甸就有了投票箱旁正式的权力之争。在1955年的柬埔寨、印尼和马来亚，1958年的老挝，1959年新加坡（当时仍是马来亚的一部分）和70年代后的台湾地区就有了结束殖民地之后的大选。但除了泰国1973年和1993年软弱的联盟选举，以及日本1993年至1996年间执政的自民党面临的挫折（1997年它仍未恢复其绝对多数地位），该地区没有任何清楚而非强制性的权力移交。1947年日本的社会主义执政内阁在美国占领的压力下于1948年退出，从此保守派联盟当政，仅在90年代中期被中断。菲律宾是个爱争吵的施行寡头政治

g)        
的地主国家。它崩溃于1992年的戒严令（马科斯因被拒绝参加第三期任职的竞选而叛乱），在一时的公众热情之后，它于1986年在差不多相同的条件下再次出现。1960年，缅甸选出平民政府（那儿1951、1956和1960年的选举是东亚除日本外惟一遵循宪法规定程序的），但在1962年被军方推翻。在1958年的老挝和1975年的泰国当选的平民政府在几个月内倒台。柬埔寨1955年上台的政府于1968年被美国的突然行动破坏。印尼1955年被选出的政府（印尼惟一的一次自由选举，也有争议地成为二战后东南亚最公开的一次选举）在四年后被其领导人以新的“指导性民主”的名义推翻。最为古怪的也许是，缅甸军方的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会议在1990年举行，它被观察家称作“自由和公平”的大选。然后，军方又着手阻止获胜的国家民主联盟施政。李承晚输掉了韩国国民议会1958年的选举。在他1960年因最后一次政治暴力而蒙羞之后，议会给了一个新政府仅100天的生命。但到了1997年，该国有了一次对反对党的和平交权。1965年以来，在印尼、马来西亚、

h)        
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省、越南，根本没有一次权力移交。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些有正式自由的宪法（而且常有数个）的事实因此毫无意义。惟一保持不变并被正式实施的宪法被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盟友于1946~1947年施加于日本身上。

i)          
因此，没人能从这些选举中看出多少含意来。像他们许多别处的同辈一样，东亚的掌权者们上演如此的竞争是为了保证他们的统治会被那些期望政府是依赖公众投票的人接受，是为了暴露并且如愿地削弱那些考虑以其他方式反对他们的反对者的力量，是为了正式地承认他们的权力依赖于人民的事实，并且戏剧性地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然而，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东亚政府甚至很少假装代表一个主权民族来统治。他们统治，并在统治中认定看起来是一个好人比维护法律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少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合乎规则的正当理由。他们的确通过官僚机构实施

j)          
统治，因为这些和其他地方的国家官僚机构起着同样范围的作用，所以人们认为它们因为差不多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被设立。但一个表面上的共同点又一次掩盖了一个微妙的但具有决定性的区别。在西欧，国家官员是民众的公仆，正如名称所暗示的，他们代表公民服务于国家。在美国，他们代表执政党服务于国家。在东方，他们服务于一个将自己既看作委托人，亦看作代理人的国家。

k)        
亚洲现代官僚制度起源于政治上富有争议的明治第一个20年。群党纷争，任何执政者的权威永远都是问题。解决不确定性的一个方法即是屈从于公众观点。另一个方法是授予国君绝对权力，并宜布他而非民众，体现了国家利益。第一个方法被民权运动和早期政党中依赖英美的人运用。政治元老派采用了第二个方法。他们派了一个同僚伊藤博文到普鲁士，后为他的报告而欢欣鼓舞并取得了胜利。他们拒绝接受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分开的领域的想法，排斥政党，将国君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并决定国君由一个通过考试才获取资格的官僚阶层来服务（伊藤博文觉得这也可仅由从新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学历所决定）。这样就可保证国家的利益得到满足。

l)          
伊藤博文很清楚。1888年，在这些措施被赋予宪法效力的前一年，伊藤博文观察到，“如果将政治委托给人民进行无休止的议论，国家将定会崩溃。”19世纪90年代现代遇罗的政治建筑师，20世纪50年代初期韩国的领导人，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掌权的人们都接受这个观点。他们跟随日本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概念和实践都有所不同。治国思想跟随苏维埃国家和党的取舍。只有菲律宾的寡头政治步美国的后尘。日本模式是一件可用来抵制异议，对内满足军方，对外满足大国，对内重建和指导经济的绝好工具。事实是在日本1945年的被占领期，在泰国，在摆脱殖民的国家，甚至在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美军驻防的韩国，来自内外的压力都使它们调整成一个伊藤博文讨

m)      
厌的民主形式（如果不是民主精神的话）成为必要。但是，因为组建不被攻击的执政党是一种倾向，因为新设立的宪法将权力移交的可能性将缩减到最小，因为政界、法律界、商界和军方能依靠“人性的静脉”非正式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官僚阶层和政界能一同保持权力。

n)        
正如地区外许多人和地区内一批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印尼和泰国正迈向更西化、自由的民主，并且这一进程正处在成败攸关的时刻。除了贫困减少之外，印尼是该地区较大国家中最不发达的一个。它的公务员队伍人员膨胀，受教育水平低下，政治腐败，无法很好地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明确表述政策，苏哈托因此依赖他的“伯克利黑手党”，一小群受训于美国的经济学家。他们直接对他负责，并从他那里得到发挥才能的自由。他们能够采取猛烈的措施结束高通货膨胀，并保证在1967年平衡预算的目标被写人宪法，他们能够驾取1975年国有石油公司Partamina的崩溃（这影响到5万雇员，并留下相当国民收人40%的债务），他们能够在1986年油价下跌后放开经济，他们还能在1997年保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定的条件得到满足。与此同时，总统必须依靠委托人。这些委托人当中有几个是从苏哈托处得到慷慨的土地使用权的他的孩子们，有通过经营基本粮食的执照而赚钱的华裔商人，有苏哈托从德国的航天工业召回以发展印尼高科技产业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哈比比教授，他们都依赖于苏哈托本人。现在军方赚取好处的力量也许在下降。他们对国家企业和镇压敌对势力的介入（以他们所谓的保护革命和共和国的“双重作用”的名义）现在看来似平是有害的，他们的出现不再像过去一样适合苏哈托在国外的支持者。

o)        
印尼公共机构的力量在于政府党派，它通过惟一许可的对公务员、商人、农民、劳工、专门职业者、妇女和青年的联系，及其对村长的任命来控制社会较大范围的日常行政。它也是惟一可以被接

p)        
受的表示抱怨的渠道。宗教协会都是独立的。由并非以忠诚而闻名的哈比比领导的印尼穆斯林智者协会是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官员、专门职业者和商人的资助网。被允许合法反对政府的两党是被完全制约的。仅有的逃脱其控制的非宗教协会是非政府的，它们或被鼓励成为商业性组织，或被阻止扩大影响。在这些方面，印尼是虚弱的。年迈的苏哈托没有明显的接班人，而他高度个人化和政治化的机构能否长久存在也根本不清楚。（尤其是假如1997年的货币贬值引起对物质上的结果的普遍不满，并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坚持粮食和高科技产业必须放开。）统治的规则自身也许会有变化，但如果这是对一个更开放、更富竞争性的民主国家而言，没有人能看出这会如何运转。没有一个既定、称职、合理面不受个人影响的政府，很难看出这一切如何走下去。

q)        
恰恰相反，尽管宪法的细节常被修改，泰国的政权却十分稳固。此政府非彼政府。不同于印尼的宫员，泰国的官员具有专业素养，而且较有效率；但它并不是为保护一个政治阶层不受内部不合、公众意愿或军队的侵害而建立的。泰国特殊的政府包括职业政治家、前任军宫和一大批靠向农村选民分发赞助而被选进议会的地方政治老板。不稳定性在于，这些人组成多数派，并且因此可以选择政府，因而遭到城市中产阶级和军队的反对，从而被他们频频以政变推翻。在这个竞技场里，促成泰国政府的人通常不是推翻它的人，一切视更发达的城市与农村间的巨大差异而定。20世纪70年代，事情有了非常巨大的转折。美国（又一次没有预告）改变对华政策时，一个巩固的军政府（成立于政变中的政变，像当时第三世界其他几个国家一样）失去了可靠性。1973年秋季史无前例的示威活动一下子将50万人推上曼谷街头。一个临时政权同时许可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和宪法修正案。这一切和一个左翼政治家占主导的新政府以及三年后右翼政府发布的超出议会职权的动员令（右翼惊惧于泰国发生的一切和左翼力量在越南、老挝、柬埔

r)         
寨的胜利）最终都结束于另一场政变。乐观主义者现在希望中产阶级和军方（其权力在任何事件中都削弱了）会逐步承认农村居民物质上的不满。这情况最有力的基础存在于冷战的结束之中，更持久些的基础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泰国如同日本一样，只有官僚机构已建立对国家权力交接的垄断，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才会出现。目前竞争及其所依赖之腐败的价格使财政控制微弱得不可救药。

s)        
有人也许会说，印度展示了泰国的希望，而巴基斯坦则展现了它的担心。

t)         
然而，无论它们的过去有何不同，无论每个国家在冷战时经历了什么困难，人们会期望东亚国家在越来越繁荣时变得更“民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目前“发达的”韩国迈向更公开的步伐可以体现这一点。韩国确实走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过去。1961年金泳三带领一帮军事学院的同学在韩国搞出了军事政变。由于年轻而不能公开掌权，这些人接受金泳三一个较年长的亲戚朴正熙为他们的领袖。朴正熙发迹于日本关东军并逐渐向往殖民权力。他的军官团开始模仿他。然而到1971年为止，一切都显得困难重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了对大公司的贷款，美国停止对韩国人的雇用，并在越南也不再使用韩国生产的军用物资。一个民间对手金大钟几乎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了朴正黑。于是，总统修改宪法压迫反对力量，并通过一个选举团认定自己的永久连任合法。他在八年后的一个晚餐时被韩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开枪打死。凶手说他认为朴正黑走得太远了。一个新的政变将同样来自军情机构的全斗焕带入青瓦台总统府。全斗焕限定了总统的任期，然后暂停使用新宪法，并通过立法国家安全议会进行统治。

u)        
（他甚至派人绑架金大钟，并把他带回判以死罪；美国促使他变得仁慈一点。）全斗焕被毁了，这是因为他在1987年任期结束时坚持他的继任者由选举团产生，并且他选择的继任者是卢泰愚，为他在1980年夺下汉城的海军将军。首都爆发了由学生和大批白领工

v)        
人参加的示威。美国因被认为支持这样的政权而感到尴尬，并又一次施压，以上两个因素迫使卢泰愚放弃他的朋友，又一次修改宪法。这即是韩国第六共和国。

w)      
分裂的反对派承认1987年卢泰愚的民众选举。第二年，执政党丧失了国家议会中的多数地位。但到1990年，卢已成功地通过说服三个反对党中的两个加入来扩大自己的党。这个从前的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于1992年当选总统，这是其加人卢泰愚的执政党所坚持的一个条件。到了1997年，统治集团因为受到腐败指控和其他事件而分裂，经济上又遇到麻烦。它的强烈对手金大钟因而决定于年底再次出来参加总统竞选，对抗一个缺乏信任度的、分裂的右翼并取得胜利。

x)        
这些历史可以而且已被说成是不断增长的自由化进程中的故事，这种自由化是在不断增多的无数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对国际事务更为敏感的中产阶级所施的压力下形成的。但在西方人眼中，每个国家的执政党都保留了较少的党，而不是由大笔现金资助的党派联盟。这些执政党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并且对公众异议十分厌恶。

y)        
反对派和国民党一样因一些事件，如与中国大陆关系而四分五裂。1997年12月韩国大选前的竞选时期，金大钟的党与金泳三达成协议。在其从全斗焕的金融丑闻中恢复过来后（韩国人干掉一个有影响的敌人的最简单方法），金泳三准备好在1990年与卢泰愚联盟的理由。他向选民做了连任的保证。金大钟从汉城南部地区得到选票，并指望以此掌握国防和外交。韩国成功的钢铁工业的设计师、在1990年被卢泰愚推为新的联合政党主席的 Park Tae-joon为陷入金融丑闻的卢泰愚和全斗焕请求赦免。他从东部得到选票并期望掌握经济。尽管新加坡举行定期选举并且从不腐败，但其政党一贯控制信息，约束反对派。马来人，尤其是中产阶纸，自1971年以来便从有利于他们的种族歧视中得益不少。无

z)        
论在韩国、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选举人从未体现过倾向于马来西亚总理称为“狂热自由的民主”的举动。他们看重秩序和稳定。

aa)    
他们相信稳定保证他们的繁荣，他们乃至他们的前辈们都体验到稳定总是比内部倾轧好。

bb)    
“一位参与1881年日本改革的人士说，随便用什么称呼这个政府，但谁会否认它在维护安全和4000万灵魂安乐方面的功绩？”这是一种100年后东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很少有人会反对的情感。如果说他们正在改变看法，那么他们做得太慢了。1993年以后日本政治发生了变化，很少有选民倾向于支持自民党，党内各派准备组成新党。可以相信的是，这些变化表示对城市消费者和经济中更广泛问题的更为强烈反应。甚至可以相信，金大钟在位时能信守诺言，在2000年前将韩国从总统制变为议会制政权。

cc)     
至今仍然趾高气扬而且腐败透顶的政界也许开始接受这一点，他们至少应该显得更负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