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独裁主义的魔怪

a)        
据说在自由主义和“道德的大多数”之间存在着新文化斗争（原文为kulturkampf，来自德语，指自1872年至1887年德国政府与天主教之间引起的争端，德国政府欲夺取教皇在教育上及宗教上的任命权，最终失败。――译者注）。在地球村里，世俗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拥护者觉得没有世俗自由主义，历史所委托于我们的多元文化并具多重性的社会将在虐杀流血中消亡。有

b)        
些人说一个以世俗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值得保存。而根据另一些人的观点，包括我在内，世俗自由主义绝不会幸存下去，因为它是为自我毁灭而设计出来的。由于其自身的缺少贞洁，世俗自由主义受到了削弱，并似乎注定要为人们所淡忘。过多的堕胎与安乐死使生命价格大跌。它们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拥护者剥夺了其自身保护其他被遗弃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质的权利――如罪犯、危害社会分子、携带基因缺陷者以及过剩的贫穷病残者。自由主义的原则在世俗的手中成为死亡集中营和优生学的前卫。

c)        
而在这同时，多文化方针只是贮存未来大屠杀的血液而已。

d)        
对于生活方式的容忍使我们面临着家庭对新的模式的无法预见的影响，这种新的模式不是由传统的“核心家庭”而是由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和“单亲”所构成。幸亏有了学术上的自由，我们这一代的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先驱者们被迫成为下一代人的弗兰克斯坦医生（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雪莱所著小说中的主人公，医科学生，最终他为他由坟中及解剖室中材料所塑造成的怪物所害。―译者注）。文化相对论，这块多元化世界的宝贵的标准试金石，具有双重寓义：你如何站在一夫多妻制、媒灼婚姻和血族相奸的立场上去寻求文化相对论，而与此同时排斥人类相食、女性割礼或“摧残儿童”？我们的子辈的现今自由主义的继承人们将不得不在保卫文化相对论的同时又保护我们免受其最坏的负面影响。他们也将不得不寻求保护自由免受其自身危害的途径。言论自由和性自由有助于孵化出企图废除它们的群体。自由的社会面对恐怖主义分于手无寸铁、束手无策。

e)        
通过反对自由主义所铸造的种种社会弊端，各种宗教将作为使道德至上、社会统一、思想统一神圣化的方式而逐渐更加流行。

f)         
今天的基督教大主教们往往与自由主义为伍，这是因为以基督教慈善准则为基础的社会原则上应该相似于自由主义者企盼的宽容

g)        
的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有着长期姐龋的历史，因此在新的文化战争中可能会倒退到某种自然对立的状态。伊斯兰教内部也一直存在有自由主义者。多元文化论的合理性对于现今某些伊斯兰教的思想家具有宝贵意义，特别是在东南亚，那里的种族和宗教的混杂与世界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一样完全掺和在一起。我期盼宗教和自由主义的联盟将继续下去；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联盟的脆弱性并保卫它不受其敌人侵犯时，它才会有机会存在。

h)        
面对多元论而退缩的社会将要求统一性，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们很可能会成为新型政治迫害和焚烧的牺牲品。我们正在酝酿适合于新型法西斯主义宗教形式的温床。学术界专家们已经重申“法西斯”是一种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所特有的政治运动特征相同的并发症。但即使在那一时期，那些运动的定义性特征也很难被逐一阐述清楚。墨索里尼说，“主义太多了”，他拒绝去推行别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曾经是一只敏捷好动的昆虫，从来不会长时间静止以便去扑击。今天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与之同样行踪不定。因此我们也必须具有灵活性，将我们的目标调整为各种闪避活靶。我们应该不仅根据其与往日一系列法西斯主义的相同性，而且还要根据我们所感受到的蛛丝马迹――出于对之恐惧而流出的汗、它的脚踵着地的声音――去辨认它。它的外衣的色彩可能会变化或褪色。它的礼仪形式可能会被改变或抛弃。它的社会模式可能会截然不同。但是你总可以从它的行为中认识它。由危险的技术所强迫推进的改革的步伐使大多数人感到不安，并使许多人感到手足无措。在这种心态下，选民们寻求“命运之神”和法治的先知。在（当今）日趋复杂的社会中，人们苦苦挣扎着去对付日益提高的要求、庞大的集体计划、莫名其妙的人口失衡以及令人咋舌的外部威胁，因此法治和社会控制自然远比自由和人权更为人们所看重。道德上的不负责任，性的放纵、被冷落的

i)          
下层阶级、恐怖主义和犯罪率的上升一步步啃噬社会的墙角，而对于这一切的感知便成了助长法西斯主义复活的干柴。

j)          
这种威胁的代表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它对多元论孰不可忍，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恐吓并血腥地强制推行道德的统一性。它之所以未被划分为法西斯主义，借口是它属于宗教性质。但佛朗哥和庇隆也主要以同样的借口而得以逃脱罪责。一个崇尚战争为正义的社会对世界其他部分可能是一种危险，不管是否为战争冠以“神圣”的美名。法西斯主义曾经是世俗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是宗教性的。今天一些最具危险性的类法西斯主义形态已被“道德的大多数”中的阿亚图拉们和远程长老们视为神圣，这些人坚持视一整套既定的价值观为惟一凭据，并将其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样成为一个政治性名称。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激进的新教分支早已犯下企图动员集会，以便支持军队扶持的独裁政权以及由以种族和财富所类聚的僧侣们的罪行。一些宗教流派令人发指地以其对个性特征的高压、对于神权统治绝对服从的伦理观念、偏执妄想的习俗以及反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运动演绎着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的行为。

k)        
在比原教旨主义滑得更远的极点处，危险的情绪反应塑造出各种疯狂的分支、流派和“新宗教”――那些具有先知般愤怒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团体。只要现代社会提供内部放逐的机会，这些人便逃道到这些可供选择的窝巢里去，在那里成员们在内省的“围墙”内或“网络空间小屋”内相互滋养着罪恶行为。有一些恶性发展的例证，如泛神论、自然崇拜论和“新时代”神秘主义均已在担忧生态环境和要求高智商的人群中拥有受其毒害的信徒。另一些则从经历考场地狱和竞争压力的落榜难民中，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那些渴望青春特权和被保护权的而今已近中年的辍学者中，或从因为代沟而与世隔绝的青少年中征寡新的成员。正如我们所

l)          
知，在千年末颓废的丛林中潜伏着最最光怪陆离的情景，但几乎每一种宗教性的冲动都具有孕育新的分支或流派的力量。

m)      
分裂主义犹如打破平静的水面。沿波纹处裂痕在扩大，而反射出的映像却因它们的扩大而变小。基督教内部一经分裂，其分支流派便像相同的水面一样由于蔓延开去成为大量团团点点的势力割据而日渐衰落。正如E・M・福斯特所洞察的那样，印度教远看坚如壁垒，近看却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一些其他类型的主流宗教一―什叶伊斯兰教和Nichiren佛教――呈现出相似的裂变方式。宗教是一条可以无限再生的阿米巴寄生虫，尽管有些分支会消亡，大多数仍能在消亡之前再繁殖。

n)        
非正统宗教流派也可以不依赖现行宗教传统而滋生。在忽视宗教遗产氛围中长大的人们扩大了江湖骗子潜在的活动范围，因而各种草草发明的宗教必然会更加普遍。在过去的30年内，一系列令人神魂颠倒的“心灵控制”法、“人类发展”研讨会和“精神同伴”被捏造出来，并因为有网址、直接借贷和教会生活的某些物质性的舒适便捷面垂手可得。

o)        
但通常情况下，非正统宗教流派由传统宗教分支演变面来。

p)        
分支通过展现一定范围的鲜明的特征而发展成为宗教流派。它们往往受命于具备非凡感召力的领袖的符咒，创立自己的教义并规定自己的纪律的控制信徒的信仰或行为。它们往往采用不同于其周边社会或它们从中分离出来的母体宗教的道德标准。它们竭力体现出形形色色的强烈的自我异化――如退避到团体中或与家庭成员和旧友隔绝。通过爱情轰炸进行的招兵买马和通过洗脑施行的奴役虽然不是非正统宗教流派的定义性特征，但往往是其军需的一部分。

q)        
由分支演变另立门户的过程可为另一方向的天路历程所娩美。被称为“家庭”或“上帝的孩子”的（宗教）运动在1968年发起时具有所有的宗教怪物的斑点与头角。其创始人自称是“摩西・大

r)         
卫”，展示了种种救世主的幻想。他的作品被奉为神明，其权威性被他的信徒认为可与圣保罗的《使徒行传》并驾齐驱。他推行通世，只有为了劝诱改宗的信徒除外。他将信徒们搬进公社。最初该教以骇人听闻的性关系上的废弃道德论而臭名昭著：信徒们的共享财产扩展到了性伴侣；劝诱改宗由“耶稣的娼妓”进行。曾经有人指责该教存在奸淫儿童现象。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法庭案件所揭露的公社似乎一直对世人开放，重新提倡传统道德并日趋接近更为传统的激进新教主义形态。如今断言“上帝的孩子”已经过渡为可尊敬的宗教形式为时过早；但非正统宗教流派的这种自我调适的现象在历史上确实十分常见。目前这种现象在其他宗教流派中也在发生。最奇怪的可能是布维提教（Bwiti），该教于19世纪后期起源于加蓬的犬牙教，它是由降神术会、药物诱导幻像和驱避魔咒混合而成的宗教。最初基督教只是其有形无实的框架。但今天基督教思想似乎正在接管这一运动并正在将其转变为类似正规宗教的事物。

s)        
就某些方面而言，现今的形势对非正统宗教流派比对传统宗教更加有利。无家可归的精神上的荒芜者正在街头翘首以待借助于调制解调器和救济金便可轻面易举地瞬间设计出的聚居区。不信仰真理和不明了道德的社会群体有助于临时炮制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价值体系。在此期间，正在都市化和非都市化的空间都成为充斥着热情期望的蜂房，它们等待着能神奇地将迷惑变为慰藉的诸神混合的非正统宗教流派去开发。这些宗教流派以惊人的速度生生灭灭，但没有它们很难想像一个绝对多元化的世界。唯灵论者声称与唐朝的“中国荷马”进行了接触，他们于1919年创立了

t)         
“朝代教”，其系列的圣人包括玉皇大帝、圣伯纳德、拉・罗西夫科德和维克多・雨果。通过允诺融合东西方智慧，该教在法国占领下的越南吸引了200万信徒，并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的战争中派遣了数以千计的军队上战场。“维拉拉疯狂”第一次袭击巴布亚

u)        
是在“朝代教”建立的第一年。当时其祖师神灵预言一个荒谬的天堂为拒绝西方的人运送成船的欧洲物质财富。在瓦努阿图岛上存在着一种与此类似的拜物教―琼・弗朗运动。它始发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一直定期再现，不断激起人们对救世主琼・弗朗归来分配货物、赶走白人并恢复一种极度狂欢的宗教的期待。

v)        
宗教领袖们勇敢地面对发达国家的主流宗教的停滞状态，并企图用非洲和东亚的宗教的成幂数的增长来使我们安心。但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传教领域已为激进的宗教分支和不称职的传教士所控制，这些人威胁着传统文化，并向不明真相的集会群众展示各种诸神混合性的诱惑。在这些怪异宗教的滋生地盘里，只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播受到一种试验性的欢迎。天主教已经不得不放弃一些恣意妄为的分支，如肯尼亚的“玛丽亚军团”进行有害的驱魔仪式和崇拜狂饮和性放纵，赞比亚的埃玛尼马尔・米林哥的“康复会”变成了一种名人偶像教，象牙海岸的“戴玛教”拒绝接受《圣经》并由一名女“教皇”所领导。顺其自然的是在新教的旁系分支中，由于教规没有如此严明，名目繁多的离经叛道便更加荒诞怪异，有时往往充满了血腥味。人们经常向往的前景是世俗的欧洲有一天会在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方重新受到尊崇，这非常具有诱惑力，也是可信的，但在变幻无常的社会中这个前景有赖于比目前正在发生的更富有约束性的发展。

w)      
这种臆想中的未来传教士们可能也不会再次面对世俗主义。

x)        
如果主流宗教在发达的西方消亡，根深蒂固的异教可能会幸存下来。人们普遍认为民间和地方宗教由于现代潮流的冲击而面临灭亡的威胁，而它们却显示出惊人的忍耐力。他们已经经历了数世纪的压迫。过去500年的基督教的历史是以善男信女肃清地方传统、消灭大众迷信和促进全球宗派的不成功的斗争史为特征的。

y)        
今天，科学和医学对民间信仰作出相似的妥协，并发现它们不得不与无法根除的流行偏见和嗜好为伍。现代日本是一片高科技进藤

z)        
教的土地，在那里电脑充斥着神灵，反光玻璃的办公楼群上或许会冒出一个仙狐的神龛。药剂师们不得不去开发专利的方法以激起顾客的迷信的品牌崇拜或与之斗争。尽管传统职业医生私下里认为心理疗法医生和草药郎中为庸医，他们还是不得不与其共处一室。

aa)    
一些医生现在已与信仰疗法者联手。这种现象可以被正当地理解为对科学的冒犯，同样也可以被正当地理解为对宗教的冒犯。

bb)    
一方面信仰疗法是科学出现之前的诊断法的遗骸，它认为疾病是罪恶的报应。而另一方面，它就像为病人所作的祈祷一样是一种出自娃娃们之口的对于上帝法能无边的令人感动的服从―一神圣的小呆于们的迷人的天真的憨言痴语。在莫里斯・赛瑞路的治疗会里，信仰疗法生意兴隆。而在影片《金色的孩童》所描绘的小贩堆里，它却是一种可怜的骗人的伎俩，只是偶尔有真正的皈依者问津。所有这些现代生活的恒定特征依我看都具有民间宗教的特征：它们赋予自然以意志；它们满怀敬意地注视它。它们通过施展魔法来控制或影响它或者通过人工操纵的仪式来创造奇迹。尽管民间宗教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与原始的乡村生活相关，但它将超越都市化和后工业经济的种种精美而继续存在下去。旧的万物有灵论尚未死亡，新的万物有灵论已开始流行。人们相信存在着有形的天使与魔鬼，它们与自然不可分割并以它们的威力保护或危及人类。日本进藤新教的信徒毫无疑问是一个典型例证，他们在技术控制的外环境里保持着他们对于传统的对神灵充斥的自然的想像。在印度传统中，男人因作为灵身再现的最后群体而被看作至高无上，而人类的至高无上只是偶尔被含含糊糊地提及。在一种与我们现在称之为“深层生态”相似的精神世界里，人们虔诚地对待那些非人类的生命形态：不仅仅是保护环境或是避免不负责任地开发运用，而是将其视为神圣。在E・M・福斯特所著的

cc)     
《通往印度之路》里，传教士们不得不承认猴于们可以享受“它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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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福份”，婆罗们教徒们便问道，“那么昆虫、柑桔、水晶和泥巴呢？”认为生命起源于一种化学偶然的科学家们不应该对水晶体的成分退避三舍。

ee)    
就民间宗教可以预测的幸存而言有一个重要的特别情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民间宗教在城市莽林中幸存的同时，它们似乎注定要在它们传统的“自然”栖息地中销声匿迹。与世隔绝的原始蛮荒状态正在消失。幸存于冰冻世界、莽荒丛林、沙漠与岩洞的部落生活方式面对锯木厂、石油钻探、传教士和大屠杀而萎缩。他们为“进步”所谴责。正像濒临灭绝的物种与冗杂的宗教一样，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人们业已变成保护主义运动的目标――一种迫在眉睫的遭遇灭顶之灾的必然迹象。如果他们幸免于人类学家和传教士所携带的病毒，他们可能会屈服于文化上的传染病。20世纪对人类社会广泛研究的特权以及在各个不同变革阶段人民的被捕将不会再出现。我们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综合实验室里，而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正在毁灭这座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