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融合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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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融合的前景


a)        
当宗教羽翼丰满时它们便互相厮杀。当它们衰弱时,它们便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今天宗教领袖们愿意尽释前嫌并强调求同便是他们困兽般感受的最好证明。在科学唯物主义最具威胁力的时刻,他们便广纳天下宗教以便压倒世俗主义。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第一次会议在一座腾空的消费主义的大厅――世贸会第500周年纪念遗址里举行。其目的在于显示科学愚弄年代里信仰的复苏,并通过建立反对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合作框架保卫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观和宇宙论。斯瓦米韦卡南达凭借他自己的宗教观一所有宗教以不同的名义崇拜同一上帝――出尽风头。其实布莱克早已以基督教为出发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其依据是来自伊斯兰什叶教义的巴哈教,甚至也包括一位13世纪的蒙古皇帝,他信奉黄教(西伯利亚北部流行的一种宗教),但在他的礼拜中却有穆斯林教徒、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蒙可汗对信仰统一的形象比喻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各类宗教就像一只手的手指头。


b)        
宗教之间的合作确实具有优越性,这在于为共同的政治道德纲领树立额外的靶心。天主教和穆斯林教进行着共同的事业,它们主张以法规控制堕胎并向第三世界贷款。浸礼教徒和天主教徒在美国联手通过《生命不可侵犯和保护传统家庭议案》。以理论上皈依的托辞建立这样的纲领具有双重的危险性。首先,它不诚实,因而是自挖墙角。第二,它只是将敌意向新的渠道发泄。基督教传统所理解的上帝居然与穆斯林和犹太教所理解的上帝一样”――与印度教和佛教大相径庭――的感觉是如此脆弱以至于


c)        
不值一提。如果一切宗教的最终目的相同,我们如何不放弃途中的分歧而到达它?如果最终它们将化为相同的原料,为什么不舍去其余的部分?如果它们都很好,为什么选择一种而不选择另一种,或者为什么不抛弃全部而寻找出阻力较小的途径奔向理想中的共同目标?如果分歧的根源只在于文化,那么为什么不容忍不同文化的正确性?在与它们的共同目标截然不同的各种现行的宗教信仰中,究竟何为正确?如果说在向它们的共同目标贴近的过程中,一些宗教比另一些代表了更佳的途径,什么才可以阻止竞争性质的不同途径挑起强烈而毁灭性的仇恨和暴力,就像过去那些互不兼容的自以为代表真理的那些宗教之间所出现的那样?如果所有曾经有过的宗教都已成功地熔化,结果将会是它们的融合。


d)        
在基督教王国内,忽视各宗派之间分歧的倾向被称为普世教会主义运动(该运动主张全世界基督教各派重新联合。――译者注。)正像任何寻求曾经统一的传统宗教的再统一一样,基督教普世教会主义运动可能是有效的。应该明白大多数基督教宗派都是玩忽职守和缺少远见的结果,而一直作为统一的障碍的是偏见、傲慢、缺少纪律约束和思维混乱。不明白以上两点,就不可能客观地看待基督教。然而如果期望普世教会主义运动的势头会得到人们的支持那是太天真了。对于有些从中已经获利最多的人来说它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有些天主教徒担忧普世教会主义运动已经过头――它淡化真理并缓解对于新教徒重新考虑态度的压力。传统的新教徒们怀疑神圣的传统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信仰正受到践踏,原因是信徒人数下降导致了恐慌。对追随圣人与使徒的传统长期以来人们以鲜血和痛苦的代价予以保护,如今它却似乎要淹没在后现代主义的极度混杂之中。


e)        
当今形势怪异。宗教自然彼此敌对起来。只要它们共存于同一地盘,冲突便会发生,其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两方而。首先,每一种宗教都代表着一种接近真理的特殊途径的主张。因此,每一


f)         
种分歧都成为有待于被阐明的谎言场所;其次,正像种种社会现象一样,宗教是一种身份的显示,考虑到人们乐意为之奋战的情景,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证明他们属于他们自己认同的群体的凭证更为宝贵。


g)        
与此同时,宗教互相威胁着对方,仇恨在合作项目的外壳下潜伏滋长。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受到新的福音主义的震撼,它们在世界范围的归顺竞争中互相制约着对方。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最激烈的或最具潜在暴力倾向的几次危机使穆斯林教从基督教中、印度教从穆斯林教中、锡克教从印度教中,天主教从新教中、什叶教从逊尼教派中分离出来。在形成与保护政治疆界方面、在激励历史性团体意识方面以及唤起各种历史性身份所赖以生存的自我异化感等方面,宗教继续担任着重要角色。人们不得不去面对新的宗教战争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过去从未缺少过它们,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希望我们将不会再有它们。


h)        
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到17世纪末是容忍使得宗教战争得以平息。然而到了18世纪,宗教战争变得史无前例地更加野蛮,野蛮到对塞文山脉的新教徒赶尽杀绝。在波兰,17世纪比18世纪更具容忍的特征:由政府资助的反对新教徒的暴力始于1724年。1725年,欧洲列强的天主教和新教结成形形色色的联盟,但每个联盟都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而反对其他派别。在18世纪30年代,洛林和萨尔茨堡对于新教徒的流放激发了新的《出埃及记》式的文学的产生。被流放的胡格诺教徒(16~18世纪法国新教徒。译者注)的末世论梦想助长了18世纪教士们认为过分的激情。在18世纪下半叶初,欧洲许多地方的新教徒们经历了对于一场迫在眉睫的天主教徒怂恿的34天战的极度恐惧。美国南北战争可以说部分是宗教战争,甚至到19世纪40年代,宗教依然是瑞士国内战争的主要导火索。基督教的天才们至少在适应建


i)          
立桥梁和开挖沟渠方面是旗鼓相当。美国的无知顽固派和德国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在其灭亡时差点就要对天主教会施行暴力迫害。宗教战争历史几乎是源远流长,如果说它已经结束未免轻率宗教战争的持久性充分说明了宗教在一个被认为是世俗的世界里的力量。与其说这是致善的力量,不如说它是危害力量;这可能反映了信徒们对自身宗教的理解欠缺,他们似乎无法吸收慈善、调停、退让和社会合作的教诲,但它确实显示出宗教渊源作为身分来源的力量。这使得种族与宗教冲突在某些情况下难以被区分。20世纪的许多战争具有这种双重性质。爱尔兰问题使得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相互争斗。宗教战争出卖了新近独立的印度,在这个地区内宗教依然在各种冲突中作祟。一些巴尔干国家的战争牵涉到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教三方面的矛盾冲突;黎巴嫩内战中的各党派分别贴有基督教、逊尼教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教派的标签。


j)          
在尼日利亚内战中,分裂主义者的修辞中也运用了宗教成分。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因为宗派派别的不同划分面更为复杂,就象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印度人和东帝汶人之间的战争一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战争。阿富汗对于俄国人侵者的抵抗带有圣战的性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抵抗运动导致了泰国和菲律宾的战争。锡克对于迦梨斯坦的寻求也曾经濒临圣战的边缘。在墨西哥的Zapatista”叛乱中和危地马拉的内战中,有些带有宗教意图的情况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甚至抛弃自我保护权利的那些宗教,如现代伊朗的巴哈教,也阻止不了战争,它们只是加快它们自己信徒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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