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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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结论


a)        
21世纪的命运将由两种模式的竞争面决定。一种是20世纪晚期的柏林一伯克利地带的模式。这种世界政治模式意味着自由和民主将坚定不移地发展。富足会胜过战争,利益会使自尊相形见绌,个人会击败集体,民族主义不会再起多少作用,和平带来的奖励会胜过战争所得。


b)        
第二种模式是19世纪晚期出现的一不是温和的终结,而是报复性的历史轮回。在柏林一伯克利地带以外,历史在生动地发展着。它在苏维埃势力腾出的地区,从亚美尼亚到鸟兹别克斯坦,正酝酿着动荡。它已经在车臣和巴尔干地区露出了它血淋淋的利齿。历史在中东地区从未停止胡言乱语。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霍梅尼主义和它的分支试图重建伊斯兰教过去的光荣,以此作为针对世俗一民主的现代性的武器。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憎恨不仅仅是一个领土、种族和宗教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也象征着一种西方式的未来,一种近在眼前的对中东地区陈旧(且并不怎么有用)的秩序的挑战。


c)        
商东亚历史则要求获得其应得之物。崛起的中国已经具备了19世纪突然兴起的美国、德国和日本拥有过的那种动力。俄罗斯和日本潜伏在一旁。印度,也许甚至包括印度尼西亚,也距此不远。所以有一个预测肯定会变为现实:牌不得不重新洗,而一个力量和权势的新平衡必将出现。第二种预测则应该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反映出来。玩家能够在没有一人或多人试图拿走所有的赌注(那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争斗)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赢得的利益吗?


d)        
自百年战争以来,欧洲历史告诉我们:不,战争一直是绝对的主宰。而明确的反驳则是:不要这么快得出结论,历史女神!历史不是物理,并非必然性的王国。人,历史的分子,有眼睛和耳朵、思想和记忆。他们会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且他们能够对将来做出想像。


e)        
正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能回顾19147月的历史,所以他们比沙皇和德国皇帝更不会选择战争爆发的81日。他们因为有核武器,所以知道两件事。其中一个是悖论:危险是安全的根源。和1914年的政客不同的是,21世纪的新政客不用因为担心贻误战机而盲目投人战争之中。因为双方都清楚,无论谁先开火都将意味着共同灭亡。核防卫的精髓就是确保相互摧毁


f)         
MAD)。正是核武器的压力反而导致了一种冷静。对此,威廉二世和尼古拉斯二世是不可能经历的。再者,霍亨索伦王室和罗曼诺夫家族当时对战争的结局一无所知。而比尔克林顿等人的接班人则会知道,依靠武器来重新分配利益将会撤翻赌桌并损毁大厅。


g)        
其他人又会怎样呢?比如那些大量的阿拉伯、亚洲、非洲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子们(他们为了寻求无法得到的工作而拥挤在开罗、


h)        
达卡和拉各斯的街道上)?他们会倾听激进的穆斯林兄弟和残忍的军阀的呼唤吗?他们也许会,因为他们不了解过去,对未来则失去了希望。但他们可以看看现在,他们会发现霍梅尼主义和卡扎菲主义、非洲式的独裁统治和亚洲的专制都不可能给人们带来自由和繁荣。他们也许还会选择战争,但那不会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20世纪没有一场侵略战争能使国家变得更富有,或使人民变得更幸福。


i)          
冷战的结束已解冻了世界政治,而其下暗礁般的危险将继续移动。这是总的情况。它们能够不通过战争而得到解决吗?发生这类灾难的比例幸好不大,大约是十比七。会有小型的战争吗?


j)          
将会有很多。国家内部的革命、恐怖活动和屠杀呢?回答还是有的,内部的暴力将大大超过国家的战争。柏林一伯克利地带会扩展吗?是的。不会退步吗?不会。康德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吗?会的。如果将来的民主国家能够避免康德及其同事没有预见到的悲剧的话:一个是倒退,另一个是青少年驾驶综合症。不成熟或是不稳定的,前民主或是后民主的,由旧的精英统治的、内部局势紧张的国总是构成对和平的威胁。拿破仑一世和三世时期的法国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威廉时期的德国和裕仁时期的日本也是这样。再加上19世纪时年轻的美国,它发动了多场对英国、墨西哥和西班牙的鲁莽的或是挑衅性的战争。


k)        
我们能更深入地看透这团迷雾吗?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


l)          
中嘲弄了预言:当未来到来时你就会知道它,在那之前,则别去想它。但政治其实并不是预测。听听安托万圣埃克苏佩里在《沙子的智慧》中是怎样说的吧:对于未来,你的任务不是预测,而是实现它。


m)      
(杨得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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