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些或怪诞或精巧的物品
毫无价值，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来说毫
无用处。
——乾隆皇帝拒绝英国第一位驻华公使马要尔尼伯爵，1793年。
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在1839年就开始了，但是引发这场冲突的“第一发子弹”却是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前打响的，起因是英国驻华公使拒绝向乾隆皇帝下跪（中国官方语言称之为“磕头”）。中国是个大市场，每个与它做生意的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个习惯。
公使马夏尔尼伯爵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有着非凡的外交经历和高超的处世能力。他出生在爱尔兰一个贫穷但有教养的家庭，通过个人奋斗，他开始在英格兰担任律师，后来才开始处理外交事务。马戛尔尼绝非缺乏教养、愚蠢粗鲁的贵族，他是凭借自身才能跻身上流社会的。他运用自己多年处理国内事务的技巧和知识，努力要在中国建立英国使馆。他在此之前的外交使命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他的职业生涯或许会硕果累累。中国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棘手、最烦恼的难题。
1764年，27岁的马夏尔尼年纪轻轻就被封为爵士，并被派往俄国担任特命大使。据传闻，他被选中担当此任，不仅仅因为其非凡的外交技巧，而且因为他外貌英俊，据说这点在好色的俄国凯瑟琳女皇面前非常有效。3年后，马夏尔尼带着女皇的宠爱回到英格兰，这种宠爱的象征就是女皇赠送的一只珠宝箱。马戛尔尼因其温文尔雅和谈吐得体而被上流社会接纳。这个圈子包括当时的知名学者、政治家和艺术家：约翰逊博士、爱德蒙德·伯克、乔治华·雷诺兹爵士。
1767年，马戛尔尼当选为议员，并以惊人的速度升迁。两年后，他被任命为爱尔兰首席大臣。不过，3年后，他被一个更有异国情调的职位吸引，他再次出国担任西印度加勒比群岛总督。由于在加勒比的工作十分出色，他被耀升为爱尔兰爵位，成了马戛尔尼男爵。1780年，马戛尔尼接受了另一项费神的工作，担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在那里的任期从1780年到1786年。1792年，他加升为子爵，一年后，他乘船来华，1793年8月抵达。
子爵马戛尔尼出发的时候带着乔治三世政府的一项使命：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以便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当时，广州是中国惟一一个允许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口。对华贸易激增，利润可观，但是在外国商户人满为患的广州，他们遭遇了瓶颈，难以突破。英国政府急于打开中国大门，他们甚至授权马夏尔尼可以终止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在中国，鸦片贸易是被官方禁止的；但是一则因为吸食者众，二则这项贸易带来的丰厚财富而屡禁不绝。
马戛尔尼到达中国海岸的时候，按照中国皇上的旨意，他的随从和行李被换到中国船只上，然后被允许经白河一路到达都城北京。一路上经过泥泞的港口，路边不时出现茅屋和墓碑。清政府命令在大使船只的桅杆上悬挂巨幅告示，大谈特谈中英两国关系，并预言使馆最终会失败。告示用大号黑色汉字写着“红夷进贡”。
中国总是自视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倒并非毫无道理。毕竟，中国发明了火药、纸币、眼镜、印刷（最早大约是在诺曼征服时期被用来印钱），还有许多发明，都比西方早几个世纪（马可波罗所谓“燃烧的岩石”煤——也是在中国看到的，他的维也纳同胞认为他是疯子或是撒谎）。中国惟我独尊，称自己为“中央文明”和“中央帝国”，这两个词都不是就地理位置而言的。这
两个称号表明中国人的信仰，世界的中心便是这块土地。皇帝作为天子、万岁，从来不接受外国大使，因为那将意味着世界上有同等的国家可以与其交换使节。朝廷的访问者被称为“朝贡者”、“蛮夷”。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不是来商谈的，他们是来朝贡的。“蛮夷”并不一定具有贬义，因为他们对所有外国人都这样称呼，但是它当然也具有一种轻蔑的意味。“朝贡”这个词表明，中国人认为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及中国。
马戛尔尼认为他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赠送礼物，而中国人则认为是臣属向其依附的文明献贡。礼品都放在马戛尔尼后面的一艘船上，这些东西代表着不列颠最先进的科技：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乐器、两驾马车、一个热气球，还配备了一名热气球驾驶员。总的来说，马夏尔尼给皇帝带来了大约600件礼物，装满了90驾马车，40部手推车，用了200匹马，3000名苦力来运送。
在他与82岁的乾隆见面之前，马戛尔尼与直隶总督见了一面。直隶是北京所在省份。马戛尔尼被告知先把“贡品”留下，放在圆明园给皇帝过目。大臣们对大多数礼物都不感兴趣，但是他们还是对伟奇伍德瓷器赞赏有加，这种恭维可是出自发明了瓷器、并以之为国名的中国。马戛尔尼用手指一划，点燃一根火柴，这件小小的礼物让大臣们大为惊讶。（唉，热气球驾驶员根本没派上用场。）
总督告诉马戛尔尼，皇帝要接见他，但不是在皇宫，而是在热河的皇家狩猎场，皇帝要在一顶马毛毡搭成的帐篷中接见他。京城以北的那个地方风景优美，素以奇山怪石和流泉飞瀑闻名于世。这个猎场的建筑颇有几分班禅喇嘛西藏官殿的风貌，是1780年为祝贺乾隆70大寿而建造的。见面场合的选择反映了另外一
种轻慢。在皇宫接见，那就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的会面。而临时性的帐篷不仅仅表明皇帝的轻视，而且也表明了这次见面的无足轻重：你好，先生。再见，先生。
1793年9月14日清晨，马戛尔尼见到了乾隆。皇帝已开始走向暮年，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且他的帝国也一样在走向衰落。自1763年乾隆登基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他的统治下，帝国的财富和疆域扩大了一倍，帝国军队吞并了整个中亚、外蒙古，以及俄国的部分疆土。
与朝廷大臣一样，乾隆也是一位学者，一位颇有才气的书法家，一位热情的艺术赞助人。他还是一位狂热的书籍爱好者，所收藏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籍多达3.6万多卷。这些书籍由1.5万名学者编撰完成。乾隆六下江南，命宫廷画家将他所到之处的景色永远在画中存留。他兴建了八座耗资巨大的寺庙，还有堪称建筑史杰作的圆明园皇家园林。
然而，乾隆也为他的卓著功勋所累。由于灌溉技术的提高，加上从美洲进口了甘薯、花生、高梁，在他统治期间，农业大大繁荣，连年丰收。但是食品产量的增加也导致了人口急剧增加，即便是乾隆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也难以应对。到马戛尔尼来访的时候，百姓的饥荒和贫困与皇帝的穷奢极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且，扩张主义的好大喜功、众多建筑工程消耗巨大，帝国濒于破产。
乾隆的朝廷中多阿谀奉承之徒，这方面丝毫不逊于拜占庭宫廷。和砷是一个大阴谋家，早在马夏尔尼来中国的13年前，和砷已经从一位英俊的满族宫廷护卫，经皇帝耀升为炙手可热的朝廷大员。和砷的裙带关系非常令人膛目，他的亲戚们虽然无能，却身居高位，这导致清王朝统治的无力，他的贪婪更让国力衰弱。他是一个无情而贪婪的人，向同朝为官的同僚索取钱财。由于和砷敛
聚了巨额财产，甚至军队也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增强兵力。1799年和砷去世时，人们估算他的财产高达15亿。
在和砷因为受宠而大发其财的同时，乾隆的朝廷中，科举官员与宫廷太监之间长期以来的对立也在加剧。汉人官僚都是经过长期的儒家经典教育和严格的科举考试入仕，在皇帝领导下治理整个国家。几百年来，宫廷太监一直都是贪婪和政治阴谋的源头。
这些人原本只是照顾皇帝生活起居的人，为了不对后宫嫉妃造成威胁，他们都接受了阀割手术。他们和皇帝之间有着半父子的关系，许多人还是统治者的教师和心腹。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太监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最后他们的人数多达几万人。他们掌握了宫廷护卫的权力，彼此照应，不仅控制了朝廷，而且由此控制了整个政府。有些太监还控制了军队，一些军队的高级将领本身就是太监，最著名的就是郑和。
太监实力最弱的时期是在14世纪明朝开国皇帝洪武时期。
洪武帝对太监的阴谋和残暴十分憎恶，下令禁止太监干预朝政，并且在大殿上悬挂一幅告示：“宦官不得干政。”太监刘瑾在朝廷仅仅四年，累积财富已经高达1500万镑，包括金银珠宝，纯金打造的盔甲。他的宫殿与皇帝不相上下。但是，太监的意义非常重大，要永久压制他们十分困难，因为他们与满族官员不同，那些人都是皇亲国戚，或是独霸一方，而太监只能依附皇帝。因此，对于整日为敌对势力担忧的皇帝来说，宫延太监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洪武帝的第四子永乐皇帝，在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之后再次恢复了太监的地位，而且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用他们对抗朝廷高级官员的力量。因此，多数来自北方贫穷家庭的太监与出自南方富麻家族的科举官员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斗争。17世纪中期晚明的消亡也与太监和高官之间的宫延阴谋有关，满族乘机
大举入关。但是，满人入关建立清朝之后，延续了前朝的制度，利用太监和科举官员之间的斗争来保持力量平衡，直到1911年帝国统治结束，两股势力之间的争斗才最终熄灭。
马戛尔尼在热河见到的这位毫差老人，是清朝的第四代皇帝，也是最伟大的一位。这位英国外交大臣盛装前往。他身着大红外套，佩戴肩带、钻石徽章，还有表明他在英国特权阶层“巴斯骑士”之列的星标。随他一同前往的随从多达100多人，其中包括乔治·斯当东爵士，一位男爵和一位穿着牛津大学红袍子的学者。乔治爵士12岁的儿子很有天分，会说汉语，不久他就注意到眼前这位老人“步伐稳健挺拔”，这位年轻的乔治先生未来将在中英两国不断恶化的关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位英国大使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前就遇到了一个向皇上下跪的问题。这个礼节事实上包含鞠躬、下跪，然后才是下跪者把前额磕到地上，一共9次。为了不辱使命，为了高额贸易利润，马戛尔尼愿意磕头，但是，作为地球上最骄傲、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臣，马戛尔尼也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的主人施以同样的礼节。由于乔治三世无法亲临，这位深思熟虑的男爵随身带着一幅国王等身画像。马戛尔尼愿意给皇帝磕头，但是朝廷大臣们也要向一幅油画磕头。
官员们拒绝磕头，所以马戛尔尼也拒绝了。那天谁也没磕头，什么事情也没完成，只有小乔治进行了一番表演。有人告诉皇帝，这个小孩在来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学会了读写中国字。皇帝于是和他说了几句话，这个小男孩磕磕绊绊地回答了，居然用的是皇帝本国的语言。皇帝对这位少年英才非常满意，赏给小乔治一个黄色丝绸钱袋。而那些成年人和他们的使命则是另一码事了。双方
谁也不愿意向对方磕头，但是为了不让这次事件给其他外国人树立不好的榜样，负责记录会见经过的官员还是写道，马戛尔尼施行了磕头的礼节。
马戛尔尼公使一行一共花费了8万英镑，这笔钱不是出自不列颠国王陛下，而是来自东印度公司。他两手空空地离开中国时，内心已对中国做了片面的评价，认为这个帝国“由一个老迈、疯狂、至高无上的好战分子带领着，幸好有一群精明强干、机智灵敏的官员，想方设法地使政府得以维持下去”】。这位公使准确地预测到，如果用一些庸才来管理这个政府，这艘政府之舟就将漂泊无依，“直到在岸边撞成碎片”。同时，皇帝坚持英国货物由拥挤的广州口岸进入，也不允许在帝国的首都建立英国使馆，而结束鸦片贸易的建议则根本没有提及。
中国的强硬态度不仅是尊严的问题，更是一种面对“红夷”的优越感。英国使臣离开中国之后，皇帝给大英帝国国王写了一封生硬的信，丝毫没有表现出外交上的委婉，一个自足帝国的自信展露无疑：“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那些奇异且昂贵的礼物并不能打动我。你的大使也看到了，我们应有尽有。我认为这些怪诞或精巧的物品毫无价值，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来说毫无用处。”le】
虽然中间出现这些过节，但是马夏尔尼在与皇帝会面之后，却对他产生了一种更加友好的印象。“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乾隆非常亲切有礼，我们十分满意。他是一位优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过60岁”
虽然乾隆认为英国的礼物一无是处，但不幸的是，英国非常喜欢中国的一种广受欢迎的东西：茶叶。英国与茶叶之间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了，那一年，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奇特的黑叶子。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普遍的饮料，每年消费大约1200万磅。到1785年，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多达1500万磅。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对茶叶征收的税率高达100%。尽管中国也购买英国一些产品和原料，但茶叶在英国的销量远比英国的白洋布、铁和锡在中国的销量要大。1710-1759年间，贸易差额非常巨大，英国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白银是购买茶叶时中国惟一接受的支付方式。
在这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而它的出口所得仅为900万英镑。
英国商人不得不寻找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需要茶叶一样，使他们也愿意为此支付白银。解决这种窘境的良方就在鸦片贸易。英国并非第一个从事鸦片贸易的国家，阿拉伯早就开始销售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生产的鸦片。中世纪时期，他们的商队就在进行这项贸易。那个时候，鸦片主要是作为镇痛剂在医疗上使用。吸食鸦片类毒品容易导致便秘，这样能够治疗因痢疾产生的腹泻。在中国，痢疾非常普遍。法国和荷兰在17世纪就开始了这项贸易。从1659年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从设在印度孟加拉的基地开始向外出售鸦片。
一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的贸易，它曾试图阻止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因为这种非法贸易影响了东印度公司的正当贸易。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公司总部孟加拉新总督华伦·哈斯汀斯请求停止从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哈斯汀斯同
意，认为这种毒品“不是生活必需，而仅仅是奢侈品中的有害物，不应该被允许……”】
但哈斯汀斯“零容忍”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要。购买中国的茶叶只能用西班牙银元。在18世纪，白银相当于现在的美元，是一种国际流通货币。不幸的是，英国的西班牙银元储备早在美国革命时就已经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和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没有其他可以变通的货币能够被中国接受，而她的国民却每日都必须喝茶。
哈斯汀斯在禁止鸦片贸易10年之后又开始大发慈悲，允许用两艘船出口3450箱违禁品鸦片，每箱大约小型床脚柜大小，装着170磅鸦片。两艘船中的一艘船被法国海盗截走，另一艘却在1782年到达澳门——当时荷兰在中国的租借地。这一趟海上贸易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商人害怕政府惩罚，拒绝购买违禁的鸦片，只有当地一位大胆的商人答应以每箱210美元的价格购买。可是要收回成本，每一箱至少要卖到500美元。英国商人最后把货物以每箱340美元的超低价格在马来西亚亏本出售。1782年时，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点也表明那时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一个世纪之后情况就完全变了。事实上，15年后，英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鸦片就已经达到了4000箱。
中国政府对鸦片的入侵表示了警惕。在1799年的一份布告中，他们更加强烈地谴责了这种贸易。一份朝廷告示中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是我国国民购买这种毁灭性的、让人昏迷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2l但鸦片仍然难以抗拒。对于禁止英国船只携带鸦片的禁令，东印度公司只是阳奉阴违。禁令并没有阻止公司把鸦片销售给在印度的英国独立商人和印度商人。他们将这些毒品走私到中国。公司由此而获得的惊人
的利润使他们无法忽视这项贸易。在印度，鸦片的销售价格是鸦片种植和生产花费的四倍。1773年，鸦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39000英镑的利润。20年后，每年向中国出售鸦片所获利润已经激增到25万英镑。这种流害深广的毒品已经开始扭转中英贸易不平衡的状态。在1806至1809年间，中国为鸦片支付了700万两白银。
19世纪的前20年中，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的增长还十分缓慢。东印度公司将烟价保持在一个很高的价格上，这就意味着只有上层阶级能够负担得起。这并不仅是出于利润的考虑，从官方来看毒品是非法的。东印度公司不想因非法贸易的增加导致价格降低，更不会因消耗清政府财政收入而与中国政府闹僵，也不会惹恼政府。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鸦片正好平衡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也没有耗空中国国库。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打破了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已经导致了英格兰北部机械化棉纺织工厂的出现。不久，市场上充满了用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织品，大量的剩余产品倾销到印度市场，印度商人需要用现金购买这些产品。而为了支付不断增加的棉纺织品，印度人就需要种植出售更多的鸦片。结果，鸦片在中国日益泛滥。但是那时鸦片的销售还仅限于广州，英国希望开放更多的口岸，让英国商船通行。最后，他们又于1816年派出一位贵族到中国与嘉庆皇帝商谈。这个使团的遭遇比马戛尔尼伯爵更加不幸。
马克思曾经令人质疑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总会重演—
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并非悲剧，那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访问而已；但是，英国的另一位代表安赫斯特伯爵的下一次访华，却的确不乏闹剧色彩。威廉·皮特·安
赫斯特是阿拉坎的安赫斯特伯爵，1773年出生于巴斯，是威廉·
安赫斯特将军与伊丽莎白·帕特森的儿子。安赫斯特伯爵的叔父是陆军元帅杰弗利·安赫斯特勋爵，1788年因为战功赫赫而第一次被封为安赫斯特勋爵。他曾经成功地占领泰孔德罗加，并最终在1760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取蒙特利尔后出任英属北美总督。威廉的母亲在他的妹妹出生后几年就去世了，他们两人由父亲一人抚养，在怀特岛的圣约翰长大。1781年，安赫斯特将军去世，威廉和妹妹前往叔婶家安赫斯特勋爵的蒙特利尔庄园（以他在加拿大的胜利命名），在坦布里奇韦尔斯附近生活。勋爵和安赫斯特夫人对待两个孩子视如已出，因为安赫斯特勋爵本人没有儿子，小威廉就成为了这个爵位的继承人。
未来的安赫斯特勋爵接受了与其阶级和地位相称的教育，先是在威斯敏斯特学习，后又到牛津基督教会学习。1793年大学毕业之后，威廉做了一次传统的欧陆“大旅行”。一路上，他的语言天赋得到极大的发挥，他能够熟练运用多种语言，包括法语和意大利语。1797年回到英国后，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同年，他的叔父去世，威廉获得爵位，成为第二位安赫斯特勋爵。在1794年的意大利之行中，威廉与普利茅斯伯爵和伯爵夫人成为朋友。1800年伯爵去世之后，他与这位伯爵的寡妻结婚。看来这场婚姻是一次成功的爱的结合。由于这种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年轻的安赫斯特勋爵成为宫廷宠儿也毫不奇怪。从1802年到1804年，他担任国王乔治三世的宫务大臣。
1809年，或许由于他出众的语言天赋和优越的家庭出身，安赫斯特被送往西西里担任特命大使，那时正是拿破仑战争时期。
1815年，战争结束，他成为枢密顾问官。第二年，他担任特命大使和全权代表，与儿子杰弗利一起前往中国，与中国政府商谈。
1816年安赫斯特见到的中国，与马戛尔尼25年前见到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了。年老的乾隆虽然能干，但已经退位。他的第五子继承皇位，是为嘉庆皇帝，这位皇帝既软弱又顽固，导致国内几次三番出现起义。陆上的起义镇压了，海盗却没有那么容易剿灭。
这些海盗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海岸。对嘉庆政府的最后一击就是外国势力的进入，进一步削弱了他对中国本来已经十分松懈的控制。
那一次是安赫斯特勋爵第一次访问这个“天朝上国”，但是他的顾问中有一位曾经担任马戛尔尼伯爵的随从，这就是小乔治·斯当东，此时他已经是东印度公司广州特别委员会主席了。这个组织是在华英国商人的商会。乔治·斯当东爵士能说中文，而且此时他对中国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了，他知道磕头的象征意义。斯当东建议安赫斯特不要磕头，因为这样他就是地位卑下的朝贡者，而地位卑下的人是无法与高高在上的人商谈什么的。
1816年时的英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其地位与二战后的美国十分相像。这个国家刚刚打败了拿破仑，它的海军是战无不胜的。尽管其他的顾问敦促安赫斯特向皇上磕头，安赫斯特还是采取了乔治爵士的建议。但是这样做关系重大，毕竟，在英国看来，没有什么比两国间的平等更能让英国接受的了。
中国官员希望有一个面子上好看的办法，让双方都感到满意。他们主动让大殿所有人都退下，让安赫斯特向皇帝的空椅子磕头！安赫斯特同意鞠躬，甚至下跪，但是他拒绝把脸放到地上，当然也不愿意磕头九次之多。中国官员决心变通一下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外交礼节。像歌剧中的喜剧场景一样，他们在半夜叫醒了大使，陪他到皇帝的寝宫。为了一次迅速而卑躬屈膝的磕头，皇上的宝座已经被重新安放到了这里。他们希望半梦半醒的安赫斯
特因太疲倦，或者昏头昏脑而不再拒绝。在大使跪下了一条腿的时候，一位中国大臣推了推他，试图使他把头放到地上。但斯当东抓住了安赫斯特的胳膊，让他没来得及磕下去。
最后，安赫斯特离开了中国，甚至没和皇帝见上一面。大概又过去了20年，英国才派了另外一位官方代表前往中国。在这期间，英国驻华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继续恶化。
1833年，颇具革新头脑的英国议会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特权。随着所有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一年之内，出口到英国的茶叶翻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而进行的鸦片贸易也急剧增长。1830年，1.8万箱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3年之后，数量一下子升到3万。
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虽然不是英国首先对华输出鸦片，但他们比以前的出口商人更加凶猛。中国吸食鸦片的方法创新之后，需求量进一步加大，英国商人当然巴不得这样。一般来讲，鸦片都是吞食的。到了18世纪，中国有钱的阔少们发现一个更加美妙的吸食方法。在那个时代，类似可卡因的吸食方法还是非常少见的。可卡因是通过口中吸入粉末而使吸食者上瘾的，但是其程度还不像吸食硬块烟雾那么强烈而迅速。同样，中国人发现吸鸦片——尤其是与其他致醉品混合，如烟草中的尼古丁一会增加“兴奋”的强度和时间。
这种昂贵的消遣自有钱的阔少起逐渐沿着社会经济阶梯向下传播。店主、仆役、士兵甚至道士都在烟斗中装上鸦片，常常导致整整一个星期丧失劳动力、责任心和自觉意识。中国的权力精英们对这些由外国人一手造成的混乱局面并非一无所知。一位大臣曾经估算有400万中国人经常吸食鸦片，而广州的一位医生猜
测，实际数字可能是其3倍。经济、政府管理、生活水平都因为这个让人沉溺的东西而一落千丈。
在垄断结束之前，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代表已经处理了所有在华的英国事务，这位著名的代表就是会说中国话的乔治·斯当东爵士。中国制定了一个管理外国商人的原则，即一个地区的所有商人必须组成协会或者商会，由一位领导负责，这个领导要对朝廷官方负责，监督所有协会成员的活动。1831年1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即将结束，英国商人将自由地在中国开展贸易，当时的广州总督命令英国人指派一位大班（或叫总代表），由他向中国官方汇报英国在广州的贸易状况。
尽管广州总督的继任者没有继续坚持这个命令，但英国政府也认识到要另做安排来接替东印度公司的角色。因此，在让英商在中国开展自由贸易的同时，议案中也提议在中国建立一个“英国权力机构”】，由三位贸易监督组成，一位总监领导两位副手。
贸易总监将主持“刑事与海事法庭，裁判不列颠臣民在指定领域或中国海岸几百英里之内的海域发生的违法行为”，这就是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发端：在中国皇帝的领土之内对英国臣民行使司法裁判。为了支付新行政机构的开销，总监有权对他们裁判范围内的英国船只加收吨税。
第一位驻华贸易总监之职落到了律劳卑勋爵身上，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1834年，他到达澳门。与安赫斯特一样，律劳卑也是拿破仑战争中的老兵，曾经参加过特拉法尔加战役。第一位律劳卑男爵梅里斯顿，时年48岁，对贸易一无所知，直到此前为止，他所有的经历都是在军队。181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升为上校。退役之后，他到塞尔扣克郡饲养绵羊。1828年，他继承了一个
苏格兰爵位，之后进入上议院，成为支持进步事业的知名人士，如
《解放天主教徒法令》、废除奴隶制、1832改革法案等，他还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东印度公司等机构的垄断。律劳卑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也是研究《圣经》的专家，颇有几分儒雅学者的风范。他对数学很有兴趣，祖先曾经发明过对数。遗憾的是，律劳卑的相貌令人不悦，又高又瘦，还是红头发，与中国人对红发夷鬼的理解和想像十分吻合。但就个人而言，中国人显然认为这位公使是一个十分滑稽而非可怕的人物。
律劳卑在中国的职位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就法律上讲也是非法的。外国人只被允许在茶叶交易季节居留广州，此后必须退回到澳门。律劳卑7月中旬到达的时候，茶叶交易季节即将结束，他却留了下来，他争辩说禁令只针对商人，对他这样的政府官员并不适用。
这位大使的职责与他那失败的前任十分相像。他要保护英国贸易，让中国更多口岸向英国商人开放。此外，他要实现一个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目标，那就是在北京的朝廷中设立英国使馆。尽管有这个长期目标，但是看来英国政府已经断绝了马上在北京设立使馆的念头，因此他们命令律劳卑在广州安顿下来。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乘坐“安德罗马奇号”（Andromache）快速帆船到达广州，向两广总督卢坤递交了英国贸易总监的证明文件。
律劳卑提也没提跟皇上见面的事—这表明对于这个顽固的国家，英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热情。相反，外交部告知律劳卑不能做的事情，反而更加重要，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英两场大战。英国官方对于私人鸦片的贸易采取了一种撒手不管的政策：“鼓励这种冒险行为当然是不理智的，但是你永远不要忘记，你永远没有权力干涉或者阻止这些行为。”1外交部
这样告诫他。英国政府预料到双方的敌对不可避免，因此命令他记录下英国船只可以在中国南部口岸安全靠岸并增加补给的地点。
遵照皇上的旨意，广州巡抚拒绝与律劳卑见面，只发给他一份使节指南，让他按照惯例，通过一个叫行会（Cohong）的中国商人组织（成员皆称为行商）与政府做生意。这些中国商人处理所有对外贸易。律劳卑到达不到一个星期时，卢坤宣布，若“‘夷目’（The Barbarian Eye，律劳卑的中文绰号）如果要到广州来，必须告知行商，这样他们必然要来请示我”。】
律劳卑从澳门到达广州的时候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中国海关官员撕开他的箱子，抢走了文件。不过他被安排在新英国商馆（New English Factory）住了下来。欧洲“商馆”都是生活和商业综合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综合大楼。律劳卑派他的财政秘书约翰·H·阿斯特尔送一封引见信到传统上处理政府间事务的商馆旁边的请愿衙门（Petition Gate），但也遭到了拒绝，因为所有递交中国政府的公函都必须加盖印章，而律劳卑的信上没有中国印章，他们就把信摔到地上。律劳卑通过阿斯特尔辩解说，他的信并不是诉状，不需要印章。阿斯特尔还要求一名高层官员出面，但是一个多小时后，官员还是没有露面。而一群嚣张的暴民开始嘲弄起阿斯特尔来。最后，这位官员出现了，重申了他的部下先前提到的命令。由于担心这样会导致两国摩擦而损害两国的贸易往来，行商请求阿斯特尔把信交给他们，他们将找到合适的渠道，把信送到目的地。但是，阿斯特尔知道与政府直接打交道的象征意义，拒绝了这个调停的请求。然后又来了两位中国官员，他们也拒绝接受这封信。在7月炎热的太阳下坚持了3个小时之后，阿斯特尔最后离开请愿衙门，回到律劳卑所在的新英国商馆。
卢坤把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看成一种巨大的外交胜利。他在
写给皇上的一封信中宣称：“很显然，为了让中国人与外夷区别开来，保持尊严和自制是非常重要的。”1】卢坤签署了第二道法令，命令律劳卑离开广州，回到广州南50英里外的葡萄牙统治的澳门。为了执行自己的命令，总督下令暂时停止与英国贸易，直到律劳卑遵守命令为止。律劳卑只好乘船回到澳门。其实卢坤的命令让精明的英国商人高兴不已，因为现在他们坚信：英国政府要进行一定的干预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英国最大的独立贸易公司成立于1834年，创办人是两位苏格兰人威廉·查顿博士（Dr.William Jardine）和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查顿1784年出生在苏格兰洛奇马本（Lochmaben），18岁刚从医学院毕业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担任东印度公司舰队上的外科医生。利用公司允许雇员独自开展贸易的政策，到1817年，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开展自己的个人业务。1820年，他专心做对华贸易，在中国定居并成为最早几个支持自由贸易的人。马地臣也是苏格兰人，1794年出生在莱尔格，起先在印度做生意，后来到广州。他是在这里开始明确支持自由贸易的。
1827年，马地臣与弟弟一起在广州创办了最早的英文报刊之一《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支持自由贸易原则，并呼吁结束东印度公司的垄断。1832年，他们预料到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即将结束，查顿、马地臣合股成立了查顿一马地臣公司。1834年，公司第一批茶叶和丝绸从中国运往英国，从此迅速成为对华贸易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公司，日后在香港产生了巨大影响。两位创办者的丰富经历日后成为詹姆斯·克拉威尔的小说《大班》（Tai-Pan）、《贵族宅地》（Noble House）的原型。
作为在中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贸易商人，查顿向律劳卑
进言，敦促他报复中国总督的行为。查顿看到卢坤的法令后非常高兴，他希望这能激起英国公众的民愤，导致军事干预。
律劳卑接受了查顿的建议，他在1834年8月14日在给外交大臣巴麦尊伯爵的一封信中重复了他的观点：“三四艘快速帆船和双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国士兵，就可以取得胜利。此举成功之容易，甚至超过了对西印度群岛中之一无名小岛的占领。”1】
律劳卑提议的军事冒险招来了两次反对性的罢工。他的建议已经明确说明，他并不是要把英国政府拖入鸦片贸易战争的漩涡。律劳卑敦促对中国动武的信到达伦敦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辉格党政府倒台。在托利党新政府中，反动的孤立主义分子威灵顿公爵顶替巴麦尊成为新的外交大臣，他重申了前任的政策，在给律劳卑的回信中写道：“陛下（威廉四世）并不希望依靠强权和暴力建立臣民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而是希望通过其他协商办法达到目的，这些办法都体现在你此前所接到的指示之中。”l2】
尽管律劳卑有自由派背景，但在对待中国官员的态度上，他似乎也采取了与中国人对待所有夷人的鄙视态度。律劳卑在写给格雷勋爵的信中，描述了他的中国对手的头脑，其语言既准确又生动。他写道，中国人在“极度的愚蠢思想和道德堕落之中，幻想着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族，全然不顾国际法的理论和实务”。】
1834年8月16日，两广总督执行了对英国商品的部分禁运。在给格雷勋爵的信中，律劳卑再次呼吁军事干涉，他并且预料会迅速而轻易地取得胜利：“弓箭长矛加上盾牌的军队，怎么能敌得过久经沙场的英国战士？”14】同时，律劳卑决定绕过卢坤，直【1】比钦引述律劳卑，见比钦《中国鸦片战争》，第48-50页。
接与广州商人交涉，他认为这些人肯定和英国一样因为禁运遭受损失。“千千万万勤劳的中国人……因为他们反复无常的政府而饱受磨难”。”他用中文在广州市的一块公告牌上这样写道。
这份公告激怒了卢坤，为此他发布了一份告示，语气中带有威吓，其中流露出的对敌人鄙视的口吻也值得注意：“一个无法无天的外国奴才发布了一条告示。我们不知道这个夷人狗奴才怎么这么胆大包天，竟敢称自己为‘官方政府’。尽管他是未开化的夷人，但如果知道礼节，也不至如此无法无天。这无疑是煽动群众违抗统治者，犯下如此重罪，我们完全有理由请示命令，将他斩首。”1el
卢坤支持1834年9月2日对所有英国商品实行禁运这一危险的做法。在其颁布的一份法令中，他号召但并没真正实行把所有夷人驱逐出中国。“夷目的确愚蠢无知，目中无人……有他在此则永无宁日，因此我正式终止了贸易，直到他离开”。卢坤没有罢休。在另一份告示中，他命令所有在广州定居的英国商人一律离开到澳门。他还故意刺激英国人，允许美国、荷兰、法国商人留下来，继续他们利润丰厚的贸易。
此时，律劳卑正在一条英国船上，与第二贸易监督乔治·罗宾逊爵士一同吃着难以消化的成猪肉。这时，一位中国仆人大喊大叫地告诉律劳卑，总督发布了新告示，就贴在新英国商馆的大门上。声势浩大的中国士兵已经把那里包围了。律劳卑来到商馆入口处，撕下告示，命令士兵离去，但是士兵们都不理睬，继续做出威胁的姿态，并不断地嘲笑。律劳卑转身回到餐桌，与罗宾逊吃完李子布丁甜点。乔治四世的画像就挂在两位用餐者的上方。律劳卑告诉罗宾逊，打算派他去见“伊莫金号”（Imogene）的司令布莱克伍德船长，此船就停在广州湾，与“安德罗马奇号”和“路易
莎号”（Louisa）在一起。律劳卑命令3艘快速帆船驶往广州以西12英里的黄埔（原文如此）。
广州口岸的守军驻扎在30英里以南的珠江，那里有两个虎门炮台守卫着。律劳卑知道守军会向英国船只开火，所以命令布莱克伍德反击，摧毁炮台上的大炮。这些炮台显示清军的防御是多么原始，虎门有60门大炮，但是因为大炮都固定在水泥炮台上，而不是炮架上，根本就无法瞄准。杰克比钦对中国可怜的武器装备做了正确的评价：“那更像烟花而不是大炮。”【11快速帆船轻松地通过堡垒的时候，炮弹从入侵者头顶飞过。“路易莎号”船长查尔斯·义律，看到这些炮火如此无力，干脆坐到椅子上，在甲板上晒太阳，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在清军落后武器的攻击下通过了堡垒。英国舰队也做了反击，但是比对手有效得多，虎门炮台上所有60门大炮都被摧毁，只有2名英国士兵战死，5名受伤，这就是所谓虎门战役。
但是，中国虽然缺乏先进的技术，但却可以利用原始武器来加以弥补。广州巡抚祁龙用十几条石头驳船切断了帆船在虎门的出口，在河上拉了一条钢索，几百条木筏子上装满火药，旁边就是一队中国战船在守卫。与那些不中用的大炮不同，这些火筏（木筏点燃，向敌军舰队送去）的确对“伊莫金号”和“安德罗马奇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些船都是木头制造的，而且装着许多火药。帆船可以继续向广州行驶，但是却无法返回。与英国在广州的侨民一样，它们现在被牢牢困住了。
虽然是英国船舰驶向虎门堡垒，挑起了战争，但是律劳卑却指责中国反击——尽管是像以往那样仍是毫无效果的反击，并且以中国使用大炮来证明战争已经升级。“向英国国旗开火是非常严重的挑衅和侮辱。他们揭开了战争的序幕。河上现在有两艘帆
船，（“路易莎号”是轻帆船），都装载着很多火药，都是为了保护英国贸易”。11他在给卢坤的一封信中威胁道。弦外之音很容易理解，那就是帆船在河上完全可以挑起一场英国必胜的战争。就这样，律劳卑被困在广州。更麻烦的是，他开始高烧。他的医生T.R.克里奇建议他回到澳门，那里气候更好，医疗条件也好一些。中国人答应让律劳卑走，但是只能在屈辱的条件下离开：
律劳卑希望乘坐英国船只到澳门，但是卢坤却坚持他必须乘坐中国船，并且在士兵和其他船只的护送下离开。锣鼓声和鞭炮声让律劳卑难以平静，在到达港口的时候，高烧几乎夺取了他的性命。
这情形很像是中国的高级犯人被押往刑场。5天行驶85英里的痛苦里程之后，律劳卑才回到澳门。到达之后几天，10月11日，他就去世了。英国公众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位外交官而伤心，而是把他因蒙羞而辞世称为“律劳卑玩儿完”。或许孤立主义分子威灵顿公爵对律劳卑做出了最好的总结：“运用武力胁迫中国广东政府，并且不熟悉与官方的沟通手段，对这些官员的力量和实质也不了解，最终导致了失败。很显然，这样的企图必然会导致失败，而且给国家带来耻辱。”12】当然，在华的英国商人对此的看法很不相同：查顿和其他85名商人联名向新国王威廉四世请愿，要求为律劳卑所遭受的屈辱进行报复，并且是狠狠的武力报复。
接替律劳卑的是他的下属、第一贸易监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庇时是一位汉学家和前东印度公司成员，他跟中国人相处融洽，完全不喜欢那些好战的英国商人，认为那些人不过是希望英国卷入一场浩大的战争罢了。作为以前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雇员，他当然也不把那些自由的独立商人放在眼里。几个月后，德庇时因为厌倦而辞职，接替他的是第二贸易监督乔治·罗宾逊爵士，时间是1835年1月。
罗宾逊从前也曾经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也非常憎恶英国商人，但是他成功地与其达成一种工作关系。他建议想办法安抚中国人，恢复两国关系。他尝试允许暂停鸦片贸易，并且停止印度毒品的种植。尽管罗宾逊非常努力，但他还是被解雇了，换上了更加好战的贸易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上校，时间是1836年6月。
义律是苏格兰人，一个热衷于水彩画的画家，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自愿在海军服役，后来负责打击阿尔及尔的海盗及在非洲西海岸进行的奴隶贸易，他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政府头衔“奴隶保护人”。1833年，他从海军退役，帮助起草法律，禁止在大英帝国境内使用奴隶。外交大臣巴麦尊伯爵重新起用义律，将其派往广州。与前任一样，义律也是狂热的卡尔文教徒，非常看不起鸦片贸易，但是他比前任都更加精明，因为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反感。事实上，他从外交部得到的命令是，确保英国的毒品，即茶叶，安全地到达那些在起居室里喝下午茶的英国人手里。对于茶叶是用出售鸦片所获的白银来支付的这一事实，义律视而不见。
1836年11月，也就是义律到达5个月后，道光皇帝发布了一条诏令，在全中国禁止鸦片的输入和吸食。1836年12月，新任两广总督，一位年逾60的令人尊敬的学者邓延桢宣告：“鸦片烟有致命毒害。鸦片就是一种流动的毒药，倾家荡产是小，摧毁人的头脑和道德才是可怕的灾难。”11邓传讯了9位著名的商人，包括势力很大的威廉·查顿，让他们供认贩卖鸦片的行为，不久，又命令这些人离开中国。商人们无视这条命令，居然也没有受到惩罚。邓没有逮捕这些人，可能也是因为他对于打击鸦片贸易缺乏热情，因为他曾经对同僚讲，这无异于禁止喝茶。
外国进口商——不仅仅是英国，包括美国和法国——把这条禁令当成耳旁风，对以前禁止毒品的告示视而不见。有传闻说两广总督本人就参与了鸦片贸易，并且说朝廷官员通过收受贿赂，或者自己走私，从鸦片贸易中获利。鸦片贸易在摧毁中国人健康的同时，彻底摧毁了中国政府。就在外国商人漠视驱逐命令的时候，邓采取了加倍征收“消费税”的办法。这其实是一种贿路手段，是按每箱鸦片征收的。
但是这次皇帝说要结束鸦片贸易却是认真的。从马戛尔尼伯爵的中国之行，到义律的到来，朝廷库银已经从7000万两下降到1000万两。（19世纪中期，1两相当于1.5美元。）义律上任时，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估计在四百万到一千两百万之间，吸食人群已经扩大到一些年富力强的人身上，他们大多在20到55岁之间。或许害怕直接对外国商人采取行动，1837年，邓总督摧毁了在广东境内参与鸦片贸易的中国船只，而且，也是打击本国而非外国商人，他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中国鸦片商人、分销商，甚至是吸食鸦片的人。为了警告外国人，他处死了一家大型鸦片烟馆的老板何老金。
他们还计划处死另一名中国鸦片贩子，但地点选在广州的外国商馆的外面。中国人就在美国商馆的窗外搭起一个巨大的木头架子，要在这里执行绞刑。邓挑衅性地选择这个地址，是为了现身说法：“为了让他们反思，应该阻止道德败坏的外国人继续犯罪，因为这些外国人虽来自蛮荒之地，却还都有人性。”2美国顾问因此大为恼火，摘下了国旗，但是除此以外便再无计可施了。罪犯脖子上锁着铁链，行刑即将开始。这时候，行刑者给犯人递上鸦片，以便减轻痛苦—这样做并不具有讽刺意味。在鸦片的烟雾中，犯人主动举起手，绑在架子上。就在行刑前一刻，英印
船只“奥威尔号”（Orwell）上80名水手推倒了架子，用搭建架子的木板抽打围观的中国民众。中国政府官员都逃走了，但是犯人也被带走了。此时，6000名中国人已经聚集到商馆外面，开始用石头砸美国大楼。水手们朝这些人扔碎瓶子。玻璃碎片刺伤了中国人的脚。
在行商领袖伍浩官（Howqua）的请求下，两广总督阻止了暴动，因为这样对贸易非常不利。中国军人用鞭子驱散了人群，那名鸦片贩子在远离外国人居住区的地方被处死。一年后，一条英国船停靠在广州，外国商人和船员破坏了另一场行刑。一群中国人袭击了这条船，但是遭到派来保护外国人的中国军队的驱逐。
不过，这场危机过后，中国军队留在了商馆的外面，这使得商馆里面的人感到了威胁。更具威胁的是，鉴于外国人干涉中国的行刑事件，皇帝增派了一名钦差大臣，任命他，这位意志坚强，且与鸦片贸易从未有染的外交官来禁止鸦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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