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致变童为厮役，丽竖之若友昆—明中晚期社会男风流行状况
明代的同性恋风气严格说来应是明中期之后的男性同性恋风气，它是随着当时的纵欲风气而迅速形成的。在此之前，明初期的文献中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关于男性同性恋的记载，但基本上是零散的个别的现象，没有形成风气，更不会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是明中晚期的那种冲破一切道德规范的束缚、刻意迫求新奇和刺激的社会思潮促成了男性同性恋的泛滥。热衷于这种性爱风气的人员上自帝王公候，下至底民百姓，而士人是其中最为活跃的领导时代潮流的阶层。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京师、江浙、闺南等三个同性恋中心区域；形成了京师中官员与小唱、江渐间商贾士绅与小官、闽南的契兄弟、契父子这样具有代表意义的男性同性恋关系。同性恋卖淫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大都市出现了专为同性恋服务的卖淫场所——男院，同性恋在社会上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性行乐方式。
1.明宫廷中的男风状况
明代宫廷似有好男风的传统，从现存的史料看，明代的大部分皇帝都有俸臣。帝王的后宫生活，向来为史家所密切关注，
（明史》沿袭历代正史的习惯，撰有以帝王男宠为主要对象的（佞体列传》，明代各种笔记和野史中的有关记载亦屡见不鲜，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掌握较为丰富的史料。
明宫廷的男风之好比明代社会上同性恋风气似乎要产生得更早一些，《万历野获编》卷三载明英宗之体臣曰：有都督同知马良者，少以姿见幸于上，与同卧起。比自南城返正，益厚遇之。别至极品，行孝必随，如韩嫣、张放故事。（3）同书卷六又写到弘治年间内韩混乱的状况：
时寿宁侯张弩龄、建昌候延龄，以粒房被思，出入禁中无但度。4）明正德皇帝武宗的男色之好，堪称明列朝帝王之最。武宗特别喜欢年少英俊的变重，男宠不计其数，身份也很复杂。《明史·侯幸列传》曰：
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园政，一时需人并起。钱宁以铸衣幸；江秘、许秦以边将幸；马昂以女弟幸；祸流中外，宗社几缓。[5）武宗在宫廷中日为“要侯盘结左右”，他懒慨地封这些男宠为“义子”，赐姓朱，为他们起造豪华府第，允许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甚至掌握军权。其“义子“钱宁、江彬等气焰都很霉张，侍宠干预朝政，权势炙手可热。在这些男宠中，江彬、许秦都以勇武善战见货于武宗，以至武宗与之“出入豹房，同卧起”，爱幸有加：
场姓为义儿，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
中外率无大小，白彬乃奏。（6]
钱宁初亦以善射为武宗宠，“赐国姓，为义子，传升锦衣千户”，武宗对他言听计从，钱宁由此飞扬跋扈，“其名刺自称皇庶子”，他们的关系甚至密切到这种地步：
帝在狗房，常辞枕宁卧。百官候朝，至辅莫得帝起居。
密间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7）豹房是武宗行乐的场所，过去人们总以为武宗在那里沉溺女色，其实，武宗在豹房的宠璧中有为数不少的姿童，明清的正史野史都指出过这一点。这种状况曾经引起了正德年间朝臣们的极大不安，他们为皇帝之沉溺男色而不思续大事深感忧虑，御史周广日死上了一则奏疏：
陛下承祖宗统绪，而群小荧惑，致三富锁怨、兰殿无征。虽陛下春秋鼎盛，独不思万世计乎？中人稍有资产，犹蓄妾屡以图翻续，未有专养螺始，不顾祖宗继嗣者也。义子钱宁本室竖苍头，滥宪已极，乃复藻兑货贿，轻蔑王章，甚至投料于人，自称皇底子，僧途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选宗室之资者置诸左右，以待皇酮之生。诸义、乔子俱夺其名爵，乃所以远佞人也。（8）武宗的终无子嗣，应与他的这种性倾向有关。这位以放荡著称的皇帝，酷好标新立异，同性恋对他来说显然更具有刺激性。
《明武条外纪》道：
（武亲）邀游官中，日率小贫门为抵端瓣之戏，随所驻辄饮宿不返。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9）武宗曾以各种方法接罗男宠，他从宫里的太监中鳞选变童作贴身随从，当然也与他们进行性娱乐活动：
武索初年，选内俊类者以充完幸，名曰“老儿当”，犹云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10）徐充《暧妹由笔》卷三亦曰：
正德初内臣最宠卿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然实不计老少，惟宠邪是尊。余近访知老儿当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岂漏、籍器之类款？
当然武宗渔色的对象决不限于内臣，他在外出游幸活动中亦四处搜罗变童：
武宗南幸，至杨文襄家，有歇童传焉。上悦其白蕾，问何名，日杨芝。赐名日“羊脂玉”，命从驾北上。先是上出室府，有歌者亦为上所喜。问其名，左右以
“头上白”为对，盖本代府院中乐部，镇守太监借来供应者，故有此评名。上笑曰：“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乎？”逮上起，诸大当送阀之。盖虑圣意或欲呼入内延，故有此问。）
“羊脂玉”的故事在晚明流传甚广，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史梦兰
《全史宫词》等书都记载了这一铁事。
一些无赖士人为了投武宗之所好，竟相呈献男色希宠，（万历野获编》卷二一曰；
兵部尚书王琼头戴照刺衰衣，潜入豹房，与上通宵轩饮。
原任礼部主事杨循吉，用伶人藏资荐，侍上于金陵行在，应制操杂剧词曲，至与诸优并列。（12）伶人额贤后来“承武宗异宠”、“至赐一品服”，与士人交往自称“良之”。在明代，一般是读书人才称字称号，伶人敢于称字，这是前所未有的[13]，因而招致了士人的不满。减贤得宠后常受托向武宗议事请官，朝议纷纷，路人侧目。
明武宗纵情声色的生活虽受到当时官员士人的普遍指责。
其实却对社会上的纵欲风气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皇帝的胡作非为的勇气使局促于枯淡严厉的道德教条之下本来就渴望享乐的人们大开眼界，他们在潜意识里艳羡这种生活，武宗的酷好男风的性倾向对于徐桃断袖之风在晚明的迅速蔓延应该说是有着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明神宗万历皇帝亦有此好，他曾效法武宗在内臣中选变童与同卧起，并招弄臣扈驾：
今上王午癸未以后，选垂臂内臣之慧且丽者十除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延皆目之为十俊。其时又有一袋师，为移庙初元元宰之曾孙，年少美风姿，鹿上驾幸天寿山，中途递顿，亦荷董圣卿之宠。每为同官动笑，氟俯思避去。[14]
天启皇帝好男色的倾向似乎比万历更强一些，各种史料、宫词都记载熹宗对异性没有太大兴趣，所谓“厌近女色”、“上不好女色”、“君王不爱倾城色”，但他在宫中却有一位非常宠爱的太监“高小姐”，一起嬉戏游玩，形影相随。明末秦征兰《天启宫词一百首注》言天启宫中的这一段情事曰：“御前牌子高永寿，年未弱冠，丹唇秀目，姣好如处女，宫中称为高小姐。宴会之际，高或不与，举座为之不欢。”[15]后来高不幸在一次戏水中溺死西苑，嘉宗医为伤心，曾特命“于大高殿作法事，放河灯迫荐之”。[16]
故刘城《天启崇横宫词三十三首》有诗云：
汉帝椒风绝等饼，六官粉需枉金钗。窈家小姐姨眉好，那用凌波窄锦鞋。17）诗中“窄锦鞋”借指女人，谓熹宗好男色不近女子的性倾向。熹宗的有关铁事在民间亦流传颇广，当然难免被夸张耐走样，明末小说（祷机闲评》所写的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宫廷故事，其中第二十三回写道：
皇上万几之眼，不近妃媒，专与小内待顽要，日幸效人。（t8）.
甚至南明小朝廷，福王纵情逸乐的对象亦大半为梨园子弟：福王卿适匪人，巷谈型喝，流入大内；梨园子弟，供奉后庭；教坊乐官，出入朝房。诸大老无以目之，共呼为老神仙。（19]
明代宫廷里南风熏沐的状况可以说是明代社会上男性同性恋盛行一时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当时人们特有的同性恋观念，如严格区分同性恋中主动与被动角色的性关系上的不平等，歧视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视同性恋为行乐方式因而男色女色并行不悖的双性恋心态，以及人们从生育的角度对同性恋的批评，在宫廷中都有典型的显现。重视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史料较为丰富和切实的历史，对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男性同性恋风气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2.晚明士人与同性恋风气
宫廷中的同性恋风气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风气在晚明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广大士人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道学家之外，明中期以后的士人通常不仅不排斥或造责同性恋，反而常把它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并加以倡扬。
明晚士人对同性恋的宽容和肯定首先表现在一批大文学家、诗人及名士们的言行上。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的调侃笔调，写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表明了作者对同性恋者的极其宽容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也是十分地同情以至赞贫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曾
“泛舟置酒，青帘白舫，纵浪浦间，以仙令自许，在郎署益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20）但汤显祖认为这是名士风流、洒脱不羁的表现，他为此写诗道：
赤水之珠路长卿，风波酰宕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枕过折窗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东取歌篇足弹诵。情知宋玉有微词，不道相如为传从。此看论放益翻翩，好共登山临水边。（21）时隔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减懋循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风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22]，汤显祖把这两件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作了一首传颂一时的《送赋晋叔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其中有句云：
看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低。长舞曾误宋东邻，香叔证怜周小史。自古飞暮说俊游，一官难道残风流？深灯夜雨宣残局，浅草春风态薄球。杨柳花飞还顾诸，著洒君鱼须判放。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仍间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却笑唐生同日疑，一时藏辍竞何云。（23）这种敢作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视世俗名利、追求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对当时士人震动很大，明末时钱谦益犹赞叹道：“艺林至今以为美谈。”[24）戒燃循在京为官期间，放纵无所忌惮，而游对象多为变童。（万历野获编）卷二六中有《项四郎》一则云：今上乙百岁，有浙东人项四朗名一元者，扶货游大学，年少美丰标。时吴兴藏顾诸姆循为南监博士，与之邪。同里兵部邮涵澜仕诠，亦朝夕过从，欢谣无同。藏早登第负隽声，每入成均署，至悬球子于舆后，或时潜入曲中宴饮……
南中人为之语曰：“诱童亦不妨，但莫近项郎。一坏兵部吴，再废国博城。”（25]
京官男风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晚明大散文家张份在《陶鹿梦忆》中的一篇短文《祁止祥癖》里以祁止祥的一段同性恋情事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人无籍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航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友祁止样有书画舞，有缴鞠癖，有鼓钱赛，有鬼戏痹，有梨圆癖。王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宝示余。余诵：“此西方速陵鸟，何处得来？”阿宝妖治如越女，而娇痴无赖，故作涩勒，不肯著人。如食被榄，咽涩无畏，而韵在回甘。如吃烟酒，楚无奈，而软同沾醉，初如可厌而过即思之。止祥希音律，咬钉臀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投，阿宝辈皆能站通主意。乙西，南都失守，止祥奔另。遇土贼，刀剑加颈，性会可倾，阿宝是宝。丙皮，从监军驻台州。乱民卤掠，止祥衰筐都尽。阿宝沿途唱出以膳主人。及归半月，又扶之远去。止祥去妻子如脱展耳，独以妾童思子为性命，其穿如此。[26）案祁止祥名佳，山阴人，是晚明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张俗对都的坎坷而执着的同性恋经历大为赞赏，并认为这就是十分宝贵的人的“深情”和“真气“之所在。晚明的士人就是这样常常给予同性恋以慷慨的、无所忌讳的囊扬。
小说家冯梦龙的同性恋观同样是很值得注意的。冯在他所编著的《情史》里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并时加评点。他认为：
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说而未见胜也。
世固有缔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27）
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相提并论，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与反常的区别。这种观念，几乎接近现代的同性恋理论了。
万历年间进士陈泰交还曾撰写过一篇被认为是过于“放诞风流”的《优童志），并坦然地把它收入自己的文集中。（28）中国古代士人向来十分注重自己文集的严肃性，喜欢维护一种道貌岸然的形象，尽管平日也会有许多游戏之作，但都不收进文集。陈泰交此举亦时风授染所致也，在别的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浸淫于这样的社会风气，一些士人本来无男风之好，但也为潮流所裹挟，逐渐地热衷起同性恋来。《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周用畜汝砺，吴之昆山人，文名籍甚。馆于湖州南浮董宗伯家，威性补茂，幼无二色。在塾稍久，辄告归。主人知其不塔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龙阳子都之说，印态怒变色，谓此禽善盗丐所为，盖平生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稳其惑，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纳其茎。梦中不觉，欢恰惊醒，其意愈弱之不休，益畅适称快。密问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日：“龙山真圣人！”数十声不绝。明日其事传布，远近怪笑。龙山为主人别号。自是迷溺于男宠，不问妍燧，必求通体。其后举丁五进士，竟以好外赢惫而爱。（29]
而士人平日相聚，亦常以男风相滤。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三七载当时士人黄季主、张维时皆佳公子类少年，相见之下，黄故语之曰：“沅有芷兮灌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张毫不示弱，应声对曰：“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未敢忘。”这种以隐喻男风取乐的态度，在明初是会被认为有伤轻薄的，但在晚明人看来却很风流潇洒。故沈德符概括晚明的这股士风曰：
得志士人，致妾童为厮役；钟情年少，卿丽整若友冕。[30]
基督教文化中的同性恋耻辱感，在中国古代本来就十分淡薄，到了晚明，习尚成俗，一部分士人更引以为风流了。
3.跟官的门子，献曲的小唱
晚明官员士人猬男色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被私人占有的、以仆役身份出现的变童。二、在社会上公开卖淫的歌窜。在京中，当时的人们常常把跟官的门子、献曲的小唱作为这两类人的代表。
门子本指为官员应门的仆役，但在晚明男风盛行的状况下，他们往往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一由年少的变重充当，从而成为性娱乐的对象。门子兼作男宠的现象其实在晚明十分普遍，并不限于京城，远离京城繁华的外仕官员在枯寂中就常常以拥有俊美的变童作门子为乐事。谢肇（五杂姐）卷八：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待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富多感之，往往形诸白简。（31）王同轨《耳谈》也记载了这样一件铁事：
陕西车御史梁按部某州，见找轿小童爱之，至州令易门子。变目无以应，车曰：“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曰：“小童乃递运所夫。”驿丞输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觉以易之。强景明戏作《被轿行）云：“找轿找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怜吏目却不晚，好个驿丞到知道。”
《五杂俎》卷五更载有这样一段官员与门子的对话：国朝周文襄在姑苏日，有报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暗诸门子曰：“汝幸镇之，近来男色甚于女，其必至之势也。”（32）
可见当时的人们总是很自然地将门子与男色联系在一起的。明中晚期的许多通俗小说也反映了这一情况。《金瓶梅》中西门庆的男宠书童，作者就交代他“原是县中门子出身”，被县官作为尤物送给了西门庆。[3]天启年间小说《童婉争奇）中写妓女骂变童曰：
你狗苟蝇营，何不去官府中当一名打扇的门子？340晚明小说《龙阳逸史》第十九回也写到范公子在汴京做官后，遇上旧日相好花姿，旧情难忘，“遂留在家中做个门客”。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潦倒的读书人若做了门客的话，心里便很不是滋味。（耳谈类增》卷一九所载的一则铁事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
李方伯分守湖州时，有分巡修公门子善属对。傅出对云：“一般门子，拙者厚，智者薄，可谓不均。”即应声日：“既是男，幼则学，壮则行，自怜弗类。”
这样的自嘲是很辛酸的。
门子服务的对象多为有较高职务的官员，他们为主人所独占，虽多从事性服务，却与一般意义上的卖淫有别。晚明京城男风盛行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还在于京城中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男妓一—亦即各种史料中经常提到的献曲的小唱——的阶层和市场。小唱是当时京中对那些专以陪酒唱曲、充当同性恋行为中被动角色来谋生的人的称呼。晚明的北京前门外有一条蓬子胡同（或称帘子胡同），那里是小唱们的聚居地。明末史玄《旧京遗事》云：
唐宋有官纹俯施，本朝惟许歌童答应，名为小唱。而京师又有“小唱不唱曲”之彦。每一行酒，止传唱上盏及诸菜，小唱使俩尽此焉。小唱在莲子胡同与熠无异，其妹好或乃过于烟，有就之者往往与托合欢梦矣。[35]
褚人获（坚领集）卷三（南风）亦叙晚明京中状况曰：京师所聚小唱最多，官府每宴，辄夺其尤者伴洒，以为症事。
晚明《树机闲评》是一部纪实性小说，其中牵涉到较多的同性恋故事，第七回里就有一段关于“帘子胡同”的描写：否边有两条小胡同，突做新帘子胡同、旧帝子制同，都是子弟们离所。
只见两边门内都坐着些小官，一个个打扮得粉妆玉琢，如女子一般，总在那里或谈笑、或歌唱，一街皆是。又到新宿子胡同，也是如北。[360）晚明小说《绣梯野史》中亦有这样一段文字：
原来徐桃是北京旧帝子胡同小唱出身，东门生见他生得好，新讨在家炒茹茹的。
“炒茹茹”是晚明某些地区关于同性恋行为的隐语。
小唱在晚明的京城几乎泛滥成灾，朝廷有关机构采取措施驱逐他们，却总是难以奏效。《万历野获编》卷二六《非类效仕宦》曰：
向年有小唱态肆，得罪司城彻史，上疏尽数逐去，久之稍稍复集。人问其何以久不见，则曰：“蔽造中人人修洁，无奈新进言官风闻言事，以致被论出城待界。今公论已明矣。”一时为之破颜。
沈德符不禁把这种状况与魏晋六朝时“男宠大兴，甚于女色”37）情形联系在一起，发出感叹：小唱盛行，至今日几为百太旗矣。[38）由于小唱们有很多机会接触豪贵，他们的收入自然也颇为可观。
一些色相出众、巧于应酬者甚至由此赚钱捐职而改变身份：
其轮而慧者，类为要津所据，断袖分桃之际，赛以酒资仕膜，甲充功曹加纳候选，突而并矣，旋拜丞薄而辞所欢矣。
以子目略，已不下数十辈。（39）这在等级观念日趋森严的封建社会晚期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还有一些小唱则利用与官员饮酒作乐的机会充当特务的角色：
谓察时情，传布秘语，至缉事衡门亦籍以为耳目。[40）可见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小唱阶层的壮大，小唱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成为一股值得注意的社会力量。
明代京城中的小唱，最初多来自江浙一带，但后来蔓廷到北方。谢肇《五杂姐》卷八曰：
其初皆浙之宁波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教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间一有之，则风流绍绅，莫不尽力卷致，举国若狂……至于姐丽像巧，则西北非东南敌矣。[41]
由于南方来的小唱灵慧柔媚，备得官员士人的青睐，因此出身北方的小唱往往对客人诈称南人，《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笑话：
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意，无聊赖亦承乏充歌儿，然必传称浙人。一日遇一北童，问：“放生何方？”应声曰：“浙之慈溪。”又问：“汝为慈深府慈溪州乎？”又对日：“若溪州。”再问：“妆曾渡钱江乎？”日：“必经之途。”又问：“用何物以过来？”则曰：“骑头口过来。”盖习网济辈浙东语，而未曾亲到，遂座一时笑海。（42）小唱阶层的这种重南轻北的倾向一直延续到清代。
4.江南风月中的妾童弹客
京师小唱多出身于江浙，这个现象同时也说明了江浙间的男风之盛。沈德符认为晚明的同性恋风气是“盛于江南面渐染至中原”，（43]因而明人多称男风为“南风”，有时亦称男妓卖淫的场所男院为“南院”。余怀《板桥杂记》曾生动地描绘过崇祯年间南京的盛况：
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露丽之乡，纵菌浪子，萧瑟词人，往来游戏。马知游龙，车相接也。其问风月楼台，尊强丝管，以及姿董卿客、杂技名优，献烟争妍，络绎奔献。垂杨影外，片玉查中，秋笛频吹，在莺乍转。
杭州的男风之盛，在明代是很著名的。《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写安进士眷恋套童曰：
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善尚男员。
崇孩初年小说《龙阳逸史》第七回：
那杭州正是作兴小官时节，那些阿呆真叫是取孔里着不得垃圾，见了个小官，只要未戴网巾，便是竹竿样的身子，笋壳样的脸皮，身上有几件华丽衣服，走去就是一把现梦。（44]
一些游泊儿对此十分沉溺，（耳谈类增》卷五O“浙富翁死荡”：
万历间渐有富翁子，性喜浮荡，翁以晚年得子，娇纵之，任其与优人帘，迷与谐亡。
苏州的男风同样很盛，而且尤以出套童著称。在晚明直至整个清代，苏州变童以其灵秀的外表、柔媚的举止和良好的南曲修养而称冠江南，名闻遐途。晚明的不少通俗小说都写到豪商富绅到苏州物色变童的情节。（45]他们甚至以与姑苏变童押游作为自己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苏州在明代文风极盛，出过不少状元，有人便戏称姑苏的特产是状元与变童。晚明的同性恋小说中关于苏州变童的故事最多，妾童集中的现象使苏州的同性恋风气特别严重，给当地的少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甚至同性恋小说专集《宜春香质》的作者也感叹苏州的风气曰：
如今世事一发不好了，当时相处小官，以为奇事。如今小官那要人相处？略有几分姿色，未至十二三，梳油头，挽苏警，穿华衣，卖风骚，就要相处别人，那要人相处他。（46]
万历年间姜准（歧海琐谈》是一部专写渐南一带风俗民情的笔记，其卷七亦曰：
（周书》曰：“美男谓之破老”……今瓯俗此风盛行，甚至有斗网系伤讼之于官者。（4）大约是这些事给作者的印象太深刻了，《歧海琐谈》中至少有三处提及这一风气。
与此相应的，便是江浙间一些正统人士对男风盛行的深重忧虑，万历年间江阴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六摘引了当时的一篇共三十六条的家训，其中第五条明令“家无俊仆”，第二十四条“家僚无鲜衣恶习”，可见鬓童习气已引起正统人士的恐慌，而这在前此的时代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晚明陈龙正（家矩》亦把“勿蓄优伶”作为一条重要的律令。山阴刘宗周《人谐类记》就强调
“警蓄俊仆”，他认为：“淫罪多端，男淫更下”，“养生家每言男淫损神，尤倍于女。况比顽童者，国门必多丑声，最宜防戒”。（48）明末彭士望（耻躬堂文抄·示儿婿书二通》之二日：
今之少年，私相讲习，成一学术，或椎而儿戏；或老而世法；或好名而争忌；或角慧而夸奇；或卿豪而顽比。
作者将“卿亵顽比”与青少年的“好名”、“角慧”等缺点相提并论，可见男风之盛确实已成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晚明纵欲主义思潮曾使金陵、姑苏、杭州等印刷出版高度发达的城市大量出版春宫画册，而受男风之渐，这些画册中很不乏同性恋的场面。如晚明十分著名的、印刷精关的《花营锦阵》，其中第四幅即为一成年男人与一小厮的性行为画面，图旁题诗云：
座上香盈果满车，谁家少年润无裂。为采普薇颜色媚，赚来试折后庭花。半似含羞半推脱，不比寻常浪风月。妇头低唤快些儿，可宁休与他人说。（49]
诗中点明了画里主人公追求新奇和刺激的心态，推崇同性恋而贬抑异性恋为“寻常浪风月”。类似的画图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画册和小说插图中亦颇不少见。
5.闽地的“契兄弟”“契儿”风俗南方的福建沿海一带，是晚明社会男性同性恋风行的第三个区域。大量的史料表明当时那一带盛行“契兄弟”“契儿”风俗，（万历野获编》曰：
间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贼矫继，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筑。其晓厚不得迷意者，或相抱系端波中，亦时时有之。此不过年貌相若者耳。
近乃有称契几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货聚姿首翻秀者，与讲我视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子含。[50]
这种风俗，还见载于清初褚人获《坚弧集》等多种笔记。福建契兄弟风俗，与当时京城及江南一带的同性恋风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在京城和江南，男风多与卖淫联系在一起，属于一种性娱乐方式，与婚姻不可同日而语。而闽地这一风俗却是比较认真的，它基本上不存在卖淫现象，相反，契兄弟同居，往往需要近似于婚姻的仪式，性伴倡比较固定。而且，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公开的，得到社会（包括父母亲朋）的认可。同时，在京城及江浙一带，官员士人和商人是押游男色的主体，面闽地的契兄弟习俗双方多为平民百姓，他们如同娶媳妇一般积撞一定的钱财去结成这种同性恋的契约关系。明末清初的不少通俗小说都写到了这一风俗，如晚明《石点头》第十四卷中写道：
至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津州词讼，十件事到有九件是为鸡奸率。
（笑林广记》中的一则笑话亦是以这种习俗为背景的：有与小官架厚者，及长为之娶妻，讲过通宋不遇。一日闯入房中，适亲家母在，间女何亲？曰：“夫夫。”[51）李渔（无声戏》中有一篇（男孟母教合三迁》，专写晚明闽地契兄弟习俗，其中虽不能不楼和着一些作为江南士人的李渔的主观色彩，但我们从中仍可以读到有关风俗的生动且相对可靠的描写：
由建宁、邵式而上，（男风）一府甚似一府，一县甚似一县。
要晓得福建的南风，与女人一般，也要分个初婚再酿。
若是处女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礼兼行，一样的明婚正要。（52）这篇小说写成年男子许季芳酷好男风、遇上绝色变童尤瑞郎。许倾家荡产聘瑞郎做契弟，两情甚洽。瑞郎为了水远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竟自行阀割，改女装，自名“瑞娘”，做了许的“妻子”，并从此也如女人般地不出大门闭于深闺。许深为众人所妒，被害身亡。瑞娘坚守贞操，抚养许之遗孤成立，自己则一直女装至终老。小说最后有睡乡祭酒评曰：
若使世上的龙阳个个都像无瑞郎守节，这南风也该好；若使世上的朋友个个御像许季芳多情，这小富也该做。[50把贞节、多情引进同性恋，这正是闽地男风接近于婚姻的一个特点。
由于闽俗男风盛行，一些好男色的官员到福建做官时便会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冯梦龙《情史》卷二二载：
吾乡一先达督学闻中，间尚男色，少年俱修泽自喜。此公阅名时，视少俊者暗记之，不论文艺，悉加作养，以此得谤。罢官之时，送者日数百人，皆署年美俊如一班玉笋。相随数日，依依不舍。归乡不咎失官，而举此以夸人，以为千古盛事。（50而契兄弟一词亦渐由闽地传播到别处，以至当时某些小说常以
“兄弟”作为男宠的代名词。《金瓶梅）第九十六回写陈敬济落泊做了侯林儿的男宠，小说写道：
众人看见敬济，不上二十四五岁，白脸子，生得眉目清俊，就知是候林儿的兄弟，都乱调戏他。
同回又写来了个看相的老人，众人便对他起哄陈敬济道：“你相他相，倒相个兄弟。”可见“兄弟”一词的特殊含义在当时的北方亦已流行。
京城、江南和福建是晚明男风流行最为严重的三个中心区域，但在这三个地区之外，实际上也很不乏男风的流行。晚明小说（石点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家》的开头就有一段当时各地对男性同性恋的不同称呼的记载：
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者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茄茹，南方入叫打莲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著七，龙游人叫弄若露，慈溪人叫戏服蝶，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是唤作以阳物插入他人类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55）从这些锂语中可见各地男风之盛。我们现在从晚明的各种笔记中，也时常可以发现有关记载，如《五杂姐》卷四：
渡江以北，齐、香、蒸、楚、秦、洛诸民，无不往泰山进香者……及祷祠以毕，下山含逆旅，则居停亲识皆为形斋，宰杀猴藉，醉舞喧效，委童歌倡，无不得矣。
写的是泰山，所涉却广为齐晋燕楚秦洛六地之民，男风之风靡各地于此可见一斑。
写作于万历年间的王临享《粤剑编）卷二叙广东一带风气曰：
糖城人富而俗修，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十金，常有荡子以千金买一顽童者。[56]
冯梦龙《情史·情外类》搜集各种笔记中的各地同性恋铁事甚多，如《梁生》言东粤事；（万生）言湖北黄州事；《宝应朱凌溪》
言陕西事等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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