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性爱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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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问题与性爱风气

如果我们从性别的角度去分析明清两代的各种性爱风气。

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其间混乱复杂的矛盾状态。事实上,性别的等级观念可以说是了解明清性爱风气的一把重要的钥匙,两性不同的性地位正是矛盾的性爱风气形成的基础。明清两代的各种性爱风气其实可以很清晰地分为两个大类,亦即女性的和男性的,其界限通常是严格而不可逾越的。正统、保守、禁欲在明中期之后基本上属于女性的性爱风气,节烈、贞操和缩足都是单方面就女性而言的;而纵欲的、寻求刺激的性爱风气属于男性,基本上与女性无缘。晚明狭邪小说和艺术品基本上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为迎合男性的趣味面作的,同性恋及异装癖风气也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以性别的面不是男女混同的视角来看待明清性爱风气,我们可以对某些历史现象获得更切合实际的认识。许多现代的性学理论,如果不加区别窗圈吞枣般地用来分析古代性爱风气,那是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如性压抑向来被视为性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具体到明清时期,它则是最不能男女混同而论的问题。男性在明清时期属于性特权阶层,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们不存在性压抑,正统儒学、佛教的轮回学说、道教的养生术等等都造成了中国古代男性多层次的性压抑,但是在某些极端的时期一—如晚明纵欲主义流行期、以及在大部分上层社会成员中,一切与男性性欲有关的问题都得到极大的宽容,士人们不把性爱视为罪孽,面是一种货心悦目的娱乐。因此他们不但不忌讳,反面津津乐道,以多情自高。一切性爱形式甚至于强奸、乱伦在狭邪小说中往往也都被视为可以理解的。从实际生活到精神世界,他们几乎部没有什么障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晚明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上层社会的大部分男性基本上不存在性压抑的问题,有人且据此认为晚明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性的解放的时期。如果孤立地看这些现象,这种结论可能是对的、但要是把它与性别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会感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种解放其实含有许多不人道的成分。我们应该注意,晚明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纵欲风气是以女性的禁欲为基础的。虽然两性关系上的纵欲必须通过两性的合作才能获得,但明清时期的具体情况值得分析,因为当时的男性在两性关系上的纵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纳妾和舜鼓,也就是说,都是以金钱和势力等外在于性爱本身因素而实现的,女性在这种关系中处于被动和屈辱的位置。同时,社会通过各种道貌岸然的道德教条要求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忍让和宽容,事实上它起到了纵容男性纵欲的作用。“无妒”,是当时社会所谓“妇德”的一项重要内容,女性在性爱中正常不过的排外心理在明清时期被认为是不合乎道德要求的,当时社会认为“劝夫纳妾”“善待妾婢”“夫喜亦喜”是为人妻者的基本修养,通俗小说总是热衷于写妻子怎样为丈夫选美貌多才的妾、或把媒妾推到丈夫床上的情节,以此来表现女主人的美德。无妒的直接受益者是男人,他因此可以拥有一个多妻妾而又和平安宁的家庭。也就是说,女性献身崇高理想般的非人性的自我牺牲,其实际效果却是满足了男人最自私的欲望。被整个社会所讴歌为无比高尚的女性禁欲行为实际上只是为男人的纵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自身成为更彻底的男性纵欲牺牲品而已。晚明的男性纵欲风气就是这样有赖于女性的禁欲风气而存在。由于女性的“贤德”,男人们得以广纳妻妾并自由地出入勾栏妓院;由于女性静处深院的“淑范”,男人们几乎不会有为妻妾背叛的后顾之忧。所有的性文学亦完全以男性为中心展开而几乎听不到女性的声音。把一种完全没有女性主动参与相反却是压抑女性的纵欲风气称之为人性的解放是可疑的,因此我认为,明清男性纵欲风气绝对不是简单的人性的解放,男性的较少性压抑状态,不是基于人们对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而是以通过对女性的非人道的压抑和禁欲获得的。牺牲女性,成全男性,男性以对女性残酷的性压迫而达到自己的解放和满足,这种解放不但不具有进步的意义,反而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男性中心意识发展到极端之后所出现的可能导致两性关系窒息的现象。实际上,它阻碍了人性解放的进程。就这方面而言,明清时期禁欲风气与纵欲风气的并存可以说是并不矛盾的,而忽略了性别问题去简单地把明清时期称为人性解放时期或禁欲时期显然不可能达到对明清时期性爱问题的真正认识。

同样,看待明清时期的同性恋风气也是必须严格注意性别问题的。其实,同性恋是近现代才进入中国的外来语,古代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可兼用于男女两性的同性恋词语,人们通常称男性同性恋为“徐桃癖”、“龙阳癖”、“断袖癖”等,而女性同性恋则有“对食”等特用名词。[3]表现男性同性恋关系的动词通常都带有明显的不平等色彩、如“璧”、“宠”、“幸”,是上对下、主对仆、长对幼的关系,而表现女性同性恋关系则完全不用这类词语,多用平等意味的动词如“爱”、“悦”、“幕”等。在明清时期,女性同性恋的事例不是没有,但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它总是个别地、悄悄地进行着,更不可能出现女性同性恋卖淫活动或卖淫场所。明清同性恋风气中不包括女性同性恋,并且,男性同性恋风气的流行谈不上对女性同性恋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在明清时期的人看来,这根本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女性同性恋当时只能在畏惧和掩饰中进行,性爱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目的,相恋的双方一般比较平等。而对当时的大部分男性来说,同性恋是一种可以公开的、寻求性刺激的娱乐活动,能通过金钱、权力、地位来获得。明清时期的男性同性恋可以被划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个径谓分明、不可混淆的阶层。主动阶层是有钱有地位者的阶层,他们追求刺激和满足;被动阶层是地位低贱、出卖肉体者的阶层,他们的同性恋活动更多地是出于屈从和卖淫,并非真正对同性恋有兴趣,其目的是功利的而非性爱的。同性恋双方极不平等,并且社会舆论宽容主动方而歧视被动方。这种状况在明清时期是一贯的,也是为社会所肯定的。因此,明清男性同性恋风气始终是与卖淫联系在一起的,地位和金钱在男性同性恋关系中比性爱更为重要。这种种状况都与当时的女性同性恋大相径庭。如果以现代的同性恋概念来笼统地不分性别地研究明清时期的同性恋状况,很多问题会变得似是而非,难以理出清晰的头绪。

性别问题是性史上的最基本问题,而在明清时期,由于男性中心意识的膨胀和女性禁欲风气的流行,历史上各种固有的矛盾被激化了,性别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以极端的、浓缩的形式出现的,因而尤其具有代表意义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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