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营造纵欲的理想王国—
晚明的色情文学
色情文学的泛滥是晚明纵欲思潮中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论是把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还是作为一种时代意识的表现来看，都可以说，它既是晚明社会上纵欲风气的产物，又对这种风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以一种更纯粹、更凝炼的方式营造了一个个完全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障碍的纵欲的理想王国，在那里充分地表现对纵欲的强烈的欲望和追求。明中期之后，色情文学大量涌现，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色情文学繁荣局面，新作叠出，颇具规模，内容涉及面极广，从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人心躁动、人欲横流的状况。从艺术上看，也很不乏可读之作，产生了像《金瓶梅）这样高质量的色情文学杰作，在文学史上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另如小说《痴婆子传》等，对邻国日本的古典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明的通俗文学中经常大量充斥色情内容，而色情文学亦以通俗文学为主，被衰宏道、冯梦龙等人倍加推崇、认为是明代真正可以传世之诗的民间小曲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都是属于性爱的。这些小曲在当时遍及南北，从勾栏曲院、酒楼庙会直至家庭私宴，处处可闻，最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不但姐妓优伶必得精通小曲以娱客，百姓人家的妻妾丫囊往往也十分熟悉这些俚曲，小说《金瓶梅）就大量引用它们，潘金莲时常在西门庆面前唱曲希宠，她是如此地熟悉这些小曲以致言谈间曲文总是脱口而出，而与她对话的女子，即使正经如吴月娘者，也总是能立即明白其意。西门家的其他丫如春梅、玉箫等，也都是吹拉弹唱色色皆精，招之即来，既是丫囊，亦为家乐，这在当时的富户中亦属常景。从成化年间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一直到明末冯梦龙的《山歌》等里曲集子，曲词是越写越艳，表现男女私情的描写也愈加裸露而不讲究含蓄，语言热辣辣地充满激情，反映了对性爱的由衷的费赏和强烈的渴求，极具特色。晚明这类集子时有出现，数量可观，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曰：
里街童消妇露之所喜间者，旧惟有《傍妆台》、《驻云飞）、《要孩孔》、《皂罗袍》、《醉太平》、《西江月》读小令，其后益以《河西六娘子》、《闹五更》、《罗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调，有效落，已为淫廊矣。后又有《桐城歌》、（桂枝几》、《千荷叶）、《打枣干）等，虽音节皆仿前谛，而其语益为淫廊，其音亦如之。视桑间濮上之音，又不音相去千里。
海浮导欲，亦非世所宣有也。这些小曲的作者多为市井小民及里巷妇女，经娼妓歌童的传唱而流入上层社会，与当时士人的纵欲思潮一拍即合，得到士人的高度评价，袁宏道认为它们堪与《诗经》并提：“《毛诗》郑卫等风，古之淫词蝶语也，今人所唱《银柳丝》、《挂枝儿》之类，可一字相袭否？”[79]他在（叙小修诗》中又曰：
吾调今之诗文不传矣，共万一传者，或今间间妇人遥子所当《掌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间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睾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部哀乐嗜好情破，是可喜也。（80）同时这些小曲对文人的创作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文人从中汲取蓬勃的生命力，热衷于模仿它那种既新巧又淳朴的艺术风格，一些通俗小说甚至直接引用俚曲来表现主题。因此晚明不少士人兴趣盎然地从事俚曲的搜集、编纂和仿作的活动，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最能反映当时社会严重的纵欲风气的当然还属明中晚期大量涌现的狭邪小说，从小说的数量规模到内容和观念，它们都可以说是晚明纵欲思潮所留给后人的最丰富、生动、直观的材料。据近年来学者们的搜集，明代现存的这类小说有《如意君传》、
《金瓶梅）、《绣榻野史》、（昭阳趣史》、《浪史》、《玉田红》、《别有香》、《龙阳逸史》、《并而钗》、（宜春香质》、（一片情》、《欢喜冤家》、《僧尼孽海》、《痴婆子传》、《素娥篇》、《春梦琐言）等近二十种，但这些还只是有幸保存下来的一部分，由于入清后官方多次下令禁毁“淫词小说”，晚明的狭邪小说散供失传甚多，如在当时一再地被与《金瓶梅》并提的《玉娇李），现在就完全失传了。上列的不少书目，如《龙阳逸史》、《痴婆子传》等，在汉土原亦久已失传，都是近年来学者在日本发现的。由此可以估计，晓明的狭邪小说的数量当比现存的多得多。
明代的狭邪小说大多为明中期以后的作品，以万历至崇横年间的为最多。它们或以性刺激为宗旨，或专写那种怪诞奇异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或出于一种对性的狂热崇拜和表现欲，内容十分丰富。处于纵欲思潮之下的小说家们，把一切与性有关的情节都张扬到了极致，欲望的热流扑面而来，从现代性学的角度看，它们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涉及到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恋、物恋、足恋以及异装癖、窥淫癖、露淫廓等等现象；在性行为描写方面，为了尽可能地追求刺激性和新奇感以获得哗众取宠的效果，这些小说挖空心思地描写非常态的性行为，姿势技巧五花八门炫人耳目，比房中书之故弄玄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性的关系上，其内容除了最常见的通奸、宿蜡、卖淫之外，还时常涉及卿童、乱伦、强奸、群交、杂交（异性恋与同性恋同时进行）、狠褒幼儿等场面；最后，这些小说更大量地写到各种性器具、春药及骇人听闻的男性性器官扩大手术，罗列种种关于男女性器官的奇间铁事；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说，它们亦可被视为中国古代性事及性意识的最鲜活生动的标本。
1.性的崇拜与《金瓶梅）性装拜、尤其是对男性性能力、性器官的崇拜，可以说是明中晚期狭邪小说共同的倾向。这也是男性中心社会纵欲思潮所必然产生的倾向。事实上，性的崇拜堪称晚明纵欲思潮的潜在的宗旨，剖析这种性崇拜倾向正是我们深入了解晚明纵欲思潮的一把钥匙。而把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深刻和充分的应推色情文学巨著（金瓶梅）。《金瓶梅）的伟大成就与晚明那些纯释寻求刺激、缺乏才气的色情小说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它是晚明纵欲风气在文学上的结晶。在这部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明社会上纵欲的倾向趣味及其主要的内容和形式。而所有这些在这部小说里都被表现得如此地深刻而富有血肉感，其丰富的内蕴确为同时期的任何文本资料所不可企及。
与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主题思想上常常显示出难以明确把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样，《金瓶梅》的表层语言与它的深层结构也显然存在着矛盾。尽管关于《金瓶梅》的主题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亦即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明确表达的思想往往不是其真正的倾向。《金瓶梅）一直以否定的口吻来写西门庆，谴责他贪色溺欲、仗势欺人，设计恶有恶报的情节表明作者的态度：西门庆本人在如日中天的壮年时期因纵欲丧命；刚刚死去，其宠妾就与他人有染，不久一夫多妻的家庭便树倒期猕散，美妾艳婢或嫁为他人之妻妾，或沦落风尘倚门卖笑；更为严重的是，他受到了在当时人看来最为残酷的报应—
无嗣。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作品本身，读它的全部内容而不是那些人为安排的情节或跳出情节的议论，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其实往往多是浮在小说表面的说教，它们与小说的内在思想很难获得一致，有时甚至是相悖的。事实上，《金瓶梅》中始终充盈着对性、性能力、性器官的狂热崇拜。说教在书中只不过是作者借正统道德观以障人耳目的幌子，是外在的；而性的崇拜是作品的血肉所在、生命所在，它是内在的，抽掉了它，小说就只能剩下一个苍白干枯的躯壳。在这方面，我认为清代那些主张禁毁《金瓶梅》的卫道士们往往比那些苦心经营而把此书捧为“实教化之真义及苦孝之苦心”的批评家如张竹坡等更能触及小说的本质，张竹坡们都认为自己读出了普遍读者所未能领悟的“真义”，但这“真义”其实只是牵强附会地把这部“淫书”与正统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而已。对于一部反传统的作品，竭力从中找出合乎正统观念的因素，把这视为一大优点借以抬高这部作品，是我们小说批评中一个卑陋而自以为是的传统，通常不能轻易地接受。《金瓶梅》全书的结构是众星拱月式的，西门庆是它的最中心人物，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女性围绕着西门庆争风吃醋，西门庆也征服了书中所有的他感兴趣的众多女性。整部小说沿着西门庆与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性关系展开了波澜选起的情节，西门庆死后，小说随之黯然失色，虽仍写了二十回，却写得如群龙无首般地张惶，只剩下对西门庆死后其家庭状况的凄凉的交待。其中不乏通奸、淫乱的情节，但激情全失，那些富于情致的打情骂俏和浓情烈欲的场面亦随之不见。可以说，作者始终对西门庆深怀崇拜之情，在作者的心目中，西门庆实际上就是一种战无不胜的伟大的男性性能力的象征。他是一个暴发户，但他在经商理财、做官处事上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干，他在清河县的显赫的财力和权势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拜倒在他的性能力之下的富有的女人而并非他个人苦心经营的结果。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西门庆与其说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代表，不如说是明中晚期纵欲思潮中的性偶像更切合实际一些。
与正统性爱观之重视女性贞操不同，在以性爱为主要内容的《金瓶梅）里，当时社会上对于女性的种种道德要求都被忽略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言情小说里常见的纯洁的处女，她们都有过丰富的性经验并总是怀着对性的渴求。《金瓶梅）的热情所注是性，西门庆更是完全从性的角度来看待女性的，西门庆热衷于渔猎“好风月”的女人，因此他取舍女人的标准和欣赏女人的趣味都与常人有所不同，世人所最为留连的豆戴年华的少女引不起西门庆的多大热情，小说第三十七回写西门庆去韩道国家，韩妻王六儿引着女儿韩爱姐出来拜见，这爱姐生得“一表人材”，但好色之徒的西门庆看上的却是其母而非其女，“这西门庆且不看他女儿，不转睛只看妇人”，以致看得“心摇目荡，不能定止”。在《金瓶梅）中，激情纵欲的场面总是在西门庆与风骚妇人之间进行的，而那些收用丫裂的情节通常是一笔带过，只能作为陪衬。西门庆对于女性的贞操很少真正看重，他萦素难忘、百计追求的是性经验丰富的女人，而这些女人是否结过婚、或有过淫乱行为，他都并不太计较，甚至于像李瓶儿那样中途改主意转嫁蒋竹山、事后翻悔又欲再嫁西门庆的行为，西门庆也还是接纳了她，李瓶儿最终且成了西门庆最宠爱的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人虽有丰富的性经验，最终却都为西门庆过人的性能力所征服，心悦诚服地与西门庆生活在激情之中。这也可以说是《金瓶梅》的性崇拜主题的最重要的特点。小说中所有主要的女角色的经历无不是这个主题的体现。如西门庆第三房妾孟玉楼，她在前夫死后对西门庆一见钟情，推辞了嫁给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为继室这样一个安享荣贵的机会面坚持到西门家做妾，并声称不计较西门庆“打妇数妻”、“眠花宿柳”这样的恶习。她也不是看上西门庆的财富，相反，她带着很大一笔财产嫁了过去，倒使西门庆发了一笔不小的妻财。西门第五房妾潘金莲身世堪悲，先做已近暮年的张千户的通房丫头，后又被惩罚性地嫁给外形丑陋的武大郎，只有西门庆才使她真正地感受到性的满足和乐趣。这个总是怀着性饥渴不甘寂寞的女性，虽然以后仍与不少男人有过性接触，但西门庆却始终是她的激情的中心。在整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都围着西门庆转，他几乎从来不会遭到拒绝（偏偏他又多喜欢有夫之妇），当然，金钱和权力起到了相当大的辅助作用，但从小说情节看，不能不承认西门庆过人的性能力是征服女人的最重要因素。孟玉楼、李瓶儿、林太太这些有钱也有一定势力的女人，她们既不贪图西门家的财产，亦靠畏惧他的权势，是西门庆所给予她们的性满足使她们心旌动播、不能自持，以致很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所有一切。李瓶儿这个《金瓶梅》中最优美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发展过程，可以说是西门庆征服女性、作为性崇拜偶像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也是小说中写得最为动人而又合情合理、耐人寻味的部分。当李瓶儿最初在小说中出现时，她是一个对于性尚蒙昧无知的女子，伶伶俐俐，虽已嫁为人妻，丈夫花子虚镇日在外爆妓饮酒作乐，她对丈夫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应该说，她这时的心境尚属平静。是西门庆的出现，勾起了她对情欲的强烈的渴求，她很快便臣服于西门庆。事实上，西门庆的日常行径与花子虚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本来就是一起押游的好友，但这些引起李瓶儿对丈夫不满的原因却丝毫没有使她因此不满西门庆：“谁以冤家这般可奴的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81）她因此一心一意打算跟了西门庆，将家中大笔财产开始偷愉地转移到西门家，对丈夫则表现得十分绝情，花子虚破产了，她并无丝毫怜悯，而是终日痛骂，终至花子虚因气丧身。李瓶儿的这种冷酷无情且带些势利的性格也同样表现在对第二任丈夫蒋竹山的态度上。由于忍受不了西门庆的哲时的冷落，她鬼使神差、急不可耐地嫁了行医的蒋竹山，她也曾经打算好好过日子，拿出钱来让丈夫开生药铺，但不久她就翻悔了，小说第十九回写道：
却说李瓶元招赞了蒋竹山，约二月光景。初时，蒋竹山图妇人喜欢，修合了些戏药，买了些景东人事、美女相思套之类，实指望打动妇人，不想妇人在西门庆手里，狂风骤两经过的，往往干事不称其意，渐生憎恶。反校妇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烂丢吊了，又说：“你本虾婚，腰里无力，平白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把你当块肉儿，原来又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忘八！”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边铺子里哮。干是一心只想着否门庆，不许他进房。
蒋竹山被西门庆使人毒打之后，“两腿刺八着，哭哭啼啼”，李瓶儿又一次表现得非常冷酷，不惟没有同情，反而“啰在脸上骂”，
“即时催他搬去”，“临出门，妇人还使冯妈妈舀了一盆水，赶着泼去，说道：‘喜得冤家离眼前’。”之后，李瓶儿含羞忍辱再次求西门庆纳她为妾，西门庆心中愤恨，在她过门后故意冷落她，拿鞭子抽她，但李瓶儿心甘情愿地承受。当西门庆不无嫉恨地问她；
“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李瓶儿的激情冲口而出：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这等为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希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省见哩！他拿甚么来比你？莫要说他，就是花子虚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时，奴也不惩般贪你了。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设夜只是想你。[82）如果小说只写到这里，《金瓶梅》的性崇拜思想可能就过于浅薄而与那些粗制滥造的色情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然而最奇妙而令人感动的转变在李瓶儿嫁到西门家之后发生了，这个此前见异思迁、势利狠毒、缺乏家庭责任感而只知追求淫欲的女人，在她终于成为西门庆的宠妾之后，她的心境变得异常地安宁，天性中美好的东西也随之发挥出来了。她变得十分地随和、善良、真诚并且很关心别人，似乎情欲的满足使这个女人感受到一种深深地、别无所求般地幸福，而这种幸福感更慢慢地使她不再那么总是怀着性欲饥渴，在西门家，她不但绝对没有像潘金蓬那样与别的男人调情，并且在一夫多妻的家庭里她温顺谦让，从不争风吃醋。或许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情爱充满信心吧，她甚至于不愿意西门庆过于宠爱她而劝他照顾别人。性的满足使她从精神到肉体都得到了升华。值得注意的是，李瓶儿一直是一个感情型的而不是理念型的女人，是西门庆妻妾中最没有机心的一个，她的这些行为不是对某种道德观念的实践，而是一种人性美的自然流露.因而并不让人感到矫揉造作。《金瓶梅》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这一切变化写得那么地合情合理，丝毫没有突兀之感。可以说，李瓶儿是小说中西门庆所接触过的女人中最为优美的形象，而这样一个优美的女性形象却是在西门庆的参与下—一准确地说，是通过性的洗礼才塑成的。诚如不少学者所指出过的，李瓶儿这个艺术形象的寓意正像她的名字是女性的性器官的象喻一样，她代表着女性的性存在。小说情节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当她在情欲没有得到重视和满足时她可能是魔鬼，而一旦得到了重视和满足她会成为天使的奇妙状况。小说把这个富于魅力的女人身上的这一番曲折经历和深刻变化写得十分纯粹，完全是唯性的，道德、金钱、地位等等因素在这里不起作用，突出了西门庆作为性崇拜偶像存在的伟大力量，反映了作者意识深层对性的狂热的崇拜，而这也正是小说的性崇拜主题的最充分的体现。
西门庆在小说中既征服了众多的女性，与众多男性形象的横向比较中，他也始终是最为强有力的。作者在行文中虽时时对西门庆持谴责、批评的口吻，但《金瓶梅》里除了西门庆，所有的男性都显得猥琐无能，或穷酸懦弱，或迁滞冥顽，或轻供油滑，几乎都不堪入目。花子虚、王三官都应是有财有势的男人，他们也都酷好眠花宿柳，但与其说是他们包占妓女，不如说是他们被妓女包占了，他们根本驾御不了女人。蒋竹山则不但穷酸，经不起西门庆稍施计谋便一败涂地，而且他本身在女人面前除了长跪不起之外，也十分无能。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堪称《金瓶梅）中的又一个风流人物，出身富贵人家，祖上颇有资财，他惯于勾引女人，斗胆染指过西门庆所宠爱的潘金莲、春梅、宋蕙莲，正如小说第九十六回所谓“眼光带秀心中巧，不读诗书也可人”、“一生多得阴人宠爱”，但他根本把握不住自己的有利地位，最终身败名裂，不但保护不了女人，反而自己“还与人家做老婆”—一沦落为乞丐无赖的男宠，二十八岁便死于非命。此外西门庆虽“热结十兄弟”，这些兄弟却没有一个是站得起来的，全属仰西门之鼻息的帮闲、做一些打托、说情、起哄、拉皮条之类的事，以期博得一饮一啄。至于像温葵轩那样的酸秀才，虚伪迁腐、狠彩无耻更让人感到可卑可笑。小说最后部分战死沙场的周守备，似乎勉强可算是《金瓶梅）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他却完全不了解女人，因而被春梅蒙在鼓里，是非不辨，内韩混乱，可悲可叹。《金瓶梅）通过这种种男人的无能状态的衬托，突出了西门庆在性爱上的强有力的雄性的形象，深化了它的性崇拜主题——性是衡量男性价值的标准。
《绣榻野史》是晚明继《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色情小说，清初坊间书商据此稍作改编又名《怡情阵》。如果说，《金瓶梅》的性崇拜主题是与作品对人和社会的深刻表现联系在一起从而展示了广阔的社会人生画卷的话，那么《绣榻野史》则几乎掘弃了所有的与性无关的因素而成为一部纯粹的极性之快乐的作品。为了尽可能地追求性刺激，这部小说几乎将一切可能发生的性事都写到了，且笔法夸张到极致。小说情节大致为：扬州秀才姚同生（号东门生）与一个小他十二岁的小秀才赵大里交好。“白天是兄弟，夜里同夫妻一般。”后东门生娶了一个十八岁的美貌女子金氏为妻，因东门生极爱赵大里，便也允许赵与金氏同宿，赵与金氏皆性能力过人，纵欲之除，金氏感到有愧于东门生，思另觅女色报答。赵大里之母麻氏，三十多岁，姿容美丽，守寡多年，金氏便设计诱引麻氏与东门生交好，麻氏在体验到情欲的巨大快乐之后，断然放弃守节，便让金氏转与赵大里为妻面自己嫁与东门生。但这种婚姻名分却不限制他们混乱的性关系，实际上四人杂居，以合同纵欲为乐，其间更插进不少丫裂侍女。床榻之侧，母子相见不以为羞；卧室之内，男色女色交叠进行。小说中有不少男性或女性的同性恋性行为的描写，但作者似乎完全不着意于它的特殊之处，在这里性的刺激和满足才是至上的，其候的一切皆可以忽略。
从这样一种性观念出发，中国传统道德中特别重视的夫妻名分、尤其是母亲的崇高意义皆遭到轻蔑，东门生既纵容妻子与赵大里淫乐，赵大里亦对母亲与东门生交好表示赞同。似平性羞耻感在这里被涤除得干干净净。在这方面，《绣祸野史）比（金瓶梅）走得远得多，（金瓶梅》始终没有脱离当时真实的社会大环境，西门庆本人不断勾引有夫之妇，但他却绝对容忍不了自己的妻妾与别的男人接触。林太太与西门庆私通，也对儿子王三官严格保密，而西门庆是同样很重视这种隐秘性的。《绣祸野史》
与《金瓶梅）的这种区别，有它艺术水平方面的原因，然而也不能不说是晚明社会纵欲风气深入发展的结果。当然，《绣榻野史》
的结尾部分还是颇受《金瓶梅）关于纵欲的说教的影响，金氏、麻氏、赵大里均因纵欲不得好死，到阴间变为猪或骡子。东门生十分惶恐，翻然悔悟，便削发为僧以期赎罪。这虽然是一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教，但从潜意识上看，也不能不说是作者在肆写性的极乐之后的一种畏惧感和一点残存的性羞耻感使然吧。到了风月轩又玄子《浪史》，则连这点残存的羞耻感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浪史》的主旨是寻求纯粹的性快乐，情为其次，而贞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完全不予考虑。小说以浪子梅素先为中心，写他的一系列沾花惹草勾引妇女的故事。到小说结尾时，虽然与他交好的妇人变童因纵欲过度而死去一些，他却仍然是：
一年四季，无日不饮，无日不乐，又娶着七个美人，共二个夫人，与十一个传妾，共二十个房头，每房俱有假山花台，房中琴棋书画，终日赋诗饮酒，快活过日，人多称他为地仙。小说从男性中心意识出发，极写他享尽性爱之欢乐，几乎将浪子写成是性的化身，“凭他甚的贞节.女人见了无有不动心者”（第三十五回）。小说中的三个女主人公，李文妃与安研为有夫之妇，潘素秋为守节寡妇，但她们在浪子面前都无法抵御情欲的诱惑，置一切名节于不顾，热切地追求性的满足，其中李文妃最具典型性，她曾自吟一绝道：
妻是杨花性，随风逐浪头，但爱风流子，安知名分严。
在未遇浪子之前，李循规蹈矩，过着一种合乎社会道德原则的生活，但浪子激起了她强烈的性欲渴求，不但因此弃家背夫，而且一发不可收，也与浪子的男宠陆珠交好。情欲的闸门一旦打开，她再也无法以道德来控制自己，性开始左右她的一切行为。而这也可以说是书中所有人物的行为原则。书中赵大娘为了讨好浪子，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年少的女儿出卖给浪子。浪子的妹妹梅俊卿为满足情欲，设巧计与哥哥发生乱伦行为。在这部小说里，不但男主人与丫袋婢女的性行为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女主人与男仆这种封建社会最为忌讳的性关系也同样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
《浪史》与《绣梯野史》一样都以鼓吹纵欲、追求性刺激为宗旨，性描写毫无顾忌，极尽夸张之能事。不但弃名教如蔽展，而且也完全无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一味凭主观意愿展开想象，写得天花乱坠。而《浪史》比《绣榻野史》更进一步的是它全书自始至终没有丝毫说教，彻底打破了晚明大部分色情小说的先淫纵后说教的写作模式。它没有在结尾处加上个恶有恶报或翻然悔悟的情节，而是通过仙人之口道：
资弟你原名登仙籍，这些夫人传妾都是天上仙姬，共是一会。你在这里可以避祸乱、出生死矣。
小说结局是浪子与他的众多妻委尽皆仙去，这个结局明确地表白了作者的主观意向，也就是说，他绝不认为浪子的行为是什么罪恶，而是认为这才是极乐的世界，寻求到了性的满足的人就是非凡的仙人。人生有时或尽，而仙人的享乐将是永恒的。
2.似是而非的说教
考察说教在晚明色情小说中的位置及其内容的演变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晚明纵欲风气的发展轨迹。《金瓶梅）大致写作于嘉靖年间，是明代色情小说中较早的一部，因此它的说教色彩亦相对较为浓厚。小说中西门庆纵欲丧身，潘金莲不得好死最能表现作者在理智上对纵欲行为的评价。而作者直接站出来进行说教的文字更不鲜见，小说开篇第一回即告诚世人：
枕上绸缪，被中思爱，是五段下油锅中生活；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纵错。第一回最后又以这样一首诗作结：
二八住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悉夫；虽然不见人头落，帝里教君骨髓枯。
这些自欺欺人的说教似乎很能让作者感到自慰，使他洗去了一些纵欲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向读者交代。因此，这种与内容严重矛盾的说教模式对晚明的色情文学影响很深，甚至春宫画册也常章这些说教来点级，如晚明的（驾鸯秘谐》
中就有一首诗道：
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怪几个悟。夜里铁汉自思量，长生不老由人做。
随着纵欲风气的日渐深入，色情小说中的说教文字不但数量越来越少，而且其内容本身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说教的份量亦越来越轻。其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是著名的色情小说
《肉蒲团》的说教。这部被怀疑为李渔所作的长篇小说，虽产生于清初，其风格趣味却一承晚明遗风，因此同样也可以视之为晚明纵欲风气的产物。
（肉蒲团》这个带着浓厚的佛教意味的书名使读者首先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它到底是借法宣淫，还是借淫宣法？这个问题本身表明了它应是一部说教色彩很浓的色情小说。《肉蒲团）第一回开宗明义宣称男女交端应限于夫妻之间且当有益于宗桃，谋淫他人之妻，有伤阴德，必有报应。即夫妻之间若纵欲无度，亦伤精耗血，有害无益。《肉蒲团》全书以佛教的因果报应作为故事框架，作者思路十分清晰，在放纵的色情描写中似乎从未忘记说法。小说开头时，写男主人公未央生聪俊绝世，然性耽女色，一心要娶天下第一住人。他与括苍山孤蜂禅师对坐谈禅，机锋甚合，禅师便劝他掘弃杂念出家为僧，警告他“淫人妻女而不报者，古今没有一个”。但未央生留恋红尘，执迷不悟。接下来小说进入中心部分——未央生的一系列性放纵行为的描写。首先是未央生得知一个道学家的女儿玉香姿容绝世，遂聘定入赘其家。不料玉香姿容虽好，风情不足。未央生就用春宫面册来移其性情，玉香情窦大开，夫妇极枕席之欢。这个情节的象喻是很明白的，未央生为道学家的女儿找回了人的本性，道学的教育在情欲面前不堪一击。懂得了性的欢乐的玉香以后在孤国寂寞时更成了一个性乱者。玉香的性历程与作者明确提出的戒欲说教的实质上的相悖，提醒读者（肉蒲团》也同样存在一个表面说教与深层内蕴相矛盾的问题。
未央生不久借口游学，辞别妻子丈人，专意寻访佳人，途中结识义盗赛昆仑，此人由于常常藏在别人屋里过夜，各种性事无所不晓，因而使未央生见识大为丰富，获益良多。后又依他的主意，做了生殖器移植扩张手术，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性能力。赛昆仑更帮助未央生猎艳，未央生超人的性能力使与他交往的女子无不心甘情愿地臣服，他先后征服了六个美貌的女子，春风得意。然而与此同时，其妻玉香却与人勾搭成奸并被卖到京城姐家。后未央生来到效院，玉香羞愧交加，自继身亡。未央生面对死于妓院的妻子，方想起三年前禅师的劝戒，由此参透了性爱的真义，毅然投括苍山出家。那些淫污玉香的男人们也大多感悟，在括苍山共成正果。作者由此给小说命名（肉蒲团》，又别名《觉后禅》。
《肉蒲团》的这种说教性的因果报应结构似乎深受《金瓶梅》
的影响，但如果认真地审读其具体情节，可以发现它们的内蕴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肉蒲团》的作者声称纵欲是一种罪过，必遭报应，事实上，小说中所有纵欲的男人却都没有遭到像西门庆那样的生死攸关的实质性的报应，反而都因纵欲而修成正果，获致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升华。从小说的情节发展看，未央生的一切放荡行为都是他最终达到觉悟的必经之路，他只有坐到肉蒲团上方能获得觉后禅，否则聪明绝世也无法真正体悟。由此推论，未央生的纵欲行为对于他的最后升华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这种故事结构本身并不能导致成欲的结论，相反的却是纵欲的必要性。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并没有使纵欲的男人本身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是所有的报应都落到了他们的女人身上，她们做了纵欲丈夫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备遭痛苦和踩端，最终自杀或被杀，皆不得好死。甚至未央生两个年幼无知的女儿，也为了赎还其父的纵欲罪而“被上帝收回”——天折了。小说中的女性为男性承担了所有的报应，没有一个获得好结果，更速论如未央生般地升超了。
如果说，西门庆的纵欲丧身还明确地表现了作者对纵欲的畏惧，强调了纵欲的悲惨结局，那么（肉蒲团》里所谓的因果报应已完全是似是而非。这样的故事内容事实上让人感到纵欲并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报应，相反会更有利于彻悟。并且回头是岸，一旦觉悟，照样可以得道升天。佛理在这里起的不是戒欲的作用而是在宽容纵欲行为，这种思维模式为晚明的许多色情小说家所共有。把佛理与纵欲行为牵扯在一起的现象在晚明的色情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是非常普遍的，晚明春宫画册《花营锦阵》中的最后一幅就很有典型意义，画面上一对棵体男女合抱成圆形共坐于蒲团之上，右题云：
荷风醒帮倦，并坐滞团，把禅机慢阐。驾莲航，扑个段势；开法门，往来方便。你身有我，我身有你。团图头做图满，愁亦愁，苦海无边，喜刹郡，着根种遍。[83]
画家和诗人显然在追求某种象喻，这种哲理境界是与肉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强调的是在肉欲享受的极度欢乐中获得升华而决不会导致对肉欲的否定。这是晚明纵欲风气长期发展日趋深入的结果。性崇拜在晚明已不再像《金瓶悔）那样还是潜意识，而是明白地走到了前台，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色情小说里的劝世诲俗云云读来非常虚伪而没有说服力，恐怕连作者自己也压根就不相信，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的一种手段而已。
3.《痴婆子传》与女性纵欲的实质性悲剧明中晚期还出现过两部以较浅近的文言写成的影响较大的色情小说《如意君传》和《痴婆子传》。前者成书年代较早，作于正统九年（1514年）之前，演武则天宫廷秽乱事，其中的性描写，尤其是对男性巨大生殖器的崇拜，对晚明的色情小说具有较深的影响。但它毕竟是较为早期的作品，远不如晚明色情小说那样恣肆淫纵、无所忌惮。《痴婆子传》大致创作于嘉靖万历年间，[8]这是一部十分典型的晚明色情小说。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女主人公上官阿娜在七十岁的垂暮之年对自己一生的性经历的回忆。上官阿娜在儿时就听邻居一少妇演说男女相悦之事
——完全从男女性生理的区别入手，这也定下了全书的以性描写为中心的基调，从性爱中获取最大的肉体感官的欢乐成了书中人物的性爱宗旨。阿娜从十二三岁时与表弟慧敏有私，十四五岁挑引家奴色俊，球情纵欲。嫁到栾家后，除丈夫之外，她与伯、叔、妹婿、男仆、戏子、和尚及家塾先生均曾有过性关系，更有甚者，她与妯姐沙氏一起轮番与公公发生乱伦行为，阿娜问翁曰：“假令钻而有孕，子乎孙乎？”其翁答曰：“二美皆吾妻也，何论垂死之姑及浪荡子乎？”后来阿娜生一子，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谁的孩子：“不知其为盈郎者？大徒者？伯与叔者？翁与夫者？抑佛门弟子者？子貌不偏育，予亦不能决。自思之曰，必有为父者。”冲破一切道德观念的束缚，无所顾忌，不计后果，肆意寻求肉体享乐，正是这一时期色情小说的最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书的纵欲的主人公是一个女性，她的结局也就比其他色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悲惨得多。她在夫家被视为“败节女”而遭回娘家，作者一再咒骂地“固是畜类”，并表示他的写作宗旨就是要以阿娜的经历来“警世戒俗”。她当然不可能因纵欲悟道而修成正果升超为仙，她只能在孤凄无依的暮年一再反省：“我之中道绝少宜哉！一夫之外，所私者十有二人，罪应莫赎。宜乎夫不以我为室，子不以我为母。载载至今，又谁怨焉？”（痴婆子传》的主题表现出迥异于晚明其他色情小说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也肆写情欲，尽可能地追求刺激；另一方面小说主人公所受到的惩罚却是实质性的，并且上官阿娜在纵欲过程中绝没有像西门庆在（金瓶梅》里那样受到崇拜，虽然她本人始终怀着对性的渴求，但在绝大多数的性行为中，她充当的是男性泄欲的玩弄品的角色，受到作者和书中每一个人物的粥视。这其实也是晚明纵欲思潮的一大特色。晚明的纵欲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的纵欲行为只不过是男性的陪衬，是为男性的需要而准备的。而以女性为中心的纵欲是绝对不能为社会所宽容的。因此，这部以女性为中心的色情小说，其观念却与那些以男性为中心的色情小说并无二致。这种状况在清代得到延续，如（株林野史》《昭阳趣史》都是以男性中心意识来写以女性为纵欲行为中心的色情小说、我们在这些小说里完全找不到女性本身的意志和她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这部小说篇幅虽短，却很有那种乐极生悲、大起大落的人生沧桑感，书中贯穿着一种世事无常、及时行乐的无奈的人生感慨，这在大多数的一味追求性刺激的晚明色情小说中显得与众不同。《痴婆子传》在日本曾经流行，据学者分析，日本十七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写出其代表作（好色一代女》。从艺术上看，《痴婆子传》确实是一部很值得注意的作品。
晚明还出现过三部专写男性同性恋的小说集《龙阳逸史》、
《介面钗》和（宜春香质），亦属纵欲思潮的产物，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价值，我们将放在下一章论述。
入清之后，社会上陆续出现过大量的色情小说，由于距今年代较近，保存下来的也比明代的多一些，现在可以看到的约有三十多种。但清代的色情小说在激情上大不如晚明，才思不足，想象力贫乏，且往往流于奇淹怪诞，喜于采补术中转圈、有钻了牛角尖再退不出来之感。这大约是由于晚明的纵欲风气随着明代的灭亡而消退，藏风不再，郑卫之音自难为继的缘故吧。
第四章明清社会男性
同性态风气
晚明名士张雷在《自为墓志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为筑的子弟，级爱繁华，好精舍，好类算，好变章，好鲜衣，好类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蚊吹，好古董，好花鸟，莱以茶淫桶虐，书嘉诗魔。（）
这“十二好“几乎涉及到当时年青士人享乐的所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竟堂而皇之地声称自己“好变童”，字里行间且颇带自我炫耀的意味，这在明中期以前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其实，这是明中晚期士人的普遍的习气。作为晚明纵欲风气的一个重委的组成部分，男性同性恋在当时风靡整个社会，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并在晚明的纵欲思潮消歇之后还一直沿续下去，直至清末民初，整个风气呈愈演意烈之势。同性恋作为一种性爱的形式在这四百年左右的时期里几乎享有与异性恋同样的地位，而相当一部分士人还把它视为风流韵事而趋之若鸯。
同性恋本是一种在任何地区、时代、社会都可能出现的现象，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中，似乎还没有哪一种可以断言未曾发生过同性恋事例，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文献包括正史都有关于同性恋问题的记载，以写帝王男宠为主的“安体列传”是中国历代正史中从未缺少过的项目。西方同样也是如此，古希腊人视同性恋为高尚纯洁的爱情，基督教文化以仇视同性恋著称，然而近年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早期的基督教文化对同性恋也非常宽容。[2）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同性恋在人类的性爱生活中基本上是处于次要位置的，它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在人类性史上还是罕见的。因此，对于明清时期的这种特殊的性爱风气，我们亦应给予特殊的关注。它对于我们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明清时期的性爱风气，无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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