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争
——晚明社会的纵欲风气
晚明士人的肯定人欲、张扬个性的思潮是与当时社会的纵欲风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纵欲的追求全面地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令人有兴味盎然的感觉。
1.社会风俗的变化
纵观明代社会的发展，明中期确实是一段特别值得注意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一百五十徐年的休养生息的和平岁月之后，社会财富急剧积累。虽然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都在严重地折磨和耗费着这个王朝，使其释气日深，但从表面上看，整个社会，尤其是都市，普递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富庶升平的气象，人们的生活和道德观念开始产生巨大的裂变，竞奢眩奇、风流放纵成了大多数人生活追求的目标，与明初期的那种淳朴俭约、循规蹈矩、不尚浮华的社会风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变化、尤其是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的变化，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明中晚期的许多士人笔记都记录了在这个转变时期的深刻感受。写作于弘治年间的王锋《寓副杂记》曰：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追成化问，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超若异境，以至于今拿益繁。间檐辐铸，万瓦代鳞，城隔滚殿，亭信布列，略无隙地。典马从盖，查旅器金，交驻于通衡。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筋，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余阁之间；丝竹讴考，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懂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监多。[30）一些士人在深切怀念过去的同时激烈地批判当前，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言及时人如何求田问舍、投赞干名、买官鬻爵、服饰亡等、营声利、畜伎乐、扶娟优、耽博弈，因而更加怀念正、嘉之前的
“风尚醇厚”。同书卷五提到当时士人王丹邱《建业风俗记》写道：
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
嘉请年来，束发即有号，末年，奴仆、舆杂、排优，无不有之。又云嘉靖十五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继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婚拟不可言。又云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俯，往往重椅兽脊如官衍然，园围骼拟公候。下至勾栏之中，亦多语屋矣。
嘉靖年间袁衮《世讳》卷下亦言：
今士大夫之家，鲜克由礼，而况于齐民乎。其大者则表养婚娶，动道古制。古者哭则不歌，今乃杂以优份，导以毙第，笙管饶鼓，当哀反乐。会葬者梅妓以相娱，昏者沉面以忘返。古者婚六礼而已，今乃倾货以相夸，假贷以家胜。
履以珠缘，譬以金饰，宝玉翠绿，奇丽骇观。长衫大袖，旬日异制。京师则世禄之家，两浙则富商大货，越礼途制，倍拟王者，是故巨室之婚丧一，而中人之破产者儿矣。[3）大量的明中晚期方志中的“风俗”类，都几无例外地记载了世风民情的这种明显的变化，而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尤甚。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曰：
健竖之变初，士夫随从皆青布衣，夏用青些，冬有衣镜色相褐者，便为盛藏，然不常用。近筐坚皆穿玄色罗绮，至有天青暗绿等色，中裙里衣或用红紫，见宾客待左右恬不为异，虽三公入座间亦有之。凡一命之家与豪修少年，竟为效饰，不第亡第，家法可知矣。
崇祯（乌程县志）卷四比较嘉兴一带民情风俗的变化曰：今则化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以续负为衣。罗绮繁贵家，纵容仆隶亦俗巾覆。新巧屡更，珍错争奇，只供目食。
至博戏呼户，衣冠养亦配颜为之。
晚明士民对生活享受的追逐大大地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纺织刺绣、工艺美术等行业都愈趋精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华亭顾绣、苏机锦缎，几臻绝境。士民服饰式样，亦时出新制，由过去的几十年不变，发展到现今的两三年以致一年一换，并且样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32]
在明代初年，官方为社会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不但人的身份要分三六九等，服饰、奥马、房舍也都有相应的严格规定。但明中期之后，随着人们个体意识的加强和经济实力的实际变化、这种身份等级制度受到很大的冲击，原先下层社会的人们更刻意在服饰宅第方面模仿上层社会以装点门面，抬高身份，因此明初的有关规定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纸废文。张瀚《松窗梦语》卷七曰：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干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超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翔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祷衫；五品以上用约丝绞罗；六品以下用续罗缴编；皆有限制。
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骼拟无涯，逸团家之禁也。（33别
当时的实际状况似乎是只要有财富的基础，任何人甚至于奴仆、娼优等贱民，也都可以公然地“后饰帝服”，士民恬不为怪，《万历野获编》卷五：
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葬。若京师则异极矣，至戴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冠，身被文绣。一切白泽膜麟，飞鱼坐娇，靡不有之。且柔坐肩典，据帘露面，与国部公卿交错于素逵，前驱既不可止，大老齐不请责。（340等级观念的放松和人的自由度的提高，不能不说是晚明人性解放思潮的一大成绩。
士人作为当时领导社会潮流的阶层，他们的好侈糜、重个性、标新立异的倾向也表现得尤为突出。《万历野获编》在谈到晚明官员士人的服饰器用时举例说：
数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类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要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如徐渔浦闻师，时为工部邮，家故素封，每客至，必先值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拔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兰错，班行艳之。
协院中丞许少数，朱紫什袭，考敬遥闻……此公居官以廉间，盖性使然也。又友人金赤城太守，家无密石，貌亦甚接。每过入室，则十步之外，香气迫鼻。冰筑雾毅，穷极奢乐，至以中金为熏笼，又为溺悉，而作交款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益八职田中，带此结习，不能铲也。又如大司空刘香川，遇冬月则匆纱袍；遇暑月则披丝袍。同卿冯谦川束带时，缺其二三胯，同资警笑之，话不为怪。此则仪出有意矣。
又近年有一彻史按江南，邑令辈至织成双金刻丝花鸟人物，冒之度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35]
从这些史料看，当时官员的好修饰兢侈糜的生活习惯更多的是一种时尚而并不一定是因为腐败，风流优达是士人的韵事，为一时快乐宁可倾家荡产。公安三袁时皆以放纵著称，袁宏道在谈他的弟弟中道的诗时，还特别提到他平日“性喜豪华，不安贫着，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面梅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36）晚明著名散文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一文中回忆自己的早年风习道：
少为执笋子弟，极爱繁年，好祷舍，好美辩，好委童，好舞衣，好类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模感，书囊诗意。（37]
这段话极能反映晚明士人的追求和风尚，其中不少行为无论在以前还是在以后都被视为有碍道德的，但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很风流的。
这种侈糜习气甚至影响到磁外的憎人道士，他们往往也尽一切可能追求尘世乐事而无视宗教的清规戒律。晚明通俗小说中关于和尚道土宣淫的题材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得多，这当然是一定的生活真实在文学中的折射。《万历野获编）载万历间以精于讲经而风靡天下的名僧雪浪：
性铣达，不持细行，友入辈黎之游卿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观剧，亦欣然往就。时有定四几名文华者，负坊曲盛名，每具伊篇之候，邀之屏阁，或时一趁。
雪浪有传者数人，皆韶年丽质，被服筑绮，印祖衣亦必红朱，几同烟粉之饰。予曾疑之，以间冯开之祭酒：“比丘举动如此，果于禅律有碍否？”冯笑曰：“正如吾辈蓄十数婢妾，他日何寄生西方登正觉耶。”其爱护之如此。（38）僧人行为如此，士人似乎完全能够接受。
风流放诞的土风造就了晚明社会对怪异的、惊世骇俗行为的崇尚，一些士人在穿戴、举止、言论上都力求标新立异，如王民喜欢头戴“五常冠”，身着深衣古服，行为怪诞，危言轮听。（399徐洞亦然，个性极强不肯稍与世俗妥协，“晚年愤益深，伴狂益基，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素与饮。或自持奔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罐其两耳，深入寸徐，竟不得死”，[40）自称“半懦半释还半侠”。徐谓生前虽淹蹇不闻于世，死后却受到晚明士人的狂热崇拜。而崇拜的原因除了他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绝世天才之外，往往还包括他怪诞的行止，正如袁宏道所概括的“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这成了当时士人的个性的偶像。万历年间著名诗人张献翼（字幼于）更堪称这个时期狂放士风的代表。张自觉高标出世，行为怪诡荒诞，刻意与世俗作对，晚明不少士人笔记都记载了这位奇人的铁事。
（万历野获编》言张献翼经常“身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41）明郑仲要《耳新》卷五载：
张幼于献翼好为奇说之行……道有五色须，每出行，携之满袖中，不数步，辄更带焉。
张幼于每喜著红衣，又特妙于乐舞，因著（舞经》。家有舞意一班，皆亲为教演成者。舞时，非其类味不欲令见也。又每日令家人悬数牌门首，如官司放告牌样，或书“张幼于卖浆”，或书“张幼于卖舞”，或书“张幼于卖佚”，或书“张幼于卖痴”，见者捧腹不已。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载更奇：
（张幼于）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捧日分类，仿而行之。或朱衣扶妓，或徒跳行乞，邀游于通邑大都，两人自为传侣，或歌或哭……每念故人及亡坡，氟为位置洒，向空酬醉。孝资生日，乞生祭于幼于，孝资为尸，幼于率子弟衰麻环哭，上食设羹，孝资坐而激之。翌日行卒哭礼，设效乐，哭罢痛饮，谓之收泪，自是率以为常。（42）这种怪诞的行止在当时似颇不乏响应者，（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又曰：
同时吴中有刘子威，文范者宿也。衣大红深衣，遍绣群窍及器系，服之以语守土者。[43）
（板桥杂记）载当时名士邹公履：
游平康，头戴红纱巾，身著纸衣，齿高跟履，伴狂沉洒，挥斥千黄金不顾。[4）晚明士人的这种放诞怪论的行为，与其说是苦闷的象征，不如说是士人在挣脱了理学的长期束缚之后个性意识的泛滥所致，更多的人追求纵情任性的生活方式，微世独立、酒脱不羁成了这个时期的理想人格，高标出世的行为往往会获得轰动效应，因此也有不少士人在这种时代潮流中哗众取宠，刻意以诡异放诞的行止去媚俗，风潮所趋，固未足怪。
2.江南青楼与名士风流
我们知道，明初宣德年间官方曾有一次妈妓制度的大改革，这就是废除唐代以来的官妓制，严禁官员挟妓宿娟。“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教，终身弗叙”。（45）明初确曾严厉地处理过多起官员宿娼事件，但这一禁令在明代一直未能真正彻底地实行，史料中就有皇帝“幸妖妓”的记录。王世贞（风洲杂编）：
“景帝时召妖妓李惜儿入宫，武宗时猬晋阳妓刘氏，号刘娘娘。”[46]皇帝如此，官员当然亦不乏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之三日：
西北士大夫饮酒皆用俊乐，余偶言及之，朱子价曰：“马西玄了忧回去，亦与弟家饮酒。”（4】
禁妓之令在晚明尤其受到冲击，官员钾妓的事例时见诸笔记，
（万历野获编）卷二八《守土吏押妓）云：
今上辛已王午间，聊城傅金沙令吴县，以文采风流为政，守亦廉洁，与吴士王百毅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妓于油室，洒甜出以荐枕，送以为恒。
类未甲中间，临色邢子愿以御史按江素，苏州有富民滑望成之狱，所要金陵角妓刘八者亦在漱中，刘素有艳称，对定日呼之上，请视之，果光丽照人，因屏左右密与订，待报满离任，与唔于某所。逐轻其罪，发国教坊，未几那去，令人从南中潜窜入舟中，至家许久方别。二公俱东省人，才名噪海内，居官保有惠爱，而不衿曲谨如此。[48）事实上，从各种史料看，晚明的妓禁已不很严，妓业十分发达。如果说，官员为了政治上的前途而还不得不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没有职位的广大士庶商贸已普遍地以押妓为风流。晚明的人情小说反映妓院兴隆和妓女命运的作品数量十分可观。谢肇制《五杂姐〉卷八：“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49）尤其是明末江南如金酸、扬州、杭州等地的妓院行业呈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繁盛局面，
“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50]，如秦淮河的灯船和河房、扬州的二十四桥风月、西湖中秋夜之箫管丝竹皆以曲里风情而名著一时，许多士人笔记载其盛况。张岱（陶庵梦忆》叙江南风情，无处没有女妓点缀其间。如嘉兴烟雨楼“潮多精筋，美人航之”，姑苏“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无不鳞集”，扬州清明日“西方流高及徽商西贾、曲中名效、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南京“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治，房值基贵，而寓之者无虚日.…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筑，缓鬓倾誉，软媚着人”。
他还生动地记述二十四桥风月曰：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姨、歪妓杂处之。名妓屋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慕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蹲之前，调之
“站关”。[51]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晚明出现了一批品评名妓、专叙妓业的笔记，其中不乏（板桥杂记）这样的名著，它们将晚明士人卵妓的习惯和趣味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生动直观的材料。
多才多艺的江南名妓与风流倜微的才士名人是晚明江南社会上领一代风骚的人物，一些名妓如马湘兰、卡玉京、董小宛、李香看、柳如是等人都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她们与名士的深相期许的知己般的浪漫关系一时传为佳话，为广大士人所神往，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士人普遍地以与名妓交往为荣事，纵情青楼、千金买笑，被时人视为风流的标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记载了许多晚明诗人征歌选妓、沉醉青楼的获事，如万历间诗人李言恭“家于金酸，赋诗结社，征歌选妓，有承平王孙之风”，久客广陵的莆田诗人黄世康“邀游青楼，极宴放歌，有社牧之风”，诗人朱承采更有一番豪举：
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投简百二十人，秦准伐女马湘兰以下四十缺入，减相为缉文墨、理弦敬，修容赫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镇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52）这种“盛事”，最为晚明士人所艳羡。类似的文酒声伎之会，在当时江南一带几成风气，不少士人笔记记载了这类“盛事”：
那兴姚壮若，用十二接船于秦准，召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除人。每船谁名妓四人销酒，集因一部，灯火笔歌，为一时盛事。先是嘉兴沈两若，费千全定花案，江南艳称之。[53）张俗（陶庵梦忆》还记载了他在家乡绍兴亲自组织的一次类似的盛会：
荣顿七年间中秋，仿虎丘故事，会各友于戴山率。每友携斗酒、五篮、十蔬果、红毯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绘床，表童塌妓，无离无之。在席七百徐人，能歌者百馀人，同声唱“湖万倾”，声如潮涵，山为重动。诸酒徒轰饮，酒行如泉。夜深客机，借戒珠寺畜僧大锅蒸饭，以大桶担饭。继命小倾养竹、楚烟于山亭演副十涂出，妙入情理，拥观者千人。（541关于晚明士妓交往情事，本世纪以来颇受学人关注，此不赘述。（55）3.自蓄声伎
蓄声技风气的形成亦为晚明纵欲主义思潮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自明中期始，或许是因为官员不敢公然违禁而又在当时的纵欲风气之下不甘于寂窦吧，一些有声望、有财力的官员士人便纷纷蓄声伎以为胜，自置家乐在社会上蔚为风气。蓄声伎在明清两代不但是合法的，而且往往还是主人风流的标志。它不但可以保全声名，便于随时娱乐或客来命乐饮酒，同时也使声伎有更多的时间精工技艺。晚明家乐的水平往往比社会上的声伎更高一些，一些名士权贵的家乐在规模上也可以与戏班媲美，如
《四友斋丛说摘抄》中的一则记载说：有客从山东来，云李中荒家戏子几二三十人，女效二人，女键歌者数人。（56]
而江南蓄声伎之风尤炽，《松窗梦语·风俗纪》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
夫古称吴歌，所从未久远，至今游情之人，乐为优件。
二三十年间，富资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兵，列笙欲鼓吹，招至十徐人为队，振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传唱。一那裁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入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踪相高，虽逾制纪禁，不知忌也。[57）张岱《陶庵梦忆）于江南蓄声使风气之盛频多记载，“《包涵所》一则叙杭州官员包涵所家声伎的排场：
否湖三船之楼，实包副使涵所并为之。大小三号，头号置歌建储歌童，次号载书画，再次待类人。涵老声妓非侍妾比，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客至则歌章滨刷，队舞鼓吹，无不绝伦。[58）其中又有“张氏声”一则，自叙其家在杭州从万历年间开始蓄声伎，家中先后曾有过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和平子茂苑班等六个戏班：
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候童扶艺亦余出愈奇。余历年半百，小候自小而老，老而复小，小而复老者凡五易之。（59）同书还详细谈到当时江南大户精练家乐的情形：
东云蛛教女戏，非教戏也，未教戏，先教琴，先教琵邑，先教提琴、弦子、箫管、鼓吹、歌舞，倍戏为之，其实不专为戏也。丝竹错杂，檬板清讴，入妙膝理。弓完以曲白终之，反觉多事矣。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长袖缓带，饶身若环。
曾挠摩地，扶旋待那，弱如税药。[60]
一些士人还认真地在家乐中进行自己的戏剧艺术实践：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场上一时黑燃她暗，手起剑落，露需一声，器缓忽收，露出一月，其园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免捣药轻纱慢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知初密。撤布成梁，遂最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其他如舞灯，十数人手携一灯，忽隐忽现，怪幻百出，匪夷所恶……彭天锡向余造：“女观至刘晖吉，何必男子，何必彭大。”天锡曲中南董，决少许可，而独心折醒吉。（61）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载当时不少诗人都有蓄声使之嗜，如何良俊“晚蓄声伎，躬自度曲，分合度。袜陵金阁，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藏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62]诗人唐献可“读书任侠，蓄声伎，鉴别古书画器物，家蓄女伎，极园亭歌舞之胜。风流好事，甲于江左”。[63]时人视蓄声伎为名士风流，倾幕不已。黄宗羲《思旧录·范景文）载晚明殉节的大学士范景文自置家乐，平常家居，“每饭则出以酒，风流文采，照映一时”。明末四大公子之一冒辟疆“家有园亭声使之胜”，[64）他的如皋水绘园是晚期名士才人常聚之所在，同时也以其声伎著称于世，如杨枝、紫云、秦箫、灵维等人，色艺冠绝一时，士人为之赋诗作词，趋之若辞。据载冒辟疆“投辖开尊，辄出家伶娱坐客。”蓄声伎的现象在晚明的上流社会非常普遍，而且一直沿续到清代，我们在《红楼梦》中还可以看到对大观园里的私家戏班的生动描写。但清代社会上蓄声伎普及的程度和士人对家乐的兴趣都没有再恢复到晚明这种繁盛状态。
4.药石秘术的流行
明中期之后的纵欲风气导致了房中术的再度兴起。房中术在自汉至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作为养生术风靡于世，汉魏南北朝时期尤烈，出现了多种关于房中术的著作。唐代之后，它似乎被淡忘了，是明中晚期竞侈眩奇的世风唤起了人们对它的记忆。上层人士开始重新热衷于谈论房中术，名士骚人公然参与其中而不以为耻，他们为此广置姬妾，企盼在满足声色享受之时兼获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之功效。社会上又出现种种故弄玄虚的房中术著作，炼丹采补之说风靡一时。现存明代房中书至少有三种——《既济真经》、《修真演义》、《素女妙论》，内容大同小异，不外乎视女性为炼丹的丹炉，使男性从性行为中得益。当然绝大部分热衷于房中术的人们都不是只感兴趣于它的理论而不过是借此宣淫而已，因面房中书在晚明总是与色情小说密切联系在一起，“三峰大药”之类的理论经常被色情小说逐字逐句地引用；同时它也总是被与各种媚药秘方并提，媚药在明中晚期社会上的泛滥是与房中术同步的。明宫廷对此不但不忌讳，反而十分热中，明中期以后，不少人以向皇帝进房中术和媚药而获得了高官厚爵，《万历野获编》卷二一列举各朝史实，触目惊心：
成化间，方士李孜省官通政使礼部左待郎掌司事，妖偿继晓累进通玄师教广善国师；正德间，色目人于永拜锦衣都指挥；皆以房中术骤责，总之皆方技杂流也。至士人则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纪于《宪宗实录》中。应天府丞朱隆运、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供以方药受知世宗，与费、陶诸人并列。
又若万文康，以首探久辅宪宗，初因年老病阴蒸，得门生御史倪进资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为洗多御史是也。万以其方进之上，旁备臣万安进。[05）嘉靖年间进药之风最盛，《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罗列史实日：
嘉靖初年，士大夫尚衿名节，自大礼献烟，面陈洗、丰妨之徒出焉。比上修玄事兴，群小托名方技希宠，顾可学、盛端明、朱醛禧俱以炼药费显。而蓬禧又自进太毅衣为上所养宠，乃房中术也。66）这个时期望帝给进药者的封赐也最为优厚，当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陶仲文，他的生平经历可谓是晚明进药荣显的典型：陶仲文以仓富召见，献房中秘方，得峰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禄荫至兼支大学士作。子为尚宝司丞，贯赐至银十万两，锦铸鳞龙斗牛鹤禁飞金孔雀罗级数百袭，狮蛮玉带五六围，玉印文图记凡四。封号至神需素府阅范保园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柔一真人。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适，必于门庭握手方别。至八十一岁而爱，赐四字谨，其荷宠于人主，古今无两。时大司马谭二华论受其术于仲文，时尚为庶峰，行之而验。
又以投张江陵相，剥致通显以至今官。
益陶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保堕其教中，叨季富贵如此。汉之邮胶、唐之助情花，方之蔑如矣。（67）
但嘉靖朝因秘方得体远不止陶一人，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一些士夫之外，著名的得宠者还有：
周之前则有研元节，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道，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宠大逊陶。同时又有梁指甲者封通妙做人，段腐子亦封宣忠高士。（6）
《万历野获编》还具体记载了当时流行的秘方的种类、原料和炼制方法：
嘉靖问，诸佞体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郡、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秒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致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它热剂，以发阳气，名日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致穆宗以壮龄御字，赤为内官所监，循用此等药物，数损圣体。（69]
今世皆重红铅，亦炼童女经事为药进之，不特士人为然。（70）明中晚期宫廷的淫靡之风是与民间的风气相呼应的，当时的士人以纵谈药石秘术为风流洒脱，一些风流名士如袁宏道、冯梦龙等人的集子中往往都有有关内容，《骨董琐记》卷四我晚明大书画家、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居乡豪横，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董之次子因在家乡华亭强占民女发生纠纷，招致乡人不满，后竟引出晚明江南士人与官方对峙的一大公案。
同时，社会上公然流行淫器，明无名氏撰《如梦录》，详载晚明开封风土人情，其中《衡市纪》部分，写到当时衡市上公开出售“广东人事、房中技术”以及“助老扶幼、走马乌须”之药。这方面小说《金瓶梅）中材料尤为丰富，给我们展开了一幅生动直观的风情画卷。在描述主人公西门庆的纵欲生活时，此书涉及了大量的春药和淫器，并指出它们都是在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小说第三十八回中写道：“西门庆见妇人好风月，一径要打动他，家中袖了一个锦包儿来，打开里面银托子、相思套、硫磺圈、药煮的白绞带子、悬玉环、封脐膏、勉铃一弄儿淫器。”类似的文字在晚明的狭邪小说《浪史）、《绣榻野史）等书中也广泛存在。
晚明的小说笔记所提到的袭器，记得最多的是“广东人事”
（即《金瓶梅）中的“景东人事”）和缅铃（或作“勉铃”），这两种淫器在《万历野获编》中均有较详细的记载。但晚明社会中存在的亵器非常多，除了市面上流行的，一些人挖空心思制造新奇的玩意儿以取悦于王公贵族，据载权倾朝野、显赫一时的严满父子就收藏了许多世所罕见的恋器：
阅籍分宣时，有亵器，乃白金类人，以其阴承杀。（）姚灵犀《瓶外卮言》亦曰：
王世贞史料后集载，世蕃当籍，有金丝帐、金弱器、象牙剩金触器之类，执政恐骇上闻，令销之。（72）翻阅晚明笔记，有关材料颇不鲜见。
5.春宫画册
色情艺术在社会上的大肆泛滋是晚明社会纵欲思潮的又一标志，《万历野获编》卷二六：
幼时曾于二三豪贵家见隆庆密酒杯著碗，保绘男女私衰之状。盖穆宗好内，故以传牵命造此种。[73]
同书“春画”条又日：
予见内庭有欢喜佛……今外间市骨董人，亦间有之，制作精巧。……此外有球玉者多旧制，有绣织者新旧俱有之。闽人以象牙雕成，红润如生，几遍天下。总不如西之奇淫变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店伯虎，后有仇实商，今伪作纷纷，雅俗甚易端。[74]
按欢喜佛本为佛教密宗的一种修炼方式，从经义上说，并不含性娱乐色彩，但它在明代宫廷中令人帝笑皆非地成了性教科书；到了社会上，与当时的纵欲思潮结合在一起，便“几遍天下”，全失密宗本义，成为筐中秘玩。
正如沈德符所说的，晚明社会上最为流行的色情艺术是春画，由于社会的需要和画家们的热烈兴趣，春宫画很快地成为了这个时期人物画中的一大题材，士人们熟衷于观赏、谈论、收藏甚至亲自制作春宫画册，一些一流的大画家如磨寅、仇英亦技痒难禁，创作过很精致、艺术性很高的春宫画，我们在许多明清士人的笔记尺族中都可以读到他们对这些艺术作品的赞货和神往。[75]现在我们虽然已看不到这些作品，但从唐寅的词曲中仍可想见他对色情艺术痴迷的程度。[76]晚明的春宫画具有多种风格鲜明的艺术流派，呈现出中国艺术史上未曾有过的繁荣的局面。坊间亦公然刊行春宫画册，如《金瓶梅》中所提到的<二十四解）.（肉蒲团》中的（三十六宫春》等等，都是从书坊里出售的。
据荷兰学者高罗佩《秘戏图考》考证，晚明社会春宫画册非常流行，品种风格各异，而以五色套印的木版春宫画册最为精美。这类画册装袜非常讲究，以二十四辐的册页居多，画面之外皆配以色情诗词。（秘戏图考）记载了高氏见过的八种画册，即《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鹭鸯秘潜》、（青楼则景》、（紫华丽锦》、《江南消夏》，它们大多产生于从隆庆到崇被的近八十年里，而成就最高的精品制作于万历天启间的二三十年间，这是套色木版春宫画的全盛期，面面纯以线捕，气韵生动，清新脱俗，分别用红黄绿蓝黑五种颜色套印起来却严丝合缝毫不走样，给人以明洁流畅之感。可以说，它不仅是春宫画册中的佼佼者，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套色木版画的最高成就，堪称晚明纵欲主义思潮在艺术领域的一朵奇葩。以后清代坊间也刊行过大量的春宫画册，但艺术质量与此不可同日而语，趣味低俗，制作亦远为粗糙。这种精粗雅俗的区别，与士人参与程度的深浅以及画家对性行为的认识和态度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晚明士人以纵情声色为风流，视性行为为自然人性的流露而不以为耻、不以为邪，因此江南一带风流名士往往纯粹出于兴趣斥资精工制作这些春宫画册，将士人的优雅脱俗的艺术趣味浸透于其中。他们把这作为一种韵事来做面完全不以赢利为目的，每一件作品的制作都被视为是认真的艺术创造。而随着明王朝的覆灭，清代士人已不再以纵欲为风流，士人这方面的闲情逸致已不复存在，春宫画相应地也堕为书商赢利的商品，成了迎合世俗的狠亵玩品。同时清代官方严厉查禁春宫画，提心吊胆的创作背景加上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当然就很难以产生精致的艺术品了。因此，明清两代春宫画的区别，也可以说是性爱风气变异在艺术领域的一个清晰生动的投影。
受晚明纵欲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中国文化极为倾倒并热衷于仿效的邻国日本，这个时期的春宫画也极为繁盛，而且作品之精致优雅出人意料，很有一些精品流传到大陆市面，许多士人甚至认为其水平超过了中国，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日：
世俗春画，解要之甚。有贾人携使回春画求售，其图男女，性远相注眺，近却以扇掩面，略偷眼觑，有浴者亦在韩中，仅露一肘，殊有雅致。其绢极细，点染亦精工。[771
（万历野获编》卷二六亦曰：
俊画更精，又与唐、仇不同，画扇尤佳，余曾得一靠，面上写两人野合，有奋白刃驰往，又一排臂里之者，情状如生。78）但《秘戏图考）的作者在考察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后认为，日本这个时期的春宫画多受中国的影响，在套色印版等制作方面更是完全沿承了中国的技术而未能很好地得其真传，因而总体水平上要比中国的粗糙一些，前两书所言，当属个别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春画之所以又流回中国求售，当然是因为晚明社会拥有一个热烈的春画市场，人们热衷于观赏、品评和收藏，社会需求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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