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性爱观念的特性
自晚清西方的武力和文化一起进入中国，西方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正统性爱观在中国士界影响极深，知识阶层普遍崇尚西方的浪漫爱情而鄙夷本国传统的性爱观念。随着西方文化的浸透意趋深入，中国传统的性爱观亦随之意趋淡化，各种文学艺术作品都热衷于宣扬西式的浪漫爱情。性爱观念的西化使我们很多人顺理成章地以西方正统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性爱状况及评价相关的文学作品。其实.传统的中西方对性爱的理解存在极大的差异，它们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使两者根本不能混同而论，不然难以达到对中国古典作品内蕴的理解，襄扬时难免以西方的观念来拨高，而误解和武断的批判更在所难免。
情与欲的合一还是分离可能是中西方传统性爱观念分歧的焦点。在十三世纪的欧洲，曾出现过一部在西方性史上产生相当影响的著作《效忠女人》，它是奥地利骑士兼游吟诗人尤里克晚年时对自己一生的情感生活和追求的真实记录。正如这部著作的书名所表示的，它的主题就在于表明效忠女人是男人的最大荣誉，而这种效忠必须是全身心的、持之以恒的，几近于宗教崇拜。一个男人为了达到这种爱情的理想境界必须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而没有一点自私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爱观念只强调效忠女人面鄙视占有女人，“想完全占有自己情人的人很少懂得或完全不懂得如何效忠女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排斥性欲、主张情欲分离的性爱观。尤里克在他的书中回忆了自己一生中为效忠女人艰苦备尝的经历，这几乎成了他毕生的事业，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的性生活却是与妻子一起度过的，他对情人的追求是一种纯粹的情感生活，他认为，性生活只是一种生理需求而已、爱情则比性行为美好得多，效忠女人与此无关，性与爱可以区分得很清楚。他并且认定一个人不可能集爱情与性欲于一身。[4]文艺复兴时期前夕的伟大诗人但丁的情感经历同样也是这种性爱观念的产物。但丁的大部分诗作中都会出现一位令人神往的女性贝阿德丽丝，但丁视她为自己毕生的真正恋人。据但丁自述，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他才九岁，立刻便满怀纯真、极其缠绵地爱上了她。但他一生从未与贝阿德丽丝说过一句话，而且也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他并不做什么努力与她见面，只是偶尔与她在街上邂通过几次，至于说到与她之间的亲昵行为，他甚至连想也没敢想过。在但丁的心目中，贝阿德丽丝是那样纯美，就像一位女神，一尊纯粹的精神偶像，但她决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但丁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位妻子和好几个情妇，但她们在但了所有的诗作里从来没有被提及，他把爱情的冲动寄托在虚无缥渺的理想中，而那些真实地生活在他的物质世界中的女子，他认为与爱情并不沾边，对她们只有感激而已。
虽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这种浪漫爱情观念在西方后来也时常成为小说家、戏剧家们挖苦嘲弄的对象，但它以其对爱情的浪漫的理解而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小说戏剧直至本世纪以来的好来坞电影、六七十年代的电视剧中仍可发现它的影子无所不在，因为它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爱情境界的向往。但遗憾的是，西方文化却由此产生了情欲分离、情高欲低、情善欲恶的观念，尤其是通过与基督教教义的紧密结合，使人们的潜意识中形成了格外沉重的性压抑。这种压抑不在于外界的压力和限制，而在于人们自身严重的负罪感和自卑。它造成了人们性心态的偏离，使人们认为性的价值只在于生育，而与生育无关的一切性形式都是邪恶的、不可容许的。西方中世纪以来对同性恋的极端敌视的态度便是一个富于说服力的例子。这种性爱观念的封闭性和虚伪性使它成为了现代西方心理学家和性学家反思和批判的对象。
中国传统性文化中却始终没有发展出这种情欲分离的观念，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中，情欲基本上是合一的（中国文学中情欲分离的现象出现在本世纪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之后）。在小说最为繁盛的明清时期，那种尊情为至上贬欲为邪恶的倾向或一味言情而无欲的作品是罕见的。明清时期的“情”这个词。其内蕴中就有性的因素，并且绝不可能把它从中剥离出去。（壮丹亭》常被评论者推为中国古代言情的代表作，汤显祖自己亦概括其主题云：“如愿媳者乃可谓有情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充者可以生。”但上丹亭》中“情”的内涵是什么？很少有人深究过。其实，与基说它表现的是纯洁的爱情，不如说是火一般的青春欲望。杜丽娘的国中密情，是独处深围的春愁而不是对某十个具体的情人的思恋。杜丽娘一梦而死生以之，这个梦，是她青春欲望骚动的拆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一见钟情，并且立即国生性关系，达到加运争醉的性高潮，寂的少女从性的狂喜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使丽娘生而复死、死面复生的正是这种欲情的力量。促使丽娘产生性的觉醒的，是一个男性，一个年青面有蓬勃活力的男性，但却并不必是某一个持定的柳梦梅。柳梦梅在杜丽娘的梦中其实就是性的象征而绝非西方言情小说中那种女主角的惟一的选择。杜与柳的接触是性爱的接触，因此，他们彼此虽没有太多的了解或理解，一切语言却似乎都是多的。《牡丹亭》中这种“情”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从“三言”“二拍”等大部分明清人情小说中可以发现它无所不在。
情欲并重而不纯以欲为邪恶，认为情欲乃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国传统性爱观念中最值得注意的合理内核。情欲合一观念在中国古代是一贯的。即使是仇视情欲的程朱理学，它对情欲的否定也是全盘性的，并无割离情欲、扬情弃欲的倾向。程朱理学否定所有人的私欲而彰扬天理，情当然不属于天理，因此哪怕是再纯粹的情，也应该扬弃，更何况在他们的思维中情欲从未分离过。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西方的情与欲和中国传统的贞节与淫欲是两组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贞节与爱情在古代不但没有太多的联系，并且根据正统的性爱观，它们也不应该有什么联系。贞节的概念是排斥情爱的，女子的狗夫或守节主要不是出于情而是一种纯道德的行为。如果一个女子为了情而专贞不二，那并非贞节，相反，在很多时候，那是违背贞节的。正如（红楼梦》中贾母知道了黛玉为什么卧病不起时说的“他要是有这个心，便是我白疼他一场了”，因为在明清时期一个少女执着干情爱是会使国门蒙羞的。因此从理论上说，贞节中不含有情的因素，明清社会中的贞烈女子亦绝非指那些执着于与丈夫的爱情的女子而是指那些执着于婚姻和家族的名分或荣誉的女子。在程朱理学中，情不属于贞节面属于淫欲，所谓七情六欲，情与欲是统一的。所以清代的道学家不但视《金瓶梅》如洪水猛鲁，认为以“意淫”为主的（红楼梦）亦同样误人子弟，绝大部分的禁书目都把《红楼梦》列为与《金瓶梅）一样的禁书。有意思的是，当西方传统的性爱观深入地浸透到中国文化中来时，（金瓶梅）在社会上因描写欲情一直继续作为禁书，而《红楼梦）因重“意淫”
则备受推素，很多评论者给予宝黛爱情以极高的评价，尤其陶醉于这段感情的“纯洁”，但应该说这只能是评论者的理解，时代意识和风气的不同常会使古典作品的遭遇亦随之变化。其实，在曹雪芹的心中，情欲之分并不像现代人那样一清二楚，小说第五回借幻仙子对宝玉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红楼梦）所写的是豪门资族府第中少男少女的情恋，作者倾力于表现他们在当时文化背景下那种婉转深致的感情特点，书中没有什么色情描写，并不等于说书中所写的爱情是一种排斥性欲的纯粹的情。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还是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误解了。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写了不少一见钟情而又坐怀不乱的故事，但中国传统的情欲统一观念使它们没能发展为西方式的浪漫爱情故事，而是成了佳人重贞节守身如玉、才子“不敢做名教罪人“的道学教条的演绎，小说作者设置这样的情节要强调的不是他们的感情有多么纯洁，而是展示他们多么重视礼教。才子佳人小说深受程朱理学道德观念的影响，这使这批言情小说给人以没有爱情只有婚姻的感觉。其中冰雪贞操、坐怀不乱的情节与西方传统的浪漫爱情的微妙区别是很值得注意的，同样的对性欲的排斥却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重礼教还是重爱情，辨明它们之间的微妙区别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两种性爱观念的不同。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向来是性爱风气中审美理想的焦点，比较中西方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矛盾交叉现象。在传统的西方，一方面，女性是被尊为女神般的偶像，男人以效忠女人为荣，对女性处处优礼有加是男性的绅士风度的标志。但另一方面，女性却不再应该有情欲的存在，她应该不懂得性的欢娱。据西方研究资料表明，在二十世纪之前，大部分的西方人不知道女性也会有性的快乐或性高潮，对于女性的性要求，他们的认识几乎是空白。这种封闭状态在西方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本世纪初蔼理士、弗洛伊德等性学大师的出现才告结束。
中国古代的情况刚刚相反，女性所必须遵循的“三从四德”
的基本前提就是女性是低于男性的性别，女性的人身自由和权力在明清时期都是非常有限的，她完全以家庭为中心，不能与丈夫及直系亲属之外的男性自由交往，与西方女性那种成为社交中心、受男人崇拜的状况相比，可谓相去霄壤。男士优先在中国古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个男人以西方绅士的礼让之风对待当时的女性，那么社会舆论不但不可能赞赏他有修养，反而会认为这是无大志、没出息的表现。相应的，明清言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是温顺、谦卑和柔弱的，西方文学中富于光彩的做慢冷酷、咄咄通人的女性形象，在明清时期只能被与无礼、蛮悍联系起来而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在小说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女性地位虽然低贱，传统性学理论却一直正视女性性欲的存在，并很重视对它的研究。大量的古代性学典籍总是以很多篇幅（与描述男性的相等甚或更多）描述女性在性行为中的反映以及怎样使女性获得性满足等技术问题。甚至于一些治家格言，也教导一夫多妻的男主人在性生活的比率上分配得当，不得宠此薄彼而使一些女性处于怨艾之中。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女性的性要求是正当的、应该尊重的。除了程朱理学对人欲的普遍否定之外（既否定女性性欲，也否定男性性欲，并非一种特别的性别歧视），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认为女性虽低人一等，作为性存在却与男性组成相等的阴阳乾坤，两者相辅相成，无所谓主次优劣。在世界各种同期的性文化中，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性观念。这种观念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情欲的正视和整体的把握，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人性的尊重和宽容。它使我们的先人在性的问题上往往比西方更通情达理一些，如对待同性恋的宽容态度就是一例。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仇视同性恋如魔鬼或麻疯病，而且基本上不存在对它的鼓视，虽亦有正统人士斥其败坏风俗，但那主要是指同性恋卖淫活动而言的。绝大多数人对同性恋采取站息听任的态度，同性恋在明清时期甚至蔚为风气，这些都是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所不可想象的。
自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坚船利炮袭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西方的文化观念亦日益浸透到中国人的意识中，淡化了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观念的记忆。一些性爱风气不仅在新的性爱观念建立之后迅速死亡，并且也使接受了西方性爱观念的人们完全忘记了这些曾有的历史现象。更为遗憾的是，对中国性爱传统研究的长期缺乏使现代中国人对自己性史的记忆变得非常混乱，产生了一个又一个误区。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大众性报刊杂志，总是把西方传统的性爱观念如情欲分离、崇情弃欲、仇视同性恋等等称之为我们“东方的传统美德”，并要求弘扬这些“传统美德”，以对抗西方现代道德沦丧的局面。
一些报刊甚至断言中国人种的同性恋比率天生地就大大低于西方，同性恋如同艾滋病一样完全是外来的病毒，现代中国出现的同性恋事例是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传统性爱观念竟然是西方传统性爱观的翻版！这些说法颇使热衷于维护“传统类德”的人们感到庆幸和自慰，但可惜它只是一个错觉。事实上，“东方的传统类德”在性爱方面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我们大部分人心里并不清楚。
明清时期的性爱风气已经远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而去，幕然回首，不胜生疏之感。但它们仍大量地保存在各种历史、文学、艺术的典籍中，从这丰富的史料中爬梳别快，把历史上曾有的性爱风气尽可能客观真实地描述出来，便是本书作者的企望。我不想对所描述的历史现象作太多的评价，对于一种具有几干年悠久历史并且是为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度所创造的文化来说，以现时代的某种理论去匆促地衡定其是与非，往往会失之莽撞。其实，文化及文化的差异也很难以优劣论，人们的是非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地改换更动，在学术界，学者和评论家们论定历史时的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状况可谓比比皆是，但历史却是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一任后人的襄贬而然不动。我想，对于历史，读者更需要的是真实而不是对它的颈扬或造贵，而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真实几乎就意味着真理，为先人讳或厚诬古人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第二章明济时期的正统性爱
观与节烈风气
作为明清社会正面的道德价值取向的体现，明清正统性爱观也许应该首先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虽然明代往往被称为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或人性觉醒的时期，但正统的保守的思想在明清时期的社会上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某些方面且被推向极端，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妇女节烈风气。明清时期的正统性爱观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各种性爱风气的基本的思想文化背景，也是了解明清性史的开放程度的最重要的参照系。
明清两代的正统思想都是程朱理学思想，这种思想局面的形成，应该追溯到朱元璋的立国方针。程朱理学作为一种卓有成就洋洋大观的哲学思想，它在宋代并不很景气，只不过是一种思想流派而已。它的真正兴隆并从而成为朝臣士林必读之书的，是从明初开始的。明自朱元璋开国，便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他确立朱注四书作为士人科举考试的范围和准则，也就是说，把它确定为科考的惟一教科书，成为所有士人必须认真研读、深入理解的著作。朱学对明代社会道德观念的巨大影响首先就有赖于官方的这一方针。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朝廷指派众儒生开始繁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大书，这一工作标志着理学正式从民间走进官府，成为官方的正统的指导思想，程朱理学由此一跃而成为官学，取得了惟我独尊的正宗地位。
明中期以后，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因阳明心学的出现而一度动摇，嗜谈心性的阳明后学曾使士界几乎忘记了程朱之学，但在社会的底层、尤其是在妇女问题上，程朱理学依然是绝对的统治思想。明亡之后，经历了一番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和激烈的民族冲突，百度待举之际，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需要整顿风纪统一思想，程朱理学思想便又一次受到空前的强调，康熙曾“特命朱子升祀十哲之列”，乾隆则多次下诏将凡百书篇中“与程朱抵悟或标榜他人之处……即行销毁，毋得存留”。
虽然作为哲学思想的程朱理学，此时在社会上已完全被僵化为伦理教条而走进死胡同，再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新建树了，但官方的大力提倡确实使它在社会上产生了普遍的影响。
朱学的核心是人伦道德哲学，它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它当然不会仅仅停留在纯思想的层面而是切实地浸透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它为人们制定道德和行为准则，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当时社会道德思想的主宰。性爱当然是其中的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明清正统性爱观就是运用程朱理学思想去分析评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性爱现象，推行一种合乎程朱理学思想的性爱道德，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着人们、尤其是女性的性爱生活。而这些内容，主要不存在于理学的理论著作中，而是广泛地保存在明清时期民间的家规闽训以及通俗小说、文人笔记中。
要考察有关问题，也只能首先从这些材料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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