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恐怖到侵略
1.思想的框架
要理解肯尼迪的战争及其后果，就必须探索其政策选择背后的思想。肯尼迪的政策设计者们选择了既定的思想原则。太多的独立（“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可能到手的成功的“烂苹果”效应更增加了在“感染”扩散前就将它消灭的必要性。印度支那战争只是一个特例，它碰巧失去了控制。在此总背景下，独立的民族主义对他们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从未被他们认真作为一种选择，纳入考虑范围。
到1948年时，华盛顿的政策设计者们就认识到，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胡志明和越盟领导的。胡志明渴望与美国合作，但不是在美国所要求的条件之上，从属于美国。此外，最高层的决策者们还担心，越南独立可能煽起“该地区的反西方的泛亚细亚倾向”，从而破坏了“新自治的民族与长期以来负责他们福利的大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印度支那，那个负责的大国当局就是法国，它温柔的关怀使得那里的国
家陷入毁灭和饥懂之中。相比较起来，中国的影响是必须排除的，“这样印度支那的各民族将在没有一个外来的民族和外来的利益压力下，不受阻碍地得到自然的发展”；这与美国和法国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美国与印度支那恢复“密切联系”的权力是不能质疑的公理。自然而然，如果有任何问题产生，那都可以归结为是非法的民族主义的野心所造成的。根据这些推断，中央情报局在1948年9月就警告说，
“对美国最严重的危险是由【反殖民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所点燃起来的摩擦可能驱使所谓的殖民地集团与苏联结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而非帝国主义的忧虑，才是“摩擦”的根源。如果“摩擦”妨碍了美国的全球计划，那么工业化国家传统的“殖民地经济利益”必须优先考虑。东南亚将不得不继续保持其“传统的从属性”，在回顾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广泛一致的意见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如是评论说。①
这里主要的忧虑是日本，这个“超级多米诺骨牌”（约翰·道威尔，John Dower）。在其国内，它的旧秩序必须得到恢复，日本必须得到保护，以免遭国务院所说的俄国人“隐蔽的侵略”，这指的是有可能威胁其商业统治的内部政治发展。并且，必须遏制日本走向独立的外交和经济政策，走向“自杀的中立”（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和与中国和解。实现这些目标的惟一希望，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论述说，在于日本恢复为“某种南向的帝国”。事实上，美国必须为日本提供它战时的“共荣圈”，好在它现在已经安全1掘
地纳入了美国主宰的世界体系之中，不用担心美国的商业利益会被拒绝它们应得的合适地位。②
这些主要的担忧在公开的记录中也记载分明。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概述“倒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时警告说，如果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成功“在经济意义上取走了日本作为一个贸易区域必须要有的那个地区”，日本将不得不转而“倾向共产主义地区，以图生存”。其后果“对于自由世界来说将实在是无法估量的”。沃尔特·拉法伯（Walter Lafeber）在1968年评述说，“这种命题变成了一种一面倒的推断：失去越南将意味着经济破坏，如果不加控制，或许还将把日本输给共产主义市场，并最终将其置于共产主义影响之下。”艾森豪威尔的公开陈述表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05决议（1月16日）的结论，“失去东南亚，特别是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有可能在日本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以至于极难再防止日本与共产主义的最终和解”。共产主义“不论通过何种手段”主宰东南亚都将“决定性地危及”人们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美国的“安全利益”。因此，“失去越南”的影响将非同小可；“失去的”将是我们的利益，这再一次成为不能质疑的公理。③
鉴于这样的思想，为什么1954年日内瓦会议提出的外交解决被当作一场灾难就很清楚了。华盛顿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条约签订才几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发布命令，即使在“并不构成武装进攻的当地共产主义的颠覆或叛乱”的情况下，美国也将考虑使用军事力量，包括进攻中国，如果她被确定为是“颠覆”的根源所在的话（国家安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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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5429/2决议，引文中的强调为本人所加）。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种措辞始终一字不差地重复出现在每年的政策设计文件中，它之所以被选择，是为了毫不含糊地表明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权力，该宪章禁止任何威胁或使用武力，除非在抵抗“武装进攻”中（直至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这同一份文件还要求日本重新军事化，将泰国改造成为“美国在东南亚隐蔽战和心理战的中心”，承担起在整个印度支那“有效地进行大规模隐蔽战”的任务，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破坏日内瓦条约。
这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五角大楼文件”的历史学家们严重篡改，已基本从历史中消失了。④
我们回忆一下，与“隐蔽的侵略”一样，“颠覆”只是一个涵盖任何形式的不受欢迎的内部政治发展的技术性概念。因此在1955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概括了“三种基本的侵略形式”：跨边界的武装进攻（确实意义上的侵略）；“从各主权国家区域内部发起的公开武装进攻”；“武装侵略以外的侵略，即政治战，或颠覆”。反对美国强加的警察国家，或者反对证明已走上了歪路的选举的国内起义都在此“侵略”的形式之列，美国都有权以专横的暴力与其斗争。此类想当然的推断在人们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自由主义的英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宣布，在越南，美国正在捍卫一个自由的民族免遭“内部侵略”时，竟未引起任何注意。斯蒂文森将这种崇高的事业与1947年发生在希腊的，战后第一次重大的反起义战役，相提并论，当时，美国指挥的行动以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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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万条生命和酷刑室中的数万名受害者，以及一份至今仍然有待克服的破坏遗产的代价（外加美国公司的巨大利益），成功地摧毁了反纳粹的抵抗力量及政治制度，使旧秩序，包括主要的纳粹合作者，得以复辟。类似的假定在国家暴力的辩护士们手中被任意使用，犹如家常便饭一样；因此，西德尼·霍克（Sidney Hook）谴责土生土长的南越抵抗力量的“入侵”，同时却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反击这些罪行大唱赞歌，尽管在人口密集的湄公河三角洲，在用B-52轰炸机进行饱和轰炸等诸如之类的行动中，有“不幸的意外生命损失”。⑤
诸如此类思想的反应反映了这种知识分子文化的特性。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5429/2决议制定的计划，华盛顿马上着手行动，颠覆日内瓦和解方案，在越南南方扶植了一个附庸政权：南越政府【（南）越南共和国】，该政权自始至终将自己视为全越南的合法政府。在美国的撑腰和指导下，南越政府对本国人民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恐饰进攻，并禁止了计划之中的1956年关于统一的选举，而抵抗力量正是在这个条件之下才接受的日内瓦条约。这次颠覆活动被认为是成功的；按肯尼迪掌管战争的大管家，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64年3月再次拒绝外交解决方案时所说，“1954年后，只有美国的存在才使越南南方在很有利的情况之下团结在一起，并使得吴庭艳能拒绝履行1954年的条款所要求的1956年的全国性‘自由’选举”。⑥
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对此事实的描述颇为精确。一份1964年的研究说，在“分隔”越南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把10万人调动到北越重新安置，其中包括4万名军事人员，留下
！
了“数千名政治宣传员和积极分子”，以及一些“得到蛰伏静待命令”的军事力量。“1956年，美国支持的南越共和国总统一—吴庭艳——阻止了日内瓦协议所要求的将决定统治一个统一后的越南政府形式的公民投票。共产党眼见着合法接管整个国家的希望因为这一动作而成为泡影，于是命令他们蛰伏静待的‘敌后留守人员’开始宣传活动，对（南）越南共和国的没有经验的新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或许是希望
“不必诉诸军事活动就推翻政府”。到1957年，也是遵循“标准的渗透和颠覆合法政党的共产党策略”，他们“实施了一个劝诱（南）越南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军官和士兵投诚到越共事业中来的计划”。1958年一1959年，“在农村地区通过压力、说理、恐怖和颠覆”，得到一定程度的民众支持后，越共开始在当地老百姓中组织游击小组，以后直到1963年底为止，它们一直得到了从北方归来的南方人的支持【他们全部是渗透进来的军事人员，作为“法国一印度支那战争中的老兵，他们都曾经在现在为（南）越南共和国统治的该地区服役过”，MACV（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的《情报渗透研究》报告说】。⑦
对此我们只有必要添加几个微小的修正。日内瓦协议并没有“分隔”越南，而只是用“决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被解释为构成了一条政治或领土边界”的一条临时分界线划分了两个军事区，等待作为协议核心的1956年的统一选举的到来。情报部门是在采用“标准的美国策略”，把控制不了的政治行动谴责为颠覆。美国的附庸政权当时正在实行大规模恐怖，以阻止这样的“颠覆”，并摧毁反法的抵抗组织，最终迫使后者不得不诉诸暴力自卫。在1961-1962年期间，肯尼迪将美i制断：
国进攻的水平从国际恐怖提升到赤裸裸的侵略。除了美国人以外，在南越的惟一的非南越部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即主要是南韩人和（蒋介石的）中国人的军队。除了上述这些以外，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倒多少还是真实的。
在1965年2月美国开始正式轰炸北越以后很久，北越的部队才被发现在边界附近或跨过了边界，虽然直到1966年3月，仅南韩雇佣军一家的数量就远远超过这些北越人，而他们的数量达到两边相当则更要等到新年攻势之时（同时顺便说一下，雇佣军为南韩提供了20%的外汇收入，因此也帮助引发了它日后的经济奇迹）。当时还有中国军队在那儿，也就是由肯尼迪和约翰逊引入的、来自蒋介石军队的雇佣军，截至1965年4月，共有6个连的步兵作战部队。据五角大楼的估计，到1968年为止，那儿的北越正规部队大约为5万人，基本上都部署在外围地区；相比之下，美国的雇佣军和美国军队本身一样，都在心脏地带横行霸道。韩国雇佣军特别残暴，到1969年，那里的人数已经达到5万，另外，在那里的还有2万“自由世界”军队和超过50万的美国军队。③
华盛顿原则上反对政治解决的立场在继续着，没有任何改变。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人们就在强烈关注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提出的中立化建议以及由各方面的越南人，包括吴庭艳政权和取代该政权的将军们在内，所作的和平解决冲突的各种主动行动。按照民族解放阵线（即美国宣传中所称的“越共”）的主张，政治解决或许本可以扩展达到像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的中立化的地步。但如前所述，美国是腾
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这样的可能性的。肯尼迪唆使发动政变，推翻吴庭艳，内中害怕中立化正是一个因素，因此美国施加了不少压力，要戴高乐收回他的倡议，因为如果放到肯尼迪所担心的、戴高乐正在起的促进欧洲“中立主义自杀”的作用的背景中来看，这个倡议似乎又更多了点威胁性。
法国外交部长德穆维尔（Couve de Murville）在应要求（1964年4月）澄清法国关于“中立”一词到底什么含义时，解释了法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他的解释是：“很简单，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按他的解释就意味着，“在双方承诺不接受外界的军事援助和不缔结军事联盟的条件下分割越南（原文如此）——这实际上就是中立”。“南越人民置身在这游戏之外了”，他又补充说。“你们所有的就是一支外部支持的职业军队”。④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将军们是“我们的全部所有”，并且“政治上，我们目前已经被压倒性地胜出”（亨利·C·洛奇大使，Ambassador Henry Cabot Lodge，1964年1月）。这正是为什么华盛顿始终对外交解决深恶痛绝的原因：由于缺少政治支持，美国不可能提出可以令人称道的谈判立场。所以，故事就循着老套继续，不到头不结束。①
他们关于外交的基本思维，在这些内部档案记录中说得很清楚。
1964年，当美国的地位正在崩溃和要求对北越进攻的呼声日趋上升之时，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写文章说，“在我们已经确立了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感到伤痛，并对我们在南越的决心不再留有丝毫怀H；
疑的清晰的压力模式后，但也只有在此之后”，外交才可能被考虑（强调号为他本人所加）。首先是武力，然后才是外交—一作为最后的选择，如果我们确信我们足够强大，有把握赢。①
因为相似的原因，反对谈判和外交解决也一直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一种特有的政策立场，并且坚持至今，其他方面文件的详实记载见证了这一点。评论家们也理所当然地推断，外交是一种需要避免的威胁。这条原则被当作了无可争议的，不言而喻的道理，或许今天比以往更为强调。1993年1月，当西方断言伊拉克正在其领土内，违反美国的意愿（但与联合国决议相符）移动导弹时，美国就要求将它们撤除。作为回应，伊拉克要求就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举行谈判，“令人回想起海湾战争前军事动作的一次交锋”，《纽约时报》报道说，并给这些字加了着重号。“最后通煤和伊拉克今天的答复令人想起波斯湾战争前的军事动作，盟国设定了伊拉克必须遵守的确定的期限，而巴格达却不成功地试图以外交手法规避军事行动”，该报的头版文章报道说。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寻求和平手段解决是一种犯罪，华盛顿必须坚决反对，坚持暴力的武器，在这方面美国占有至高无上的优势；那就是不容置疑的信条。
自然，那些军事上强大但政治上虚弱的人都会喜欢暴力的竞技场。明显的例外也有，但一般都表现在武力失败或没有看到优势之时。在国家事务中，追求和平手段的严肃义务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的缺失。每一个社会的文化管理者的部分责任就是用关于领导人的高尚理想和崇高品格的虔敬语言来包装这一个事实，重新装
扮事实供公众消受。
国家并非道德的代理人；那些把理想和原则归功于它们的人只是在误导他们自己和他人。？
在公开场合为这种主导性的政策信条的大肆鼓噪，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还上升到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1956年6月，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说：
越南代表了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拱门拱顶的楔石、堵住大堤漏洞的那根手指。如果共产主义的赤潮泛滥进入越南，那么缅句、泰国、印度、日本、菲律宾，以及显而易见的还有老过和束埔寨，都将在那些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之列…。更要紧的是，自由越南的独立在军事以外的领域中对于自由世界也是至关重要的。它的经济对于东南亚整体的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它的政治自由对亚洲所有地区的——事实上还是对全世界的—那些正在竭力获得或维护他们的自由的人都是一个鼓舞。这个国家外交的基本主旨，简言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强大和自由的越南民族。
一而当时在吴庭艳的独裁专政统治（一种拉丁美洲式的专事谋杀和折磨矢志于日内瓦解决方案和其他形式的“隐蔽侵略”的人的恐怖国家）之下，这个越南民族正享受着“令人鼓舞的政治自由”。？肯尼迪坚守着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想。1961年末，在他准备将战争升级到美国的直接侵略时，他警告说：“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一个主
要依靠不公开的手段扩张势力范围的、僵化死板和冷酷无情的阴谋的反对”，如果这个阴谋在老挝和越南得逞的话，“大门将会被敞开”。
“自满自足的、自我放纵的和软弱可欺的社会都即将与历史残骸一起被扫走，（而）惟有刚强者……才有可能存活下来，”肯尼迪抱怨说，说这话时他是被古巴竟然昧着良心击退猪湾入侵而气昏了头。直到最终，他一直认为在“维护国家独立的战斗中”，我们必须支持南越政府；
“对我们来说，撤回那种努力将意味着不仅是南越的崩溃，而且是东南亚的崩溃。因此，我们将留在那里”（1963年7月17日）。“我不赞成那些说我们应该撤军的人的意见，”在9月2日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对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说：“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说什么‘那好，我们为什么不回家，将整个世界就留给那些是我们的敌人的人算了’，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责任。”一个星期以后（9月9日），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撤军：“我想，我们应该留下”，他说。
我们不应该撤军，因为“撤军只会使得共产党轻松了”，他们将横扫东南亚。又过了三天，他更加清晰地阐明了他的立场：
一切有助于赢得战争的，我们都支持；一切妨碍战争努力的，我们都反对。我已经清楚表明，任何可能不利于赢得战争的随便哪一个政府的行动都是与我们的政策和目标不相一致的。我想，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每一个机构和官员对我们所有的行动必须采用的试金石……但是，在那个地区，我们有一项十分简单的政il脑
策….我们要把战争赢下来，要让共产主义得到遏制，使美国人回家……但我们不是在那里去目睹一场战争失败，我们将执行今天我已表明的、推进那些有助于我们赢得战争的事业和结果的政策。
9月12日的这些讲话于是成了“一项政策指南”，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1967年指出。希尔斯曼在一份应总统的要求由他和他的同事准备、并在9月16日送交肯尼迪的越南计划中就是这样提出的（见下文）。
9月26日，肯尼迪对此又有了进一步发挥。我们在越南和其他地方保持军队，他说，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是与他们的自由捆绑在一起的”，所以“美国的安全会因此而被危及”，如果他们走进“铁幕之后”的话。“如此说来，所有（以任何方式）建议我们撤军的人，我决不能同意他们”。“如果美国都要犹豫不决了，那么，依我看，整个世界都将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共产主义集团了”。？
而不能考虑减少援助，则是因为按肯尼迪1963年3月6日的说法，胡乱干预“南越、柬埔寨和泰国的经济计划和军事计划”将引起“那个地区的垮台”，导致共产党控制“整个东南亚，其势必带来的后果”是威胁到印度，或许甚至中东。那时，就将不存在“任何美国在东南亚的负担将在下一年得到减轻的真正前景，如果我们是准备尽责，满足我所认为的十分清楚的国家需要的话”。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来自内部的，而且是来自北方操纵的进攻，得到终结”（1963年11月12日）。
这样，自然而然的结论是，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惩罚操纵者，如果我们不能遏制住南越农民对美国军队和他们的代理人的“来自内部的进攻”的话。
1963年11月1日吴庭艳政权被推翻以后，“那儿有新的形势”出现了，肯尼迪告诉新闻界，“我们希望，战争的努力有所增加”（11月14日）。他又补充说，我们的政策现在应该是“强化斗争”，以便“我们能够将美国人从那里撤出来”——在胜利之后，就如他的上下文已经不容置疑地清楚表白的一样。
在福特沃斯市，就在暗杀前的几个小时，肯尼迪作了关于越南问题的最后一次讲话：“没有美国，南越将在一夜之间垮台”。在他按计划将在达拉斯发表的演讲中，他打算说，在古巴、老挝、刚果和柏林“我们成功捍卫了自由”，它所能归功的“并非我们所说的话，而是我们随时作好准备使用的力量”；他为他在第三世界“捍卫自由”所选择的证明，选得太公平了。肯尼迪大肆吹捧他庞大的军事力量集结，说它是承担了挫败“国际共产主义野心”的重任的。作为“世界自由城墙的看守人”，美国不得不承担起任务，尽管它们是“痛苦、危险和代价昂贵的，就像今天东南亚正在发生的。但是对此任务，我不敢有所倦怠”。B
在内部的讨论中，肯尼迪的一贯不变的立场是，每一个人都必须
“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不存在不胜利就撤军的可能；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总统立场是如此的首尾一贯，人们甚至都可以指责他不会口是心非。他的公开言谈与他在内部讨论中的立场密切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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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的最密切的同事在他被暗杀后坚持了这同样的立场。“除非我们能够在南越达到（我们的）目标，”，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64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告诉林登·约翰逊说，“几乎整个东南亚也许都将陷落到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威胁将超越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直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
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赌注是巨大的”。在6月11日的一份给约翰逊的短信中，罗伯特·肯尼迪表示了他完全的支持，说越南“显然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您觉得我能帮得上忙，我愿为您效劳”。作为支持的一个标志，他表示愿意替代洛奇出任美国驻西贡的大使。1965年5月，在大规模强化轰炸南越后和同时进行的首次正式轰炸越南北方后3个月，在美国作战部队已经登陆以后，罗伯特·
肯尼迪谴责撤军“是对三届政府做出和肯定的承诺的否定”，它将“严重地——也许将不可弥补地——削弱美国在亚洲的民主地位”。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追溯到的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的政策的最初决裂是1966年2月，当时罗伯特·肯尼迪提出了谈判解决的呼吁（但不是撤军，这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
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数年后指出了这战争后面的基本思维。在回顾中，他感到1965年10月以后，在越南“我们的努力”是“过头了”，当时，“一个新的反共政府在印度尼西亚夺取了政权，并将共产党一举摧毁”，在此过程中，连带着屠杀了数十万农民，为外一国公司确保了印度尼西亚的财富。正如邦迪现在承认的，在越南已经成为废墟一片和印度尼西亚已经得到保护未受到传染的情况下，再
继续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极度的成本，去毁灭印度支那，或许是“过头了”。美国支持的泰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政变，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区的实际上的毁灭，以及随后的经济扼杀和孤立政策给美国带来了至少局部的胜利，确保了该地区将继续“完成其主要的功能”，免受“激进民族主义”的任何威胁。对于国际商业社会和其他人来说，美国赢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在20年前是再清楚不过的，尽管按那些除非达到最大目的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灾难的人的标准来说，并非如此。因此，这些问题仍然基本上与知识分子文化格格不入。①
随着对于美国成本的上升，限定条件这个问题开始进入画面，而当灾难若隐若现时，有些“多米诺理论”的支持者退缩了，或者甚至嘲笑它了。但是，只要胜利似乎还是可望而且可及时，肯尼迪和他圈子里的人对他们的极端主义从未动摇过。知识界的舆论也是如此。·所以，当麦克乔治·邦迪在文章中写道，只有“隐藏在一侧的疯子”才对肯尼迪一约翰逊战争的基本推断发出过疑问，在可行性和成本的问题上提出了超出策略方法以外的问题，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夸大。此外，在上流精英中，那个判断今天仍然基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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