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事科学和精神
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描述中，哥伦布和华士古·达伽马的航行为欧洲征服西半球和亚洲开了路，同时也为非洲遭浩劫准备了条件，所以他称之为“人类历史所记录的两件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虽然写于1776年，他已经非常清晰地理解了这些成就对于欧i
洲迅速发展的“至关重要的贡献”，他同样清楚的是，它们对于遭到“欧洲人野蛮的不公正”的人口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给他们带来了“可怕的不幸”。在他们所到达的那些遥远的国家里，欧洲人依仗着他们所掌握的“武力优势”，能够施行种种不公正，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
当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证实了欧洲掌握暴力的手段和文化所起到的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和西半球的居民“为欧洲式战争无所不摧的狂暴所震惊”，军事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评论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军事优势，而非任何社会的、道德的或自然的优势，世界的白人民族才得以创造和控制了”他们的“全球霸权”，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是“刺激军事科学和精神发展，使它达到当他们真的与其他人相遇交锋时，欧洲将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的地步”的根子所在，历史学家V·G·基南（V.G.Kiernan）作了贴切的评价。③
欧洲文化的这些传统特点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极其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从通过采用了“比当年墨西哥和秘鲁征服者征服印第安土著时的所作所为更具毁灭性的手段”，“在联邦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对所有印第安人实行彻底灭绝”（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将军，Gen.Henry Knox，1794年）的英国殖民者，到“大陆种族清洗”，到残忍地征服菲律宾和在加勒比地区为非作歹，再到对越南、老挝和束埔寨的大举进攻，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直接传承下来的。④
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再次显示出来的、欧洲文化见长的“军事科学糖
和精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就是，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目睹美国军队将印第安人驱赶出家园时所写下的那种天才诗句，“隆冬时节”，“雪在地上被冻得死硬”，一个谋杀和屈辱的
“蔚为壮观的场面”，“文明穿越沙漠的胜利进军”。尤其使他震惊的是，征服者竟然可以剥夺人的权利，将他们“以无比的幸福、平静地、合法地和人道地灭绝，滴血不流，并且在全世界的眼睛里不违反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不可能再有“更加尊重人道原则”的毁灭人的方式了，他这样写道。
更人道者认为使野蛮人“幸福和有用”，以便省却“驱逐和毁灭他们的痛苦和费用”是可取的（杰斐逊的地方长官们，一边为几乎灭绝北美印第安人准备着下一个舞台，一边在托克维尔的眼光下继续着这件事，半个世纪以后，它终于被自封的“慈善家们和人道主义者们”至善至美地完成了）。将土著人驱逐出他们的家园，“我们实际上成了他们的恩人”，当杰斐逊“的《印第安人迁移法》的基础工作还在准备之中时，门罗总统”就作了这样的解释。施暴作恶者们是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的，如果他们愿意知道的话。战争部长诺克斯就警告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给这样的人种灭绝事业涂上阴森可怖的色彩”，他蔑视他同胞的灭绝种族的做法。治理这个国家的“有德之士”偶尔也表示不安，在卸任很久以后，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奴隶制和土
*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译者
**美国第五任总统，1817-1825年。——译者**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年。——译者违：：
著居民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一他称这些政策为“这个国家的滔天罪行之一，我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它加以审判的”。他希望他的来得太迟的立场或多或少可以帮助“那个不幸的土著美洲人种族，我们正在以如此毫无仁慈的和背信弃义的残酷灭绝他们”。但是“上帝所命”（Manifest Destiny）的理智之父的正式悔过认错和把对这个半球的控制已经收于自己的囊中并未对这种种族灭绝行为产生任何影响，它继续极其残酷无情地继续着。⑤
亚当斯是根据他的第一手经验说话的。有一个例子甚为明显，其深远的后果直接影响到了印度支那，它就是被称为“第一次西米诺尔*战争的杀人和抢劫展览，……也是美国旨在从东南部迁移和消灭土著美洲人的政策的一部分”。在威廉·威克斯（William Weeks）对亚当斯外交所作的研究中，按照他关于安德鲁·杰克逊将军（General Andrew Jackson）1818年对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西米诺尔人的“恐怖、
劫掠和威吓战役”的描述，他作了如上的评论。这位西班牙部长得出结论，“对西米诺尔人的战争只是杰克逊将军，作为征服者，攫取这些西班牙省份的借口……为的是在可憎的暴力和流血的基础上，在那儿确立这个共和国的统治”—“虽然出自一个外交官口中此言言之甚重”，威克斯写道，“但是却痛苦而精确地描述了美国最初是如何获得对于佛罗里达这个州的控制的。”
作为国务卿，为杰克逊将军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辩护本是亚当斯西米诺尔人为美国印第安人中的摩斯科格人的一部分。—一译者
的任务。他这样做了，并利用这个机会确立无须经过国会批准的行政战争的信条，这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更被延伸扩大到了新的境地。在被著名的当代历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Bemis）赞许为他的“最伟大的国务公文”中，亚当斯提出了这种辩解和新的信条，给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它为“我所见过的最才智洋溢的文件之一，无论是在其逻辑性或在其风格上”。这篇种族主义的长篇攻击文字充满了离奇的弥天大谎，旨在“化未得到正式授权的对外国领土（佛罗里达）的征服为一种爱国的自卫行为，使美国从侵略者变为怨恨难平的受害者”，威克斯评论说。他示意亚当斯也许是从“他最钟爱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那里获得的灵感，塔西佗曾十分尖刻地说过，“罪行一旦被揭露就无所逃遁，惟有厚颜无耻”。浸淫于这种古典传统之中的共和国的创始者们欣赏这种观点。
步亚当斯的后尘，杰克逊试图保护美国人免受“所有的逃跑的黑人、所有野蛮的印第安人、所有海盗和所有背叛了他们国家的人的危害”，因为他们正被英国人动员起来，对这些无辜之人“进行一场灭绝的战争”，一—威克斯证实了这纯是“半真半假的事实，谎言和漫无边际的夸大的大杂烩”。事实上，杰克逊违背宪法的“嗜血手段”和侵略的目的是为了征服西班牙占有的领土和灭绝试图逃脱殖民者野蛮束缚的奴隶和印第安人——用使杰斐逊和现代学者印象深刻的那一篇宏文的话来说，就是“对美国”正在进行“野蛮的、卑贱的、灭绝战争的无法无天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乌合之众”。因为阴谋煽动这些野蛮I期
人，两名无辜的英国人被征服者处决，由于这一行动“对于恐怖和榜样的有益的效能”，亚当斯对之赞美有加。20年以后，威克斯继续道，这个故事随着对西米诺尔人的“第二次灭绝战争”终结了，“在这场战争中，部落的剩余人员要么向西迁移，要么被杀害或被迫避难，躲人佛罗里达稠密的沼泽群中”，今天只有“作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吉样物”才在国民的意识中幸存下来。当初，要是纳粹获胜的话，或许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也将作为慕尼黑大学和弗赖堡大学的吉祥物幸存至今。⑥
威克斯的文章写道，“为杰克逊辩护，亚当斯毫无疑问就是在为迁移印第安人、为奴隶制，和为没有国会批准就使用军事力量辩护”，在上述的最后一种情况中，这还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并延续有效至今。
灭绝较弱种族而又完全尊重人道法则，是充斥于欧洲征服全过程的一个特点。屠杀完全没有防卫的人被认为是英雄主义的一个特别标志，就如我们在1991年的海湾屠杀中再次目睹的一样。伴随那次屠杀产生了一个标准用语，“X的英雄”，指的是当他的部属在艰难跋涉穿越丛林和沙漠，千方百计躲避着敌人的火力，打着X之战之时，或者更加理想的是，当他的部属从老远的地方就将死亡和毁灭铺天盖地地降临下去之时，坐在某个安静的房间内翻弄文件的那个战争当家人。通过经济战，借饥饿和疾病之手谋杀婴儿，多年来美国的这一拿手好戏，则被认为有所不及而不值得称道，因而被恪守此信条的机构所隐藏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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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下无法形容的暴行还要能够自我歌功颂德大吹大播，这种能力受到了高度重视，实际上还成了进入受尊敬的知识分子文化圈子的敲门砖。这种做法已是家常便饭，因为司空见惯而习以为常，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举例说，当晚间新闻的制作者将乔治·布什的告别演说在电视上推出时，他们几乎不可能会有丝毫的扭捏难堪，尽管画面上布什一边擦一颗泪水，一边在回忆美国军队向哀求的伊拉克士兵伸出同情之手，但头脑里在想的却或许是巴士拉公路上的“射活靶比赛”或B-52轰炸机对躲藏在沙漠里的伊拉克应征士兵的轰炸一—或者几星期以后，布什在新闻界和评论界的点头和清醒的赞许之下，为了“稳定”，恢复支持他的老朋友，而任由萨达姆·候赛因去宰割的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平民。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会粗鲁到如此地步，竟会对在布什和萨达姆玩他们的小小游戏时死去的千万个儿童的生命提出质疑。⑦
一个相关的任务也就由此而生，它就是重塑历史，以展示我们在将“可怕的不幸”带给那些有足够幸运落入我们的摆布之中的人时，指导我们的想法之高尚和理想之崇高。头脑更实际的则警告说，随着冷战结束，我们不应该“回归形式”，在忽视“国家利益”的同时，不假思索地滑退回到我们的世界恩人的角色时，“让理想主义几乎独自控制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世界是一个太严酷的场所，不容我们只受这么久以来一直为我们指引道路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一家指导（《纽约时报》
首席外交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获准引用的一位高官的话）。这个明智的忠告也有其深刻的根源。当这个国家在1783年庆祝一次更早的I
胜利时”，一个委员会就警告国会说，“在满足他们的人道行为的良知时”不要走过了头；“铺张的大方使慷慨变成破产，使其自身的计划归于失败”，该委员会在建议进一步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时这样解释说。⑧在表示对于我们人道主义干预印度支那的恭敬敬畏时一—它可以凑成许多巨著，我们一样也一直在听到时时伴随而起的警告声，我们也许慷慨过头了，这可能对“国家利益”有害。
正如那些从征服的早期年月以来就遭到“欧洲人的野蛮不公正”对待的人的命运所证明的，篡改历史记录，并且常常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可以持续长达许多个世纪。但是，对抗某些现实，甚至在学术研究中，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那次文化复兴才成为可能的，罕见的和主要是被忽略了的例外除外。
如果这么说的含义是，对有用的历史经常篡改是在完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得逞的，那是有失公平的。在1992年年中，《纽约时报书评》就针对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其横贯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为：“你不能谋杀历史”。即使说得客气一点，社论的思想也十分刺耳，当5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时，它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历史能够像人一样被同样“无比幸福地”谋杀；仅《纽约时报》一家的档案资料就拿得出足以说明问题的记录了。然而，人们不必担心。
这篇社论咬紧的是一个合适的主题：“旧苏联”的谋杀历史。文章说，在那里历史“就像人体里的癌症一样，一个看不见的存在，尽管它的存
*英国于1783年签署《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译者i】
在被勇敢地否认了，但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武器都被动员起来去对抗它”。社论作者回忆了“那些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苏维埃官员，他们的职责就是压制公众对于谋杀沙皇和他的家属这段可怖插曲的记忆”，但到头来，他们终究也“不能阻止潮流”。④
不幸的政委们，他们的权力基础已经崩塌的政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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