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军事强大，政治虚弱
对于麦科恩在1963年12月就强调过的那个基本问题，大家都是有深刻理解的。越共“信仰某种东西”，1964年1月洛奇报告说：“共产党已向这些人传达了（一幅）清晰的纲领图像，他们认为这将使他们生活得更好，而我们却还没有。他们在政治上也是组织有方；而我们1罐i
却不是”。虽然美国的附庸政权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是，遵照
“熟悉的毛泽东的座右铭”，“越共只是简单地从军事策略转移到政治策略，并正在政治上打败我们”。“目前，我们在政治上是绝对被胜出了”。我们必须“阐明一个政治纲领”，并组织好分管区域的工作者。
美国是军事上强大，但政治上虚弱，无法为其第三世界的政策设计赢得支持，在印度支那如同在所有地方一样，这是一个持久存在的、对政策设计者始终是一个谜的问题。
在他的6月出访中，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发现了一个更使得美国的劣势雪上加霜的问题：“不能认为，重武器和凝固汽油弹的相对来说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他发现。
而且，“一个政治基础是必需的，以便支持所有旨在争取胜利的其他行动”，我们应该“引导越南人形成这样一个基础，但与越共不一样，这正是越南人所极其缺乏的”。他也拒绝任何不胜利就撤军的考虑或允许
“一种“中立主义的’解决方案”的存在，因为这将是对“东南亚人民发出的我们已经对他们失去信心和游戏已经失败”的信号。对美国自由主义的这缕闪光来说，“人民”才是我们最有希望获胜的将军。③
1964年11月，泰勒大使就这些政治问题写了一份时事短评，充分显示了他那引起肯尼迪注意的精明狡诈，当时他就曾给肯尼迪留下了既是“一个能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一前395年，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耗费30余年心血，写成了军事历史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里引经据典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精通“非常规战”的专家的印象，纽曼在他的书中是这样1
写他的（127页，是他引用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话）。
泰勒哀叹越南人中间的那种“倾向于宗派性的和限制了一种真正的民族精神形成的民族属性”，或许这种属性就是他们“天生的”，或者是他们在法国统治下遭受“政治压制”历史的结果。这种“民族属性”使得越南人难以与越共抗衡，因为越共“具有惊人的保持士气的能力”，并且能够“持续不断地重建他们的部队和补充损失”，展现出“那种凤凰浴火重生的力量”。这就是“这场游击战的神奇之一”，肯尼迪的政治战专家为之悲叹，并又说，对此“我们至今仍未找到似乎说得通的解释”。既然“我们在南越玩的是一场正在失败的游戏”（政治游戏），“现在是我们改弦更张，寻找一条更好出路的时候了”：逼迫越南民主共和国下令结束南方的抵抗。③现在惟有北越的命令才能迫使越共侵略者——无论在先天天生的还是后天获得的特性上，他们均与越南人迥然不同一—结束（肯尼迪）所说的，他们“从内部的进攻”，和拆除那个我们无法复制的政治基础。
这样的思想在这整个内部档案记录中随处可见，如同在公开的评论中一样。对于这些政策的设计者们来说，就像对于整个政治阶级一样，从来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给予施舍的落后民族不理解我们的高尚伟大，为什么“他们那边的”看上去都有10英尺那么伟岸高大；
而“我们这边的”尽是些骗子歹徒，还沾上了可能甚至是“天生的”缺陷。在考虑这些神秘问题时，他们会很容易就陷入到沉思冥想，甚至是自我矛盾之中，如果受害者遭受的后果并不那么可怕的话，倒反而是滑稽可笑的了。这些都是500年征服史的历久不息的主题，它们肯
定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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