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克里姆林宫的阴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冷战本身可以被理解为“南北对抗”的一个阶段，其规模之大是如此非同寻常，以致它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但其根基仍然扎在人们熟悉的逻辑之中。
东欧是原先的“第三世界”，是沿着甚至在哥伦布时代前就存在的穿过德国的一条断层线，从西方游离出去的，西方开始发展，东方成了它的服务区。到20世纪初，这个地区的很大部分是西方的一个准殖民地附属物。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上台接管政权马上就被认为是
“极端民族主义”，因此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它还是一个“病毒”，对第三世界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Woodrow Wilson，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年。——译者i：
西方入侵苏联因此被合理地辩解为，防卫“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生死存亡本身的……革命的挑战”，首屈一指的外交史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今天如是评价说，重申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对于承认苏联的“根本性障碍”，国务院东欧司司长认为，“在于该国统治者的世界革命的目标和实践”。当然，这些“实践”并不涉及事实上的侵略；而是干扰了西方的构思，这也就等同于侵略。克里姆林宫夺取世界的阴谋因此就被确定下来了，以后的年月中，随着其他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病毒被指定归入这个“苏联扩张”的范畴，这个老调一再被重弹。
工业化的西方同样被认为是易于受到这个瘟疫感染的。布尔什维克企图使“无知和无能的人民大众一统天下”，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警告说。他们正在“向各国的无产阶级，向无知的和智力不足的人，那些因为其数量而被驱策要当主人的人”，发出呼吁，“……考虑到全世界的社会不安定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危险”。当士兵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短暂亮相于德国时，威尔逊担忧它们将在“正从国外返回的美国黑人【士兵】”中间激起危险的思想。此前，他已经听说，黑人洗衣女工在要求得到高于市价的工资，说什么“钱是你的也同样是我的”。如果布尔什维克病毒不被根绝，除了其他的担心以外，他还担心，实业家或许不得不适应在他们的董事会里有工人董事出现了。
因此，在国内同样也必须保卫西方免受“革命的挑战”。如兰辛所解释的，必须使用武力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的领导人”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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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组织或鼓吹反政府”。威尔逊政府发动的镇压成功地破坏了民主政治、工会、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而保卫了实业的利益和他们对于国家权力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故事再次重演，又是在克里姆林宫阴谋的托辞之下。
按照官方的版本，是苏联的罪行激起了西方的敌对。乔治·凯南在他的苏美关系史的学术著作中写道，1918年1月，解散立宪议会“以一种断然决断的姿态”开创了与西方世界的决裂。凯南又写道，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Sir George Buchanan）“深为震惊”，并主张武装干预，惩罚罪行。理想主义的伍德鲁·威尔逊特别心烦意乱，这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合宪性的强烈恋情”，对于一个除了“赤卫队的刺刀”以外，没有任何授权的政府的出现，他深为恼怒。但几个月以后，在被占领的海地，威尔逊的军队解散了“国民大会”，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斯沐特莱·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少校的话说，“用的是货真价实的海军陆战队的方式”。其理由是，海地的立法机构拒绝批准入侵者强加的宪法，这部宪法给予入侵者买光海地全部土地的权利。一次海军陆战队导演的公民投票弥补了这个问题：
在华盛顿的枪口下，这个美国设计的宪法以99.9%的多数被通过，有5%的人口参加了投票。威尔逊的“对于合宪性的强烈恋情”并未为出现一个“除了海军陆战队占领者的刺刀以外”没有任何授权的政府而有所感动，凯南也一样。恰恰相反。至今，这些事件仍出现在“历史”标题下的有趣历史的重新编造中，作为美国“人道主义干预”，及其（对于我们的）困难程度的一个例证。与此插曲一起背离了历史的是实际i
上的奴隶制恢复、海军陆战队的大屠杀和恐怖、废除立宪制度，和海地被美国公司接管，就和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情况相差无几，在那儿威尔逊的侵略军只不过稍稍少了点破坏性，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种族主义的野蛮在遇到“操西班牙语的美洲人”，而非“黑鬼”时，还不至于达到如此的极端程度。
因此，威尔逊被尊为伟大的道德导师，自决和自由的使徒，为此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回归到令人激动目眩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日子去了。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违背了我们的崇高理想，是如此的大逆不道，必须用武力打倒。
遵循这同样的崇高原则，美国热情地欢迎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进行的，按美国大使描述这次法西斯主义强行上台的话来说的“漂亮年轻的革命”。进入20世纪30年代很久以后，用那个（虚妄地）从强加给海地的宪法上沾光的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话来说，墨索里尼还是那个“令人敬佩的意大利绅士”。法西斯的暴行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阻挡了第二个俄国的威胁，国务院如是解释说。因为相同的理由，希特勒被当作一个“温和派”而得到支持。1937年，国务院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可以相容的，并且它也是在“不满的群众，有了俄国榜样的前车之鉴，发生左倾时”，“富有的阶层和中产阶级出于自卫的”、自然的反应。因此，法西斯主义“必须成功，否则，群众，这一次得到了幻想破灭的中产阶级
*美国第32任总统，1933-1945年。—一译者
的增援，将再次左倾”。1936年，美国外交家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凯南的导师）在他离开就任的驻莫斯科大使职位时“相信，只有纳粹德国才能够阻止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军欧洲”，丹尼尔·
尤金（Daniel Yergin）评论说——当然，不是用征服。美国的企业界对此心领神会。主要的美国公司深深地卷入了德国的战时生产，有时甚至通过参与希特勒的雅利安化计划下的掠夺犹太人的资产而使自己发财（大名鼎鼎的就有福特汽车公司）。“希特勒上台后，美国对德国的投资迅速加速”，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在文章中写道，“在1929至1940年间，增加了大约48.5%，而同期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的投资却急剧下降”，在英国勉强持平。
目前，右翼的德国历史学家正在使类似的概念复活，他们辩称，希特勒入侵俄罗斯可以被看作“客观上的一次预防性战争”，因为“受到被另一群人灭绝的威胁而保卫自己一群人，不论他们是一个阶级还是一个民族，具有一种保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希特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人和犹太人）要灭绝他的决心”（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鉴于其对强权利益有用，这种画面的片断完全有理由成为未来公认的信条，尽管我们可以推断，我们不会再回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回到那个布列特将外交问题都归咎于他所悲叹的那个事实的时代。那个事实就是，俄国外交部“最近已经清洗了其中所有的非犹太成员，并且我们或许只不过很自然地发现了，那个种族的成员竟比俄罗斯人自己还更难对付”，特别是有“一个该死的犹太佬”，他的影响之大尤其令他悲叹。我们也可以预期，有人可能会1
进一步重新考虑，为什么没有将与希特勒单独婧和的机会走到头，那样的话本来是可让德国人和俄国人双方互相残杀，而美国和英国则可退居一旁作壁上观，直到时机成熟才出来收拾残局。@
正如盖迪斯（Gaddis）跟其他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冷战始于1917.
年，而不是1945年。不管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的看法如何，在较早期的年份中，没有人把苏联看作一个军事威胁，尽管大家都同意，病毒必须被抑制，并且如果可能，被消灭——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立即就被采用了。到那个时候，那只“烂苹果”已经扩展到把东欧也包括在内了，这就破坏了西方对传统资源的取得。它的
“毁坏整筐”的能力也已增加了，而且再一次，不仅仅在“南方”。共产党能
“直接笼络群众”，艾森豪威尔总统抱怨说。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悲叹，共产党“有控制群众运动的能力”，“某种我们没有能力复制的本领”。“穷人是他们要笼络的对象，他们历来就一直在想掠夺富人。”
1945年7月，国务院和战争部所作的一份重要研究发出警告，“全世界正在兴起一个潮流，普通人都渴望登得更高走得更远”。俄国在“过去的几年中的行动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有把握的基础来假设，她还没有”通过和这些危险潮流的联合，与扩张“她在全球影响的想法调情”。俄国“还没有证明，她完全没有（这种类型的）扩张主义的野心”。
此外，苏联已经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尽管美国的政策设计者们预期，苏联决不会无缘无故就发起进攻，但他们担心，对她传统的敌人——德国和日本——的重建，作为构成一种严重安全威胁的敌对军事同盟的一部分，苏联可能会作出反应，西方分析家们认识到。那个姑且不1l；
论，苏维埃政权就是美国及其盟友行使武力的一个威慑；而出于她自身卑劣自私的理由，苏联还频频支持美国进攻和颠覆的对象，因此干扰了“稳定”。作为一个大国存在的本身，她在第三世界就为不结盟和一定程度的独立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小一些的“烂苹果”不构成这样的威胁。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斯大林的可怕罪行，杜鲁门和其他高官完全没有放在他们的心上。杜鲁门喜欢并赞赏斯大林，觉得只要让美国在85%的时间里遂心如意，他就能同他打交道。美国其他主要人物也都同意。就像杀人犯和凶手在对待其他一群小杀人犯和凶手那样，不服从才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对待鼓吹“穷人优先选择”的牧师，阿拉伯世界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伊斯兰原教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任何类型的独立人士，同样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省事的方法论的束缚，印度支那的情形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了。是胡志明的“极端民族主义”才使他不能被接受，并非是他为“克里姆林宫的阴谋”或“苏联扩张”服务，除非我们以奥威尔风格来解读这些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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