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英雄一恶棍的想象
不胜利就撤军的论点一般都被理解为也包含了第二个论点：即约翰逊上台后立即倒转了政策，使撤军变为升级；NSAM263（10月11日）和NSAM273（11月26日，它在肯尼迪被刺杀前还有一个草稿）一般都被举证出来作为它的证据，但是，它们并不支持这样的任何结论。对于这个双重论点的建立，出力最大的当属约翰·纽曼的那本书。如已指出，这本“10年研究”的成果在广泛的阶层中收到了众多的关注和赞扬。它是奥力佛·斯通影响深远的电影《刺杀肯尼迪》脚本的依据，并被左派中许多人认为为那个双重论点提供了明确无误的证明。这本书得到了阿瑟·施莱辛格的强力首肯，他称它用它的
“朴素平淡的和技术娴熟的，相当军事色彩的……组织、色调和风格”和“对于文献的一丝不苟和详尽彻底的研究”，作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他在1963-1964年期间他曾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远东部，则高度称赞纽曼这些年的研究是，“对于导致美国在越南的长期痛苦的决策过程的杰出的、经过一丝不苟研究得来的和令人着迷的记述”；美国的痛苦，根据那个得到认可的信条，自是不言而喻的。？
这本书也不是全无意义。它包含了一些新的书面文件证明，但只要将它们从混杂了不证明任何问题的强调性的语句，对私人意图和信仰的过于自信的解释，规模和复杂性超出了常理的阴谋和欺骗的社会传言——而且，隐蔽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在档案记录中竟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以及论据在作者的眼前崩溃后反而叫嚣得更加刺耳的结论等等组成的、庞杂繁复的资料丛林中梳理出来，纽曼一施莱辛格的论点的墙脚就将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在书末，他声称，1961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不止解决了那个问题”—一在1965年他的顾问们所面临的那种急遽不同的情况下，肯尼迪是否就会派遣作战部队了，这倒是准确地反映争论的层面的一个结论。
纽曼的基本论点似乎是，肯尼迪被千方百计企图破坏他的不胜利就撤军秘密计划的邪恶的顾问们包围了，虽然无法解释的是，他为什么继续不断地授予他们更多的权力，把他们提拔到更高的位置，或许是因为他不理解他们。于是乎，肯尼迪认为，泰勒是“与他自己的观点一致，并因此是他可以托付去执行他的命令的……那一位将军”。
尽管被无耻地欺骗了，他还是将他放到负责那个反叛乱“特别小组”的位置上，提拔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一直依靠他直至最后，尽管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泰勒都在挖他的墙脚；泰勒成了“白宫第二号最有势力的人”，纽曼说，但他并未作任何努力，解开这个悖论的谜团。
从一开始起，这些“记录就留给读者以这样一种难忘形象—一位总统与在他之下为他服务的顾问们和官僚机构对抗较量”。③
“好人”倒也是有几个的，但是，在这种混乱之中，要确定他们是鞋
谁，倒的确是难事一桩。或许是哈里曼、弗雷斯特尔、希尔斯曼，还有麦克纳马拉，虽然甚至他们也参加到了在每一个方面都包围了我们的英雄的作恶者之中（哈里曼和希尔斯曼“使肯尼迪陷入一个推翻吴庭艳的阴谋的泥潭之中”【该书346页】，等等））。在这些想象出来的历史编造中，麦克纳马拉的作用特别令人迷惑不解。1961年11月26日，纽曼解释说，在“复活节屠杀”中，肯尼迪把官员们纳入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实行了一次“人事全面变动”，以便使他的自己人占据要位，贯彻他的计划。“那一天，作为肯尼迪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出头人物而崭露头角的便是罗伯特·斯特雷奇·麦克纳马拉”——在3星期前的一次会议上，他已经扮演了一种非常突出的角色，赞成在越南部署美国的军事力量，并在11月13日那天，他“仍然在期待做出一个投入美国作战部队的决定”，就像他所主张的那样。11月26日，麦克纳马拉顺理成章地被指定“个人负责”执行总统的政策。他也确实是这样去做了，我们读到：麦克纳马拉“决心贯彻总司令的意图：从越南真正撤军”（1963年10月）。与泰勒的高升到顶峰的情况一样，对于这些奇怪的变迁和决定，纽曼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而对于麦克纳马拉在约翰逊手下的作用，他一样也没有作解释。④
不胜利就撤军论点的基础是建立在推断之上的：肯尼迪意识到那些乐观的军事报告都是不正确的，或者如纽曼声称，是一个精心构筑的欺骗总统的骗局。因此，纽曼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这个故事的中心要害。
在为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五角大楼文件》重新作仔细释义的过程ili
中，他将1962年7月的那些事件描述为“肯尼迪越南撤军计划的漫长公文旅行的开始”。到那时，他在书中写道，“美国已经准备宣布胜利并回家了”，期望着“越南问题‘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成功的结束”。
麦克纳马拉给哈金斯下达指示，“提出一个结束收场和回家的计划”
（纽曼）。哈金斯认为战争几乎已经结束，但是麦克纳马拉仍极力主张
“我们必须作最坏的假设”，他显然是采纳了那个“保守的观点”，认为
“它将花费3年而不是1年的时间”，并相应制定计划。毫无疑问，目标就是胜利后撤军，时间是在1965年年底前。
时间进入1962年秋季，纽曼在书中写道，“欺骗在发生作用，而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一样，已经逐步相信从越南发出的连绵不断的虚假报告所传递的观点”。但是，到了1963年3月时，肯尼迪已经“盘算明白了……那成功的故事是一个骗局”。这是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的，纽曼宣称，他提出了全国广播公司（NBC）在8个月以后一个纪录片作为证明，该纪录片对乐观的情报报告提出了疑问。他提出的其余的证明则是，“在他的心中，他一定已经知道”，军事计划是一个失败。
与他的顾问们不同（至少，与并未参与各种“欺骗”的那些不同），“当军事神话在1962年年末被鲍尔斯（Bowles）和曼登霍尔（Mendenhall）”，以及被曼斯菲尔德的悲观主义“动摇时”，肯尼迪就“不得不注意了”。
“当惠勒和希尔斯曼一弗雷斯特尔的较量这出戏1963年2月在他的办公室里结尾时，它的含意——这个成功故事是不真实的一—已经不能再被忽视了”（独一无二地，被肯尼迪一个人）；而这出“戏”的分歧只是在对于胜利的时间尺度的判断上，我们早已考察过了。
这些结论都是基于信仰而提出来的。如果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证据的说服力还将进一步缩小。我们来考虑一下时间关系问题。我们读到，“到1962年秋季时，欺骗在发生作用”，但是，肯尼迪就“不得不注意”鲍尔斯和曼登霍尔“在1962年年末”所作的报告了—事实上，是在1962年8月作的。那个问题姑且不论，这两份报告都是态度暧昧的，而曼登霍尔的报告，据纽曼的注解，“没有送到高于负责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这一级别”；那么，我们就不清楚，肯尼迪如何“不得不注意”它了。至于说鲍尔斯，他很早以前就已被排除在决策圈子之外了。书中没有提到的还有以下进一步的事实，鲍尔斯1963年7月访问了越南，并向麦克乔治·邦迪送出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而这一次的报告总统倒是有可能看到的。鲍尔斯在这个报告中写道，“军事形势正在不断改善”，虽然“政治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只是将标准观点拿出来老调重弹了一番。他还警告，“只要吴庭艳和他的家族经营越南，我们就不能实现我们在东南亚的目标”。他建议美国支持某个将会“推翻”吴庭艳的人，并派遣“美国特种部队和顾问进入老挝，充实和训练最好的老挝部队”，同时还要利用泰国雇佣军和南越军队，将他们用于这同一目的；他似乎也在呼吁泰国占领老挝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尽管该报告的有些句子仍未解密。靠“一点运气”，我们有可能“逆转潮流”并“在东南亚奠定一种比我们几个月前认为似乎可能的远为有利的形势”。③
根据这些理由，纽曼就要求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肯尼迪一个人理解了官方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
1：
十分奇怪，实际上有一条证据倒是支持他们所想要的结论的，但纽曼和这个论点的其他鼓吹者们却都没去利用它。回忆一下，在讨论麦克纳马拉一泰勒建议的那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因为万一军事形势发展使撤军成为不可行的话，他不想被“指责为过于乐观”，所以肯尼迪设法使自己与撤出1000名军事人员的计划摆脱了干系的那件事。他允许保留那句关于撤军的句子，只不过是以它被算到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头上，未经过他的默许为条件的。我们也都已经看到，在公开场合，在关于撤军的问题上，他的言谈比军事指挥部更加吞吞吐吐。人们或许因此可以争辩说，肯尼迪并没有分享他顾问们的那种乐观，因此不愿使自己做出关于撤军的承诺。这一结论有两条优点，它们是我们所在研究的那个论点所没有的：（1）它有一点证据的支持；（2）它与内部档案记录所提供的肯尼迪关于军事胜利的承诺的一般形象相符。
然而，纽曼却走了另一条道路，断言肯尼迪“使自己与乐观的麦克纳马拉-泰勒时间表摆脱了干系，因为他还不可能知道，他的撤军将是在一种胜利的，还是一种失败的战场形势下进行的”。不管这话的本意是什么，纽曼忽略了肯尼迪实际说出的理由：“假如我们不能在今年年底前采取这项行动，我们将被指责为过于乐观”。对于证据的这一处理方式十分准确地说明了纽曼所采用的论证技术。鉴于肯尼迪计划不胜利就撤军的信条在先，所有相反的证据都证明他那是“才华洋溢……故意口是心非”，聪明地把“他心里”的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最高级顾问那里瞒了过去。采用这同样的推理程序，纽曼得出结论，“肯尼
。：
迪决定，显然是……在1963年2月或3月，撤出越南，即使这意味着战争将会失败”。证据为零，而反面的证据倒是够充分的，但一切都没关系，因为采用了这种分析技术。
为了使他的论点成立，纽曼无视内部档案记录中记述的肯尼迪的干预，而是严重地依赖（最后则几乎是只依赖）于奥唐纳尔的1972年的报告和曼斯菲尔德的时间更后的评论（1975年、1978年）。奥唐纳尔的故事，纽曼写道，“充分清楚地表明，肯尼迪知道这场战争是一项已经失败的事业，他的麻烦在于如何伪装他的意图，直至大选以后”。纽曼还进一步宣称，“肯尼迪说了（曼斯菲尔德和奥唐纳尔所记述的）这些保密的话，那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此，这些话必须被拿来与肯尼迪公开发表的、纽曼也承认与它们断然矛盾的评论“并列”放到一起来阅读。当我们将他的这些公开的评论和他与奥唐纳尔和曼斯菲尔德的“秘密的谈话”作比较时，纽曼写道，“他在这些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的目的就变得清楚了：它们是被算计用来甩开他的政治反对者和大规模美国干预的支持者的。”③
与这一精妙绝伦的推理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在新年攻势后对这些所谓的多年前的谈话所作的重新解释。再说，它们还都似是而非，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历史学家一般都是要对它们打上折扣的。它们的意义根本无法与内容广泛详尽的内部档案记录和肯尼迪总统的公开讲话相提并论，并且这些公开讲话与内部档案记录是一致的—一纽曼的这个研究所缺乏的一个关键性的事实。事实上，它们的意义还远不及新年攻势前的回忆录和口述的历史，而这两排
者纽曼全都忽视了。至于说纽曼一施莱辛格赖以建立他们论点的那个“算计”之说，如已讨论过的，那完全没有意义。
纽曼对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10年后描述的一次
“与肯尼迪总统的极富吸引力的谈话”（报章上有逐字逐句的报道，报道者纽曼）的深信不疑也一样不能给人留下印象深刻，在那篇记述中，据说肯尼迪告诉参院主要的反战者，他同意他的观点。不管这个故事有多少似乎说得通的理由，它都是没有意义的，其中的道理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很理解：私下里，一位总统完全可能告诉一位有影响的参议员他所爱听的话，同时却只管去听取其他的声音。@
纽曼的故事是用隐晦模糊的暗示和“阴谋”编织起来的，在每一个层次上他都布下了“欺骗的网”。他的小标题用了：“骗中骗”，“越来越深的欺骗的网”，“骗者和被骗者”，等等。军方在欺骗肯尼迪的同事们，肯尼迪的同事们在欺骗肯尼迪，而肯尼迪又反过来在欺骗公众和他的顾问们，与此同时，许多人在欺骗他们自己。至少，我认为那个故事应该就是这样的；在这想象的迷宫中要串起这样的一个故事殊属不易。
约翰逊在故事中则被描绘成一个十足的坏蛋之一，以便与肯尼迪被刺杀后政策出现剧变的论点保持一致（或者，按照更加阴暗的版本，还要糟）。但是，证据呢？在关于干预老挝的问题上，“只有约翰逊支持【海军上将】伯克（AdmiralBURKE）”，他书中一节的小标题是这样写的，但支持的证据只有伯克6年后在他口述的历史中回忆约翰逊说，“他认为我有点想法，但是，或许那是因为他说话在先了”。⑧
以后，一个因为太复杂而无法理清的阴谋到来了，它被认为应该表明了约翰逊是如何用花言巧语地打动了毫不生疑的肯尼迪，达到了推进那个投入作战部队的邪恶计划的目的的。但当我们发现，约翰逊的建议不过是：“总统先生，不要陷入东南亚的一场地面战争的泥潭时”（约翰逊的军事助理伯里斯上校，ColonelBurris），情况只有复杂起来了。纽曼也承认有“前后矛盾”存在，所以他提供了一种解释，但只能用他需要确立约翰逊是一个刁滑的角色来支持他的这种解释。
他说，使得事情更趋复杂的是，“约翰逊选择使自己与派遣作战部队的主张离得远远的，而同时却鼓吹做出一种完全可能要求他们在将来被派出的承诺”（与他的主子何其相似），或许他是在利用肯尼迪的“冲动的天真”。约翰逊给总统的书面报告“偷偷打出了那张令人棘手的美国作战部队问题的牌，说这个问题或许会在将来‘某个时刻’不得不被面临”，纽曼这样写道。但约翰逊在报告中写的是，“亚洲的领袖们在‘这个时刻’不想要他们。……作战部队不是所需要的或向往的…。”“一个头脑敏锐的流氓，通过将这个问题说成美国的支持和全面脱离之间的一个选择”，“约翰逊于是聪明地避免了在军队问题上作出明确的表态”。
更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的是，首先，“约翰逊并不真正想卷入越南”（伯里斯上校）。
事实上，纽曼评论说，1961年5月以后，约翰逊在越南政策上并没有任何作用。理由是，我们被他以那种通常的自信告知说，他“转入了地下”，因为“他对白宫有他自己的渴望，离开聚光灯下的众目睽腰
！出：
是最谨慎的做法”。或许是，或许不是这样。在他转入地下以前，他得到的是完全轻蔑的对待，他纯粹是被命令去越南的，尽管他大吵大嚷地反对（据称，他在那里实施了他的邪恶阴谋）。③
在1963年8月31日的白宫会议上，约翰逊再次进入这个故事，在会上，他抱怨说他未被告知情况，并表示了对于计划中的政变的怀疑，说了令人心寒的、“严厉和咄咄逼人的话”（实际上，温和的反对），
“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作答的事实就是证明”——猜测是，因为肯尼迪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粗陋的得克萨斯汉子。0阴险的阴谋家约翰逊的形象正是纽曼理论的基本部分，这个理论就是在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执掌政权后，他“逆转了肯尼迪关于军队问题上的意图”。纽曼提出了以下的关键证据：
林登·约翰逊【1963年】12月的一个评论突出了这种逆转影响的广泛和深刻的性质，证明了达拉斯的悲剧如何影响了越南战争的进程。尽管肯尼迪在1963年春季已经告诉过奥唐纳尔，他不能在再次当选前就撤出越南，“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确保我再次当选万无一失为好”，但是在白宫举行的一次圣诞夜招待会上，即约输逊继承了总统职位一个月以后，林登·约翰逊还是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说：“就让我再次当选，你们然后就能得到你们的战争了”。
真是一个历史逆转的戏剧性的证明——直到我们核实了它的出处，即斯坦利·卡诺的受到欢迎的《越南》（Vietnam）一书。就是对这
本书，在卡诺对斯通电影的主题思想提出了疑问以后，纽曼还曾在别的场合贬低过它，给它下了“资料来源不严谨”的评论。我们暂且将关于可靠性的问题，和关于到底“肯尼迪告诉了奥唐纳尔什么”的疑问搁置在一旁，以下就是纽曼的资料来源对于约翰逊和那次白宫招待会的记述：
【约翰逊】知道，五角大楼的议会说客都属于这一行中最优秀的，是能够说服国会的保守分子，破坏他的社会立法的，除非他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他正整装待发准备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大显身手，所以他对于那些或许会给他烙上“对共产主义软弱”印记的极端爱国主义者们特别敏感，假如他从越南的挑战退缩的话。于是，由于他是一个政客，所以他作了或许他本来就从不打算遵守的诺言，来平息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员的不满。在1963年圣诞夜的一次白宫招待会上，举例来说，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就让我再次当选，你们然后就能得到你们的战争”。
总之，奥唐纳尔归结在肯尼迪身上的许多特点，卡诺都归结在约翰逊的身上了：平息右派的不满，设法再次当选，然后让你们为所欲为。约翰逊所选择的是与肯尼迪非常相似的拖延。那就是纽曼的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这种逆转影响的广泛和深刻的性质”的证据。①纽曼承认，肯尼迪的公开言论驳斥了他的论点，但是，那个并不难处理，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解释：肯尼迪在聪明地作假，用向一般大众竭力鼓吹关于高昂赌注的说教来蒙骗右翼——而一般来说，排；
对于战争，一般大众并不关心或感到不安，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对此都很清楚，用这种煽动人心的夸张之词只能反而激起他们反对撤军。
至于内部档案记录，它只显示了肯尼迪主张胜利得到确保后才撤军和他反复告诫每一个人，要“集中精力于赢得战争”。它还显示了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没有对那项任务表示出足够的热情，这是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要极力推翻它的因素之一，吴庭艳一吴庭儒兄弟做出的政治和解的姿态和越来越固执坚持的美国撤出的要求只是加剧了这种努力。内部档案记录显示，这些都被当作了一种危险的威胁，而非一种实现所谓的撤军意图的机会。但对这些问题，纽曼全都避而不谈，并且对它们的含意也一概不作考虑。同时，对于肯尼迪拒绝利用军方高层反对战争来抵御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右翼的攻击的事实，他也不作考虑。而对于肯尼迪最接近的密友同事要么对他的秘密打算一无所知，要么都在以令人惊叹的一致性隐瞒这些秘密打算（也就是说，在新年攻势前）的事实，他同样一字不提就放过去了。对于肯尼迪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他被刺杀后能得以继续下去，仅因形势估计的变化才作了策略性的修改，并由肯尼迪最信任的顾问们加以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他们中的最极端的鸽派还为约翰逊在拒绝升级和撤军的双重危险中显示的“明智的谨慎”大唱赞歌（曼斯菲尔德和鲍尔）的事实，他同样也一字不提。
纽曼争辩说，撤军政策可以追溯到肯尼迪具有“深刻含意的”1962年4月的一个评论：他告诉哈里曼和弗雷斯特尔，“他希望我们作好准备，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时刻，减少我们的承诺，尽管他认识到，这个
：：
时刻也许还有待一些时日才会到来”（强调为纽曼所加）。这个“含意”实际为零。请注意，纽曼是不同意将肯尼迪的撤军计划追溯到导弹危机后的一次谈话的鼓吹者们的意见的。肯尼迪秘密撤军计划的“再三重复的起源”始自1962年5月，纽曼继续写道，当时麦克纳马拉命令哈金斯将军启动将“全部责任转交到越南人身上”，并减小美国军事指挥部的规模的计划——正如纽曼所完全同意的，这是在一个对于前景抱有极大乐观的时刻，因此，他的论点的立足点也就顿时不复存在了。？
纽曼处理那个问题做法并不容易解读。他断言1962年的乐观情绪是越南军事指挥部的有意的“骗中骗”所引起的。军方知道那些军事进展的报告都是虚假的，他声称，但他们是在编织“欺骗之网”，向麦克纳马拉和总统隐瞒战争努力失败的事实。不过所有这一切，他的证据为零。
鉴于我们以前查阅过的内部档案记录，纽曼的声称需要有一点有趣的假设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不仅越南军事指挥部肯定一直在向麦克纳马拉和总统撒谎，而且军方，自战场军官起向上的每一个人员，也在相互撒谎，每一个人都在向中央情报局撒谎，而中央情报局则在向其他每一个人撒谎，国家参与了这件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在这件事上，纪律之严密已达到了如此令人惊叹的地步，以至于在内部档案记录中，竟没有留下这个庞大的“欺骗之网”的任何蛛丝马迹，并且在此后30年之久的漫长时间中，我们竟然没有见到一个人站出来，用可信的声音揭露它的任何一个局部；非同寻常，至少可以这样说
了。我们还不得不假设，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主任，国务院情报部门的头头以及总统的其他高级顾问的极端愚蠢——所以只有总统，孤家寡人独自一人，才“在他的心中”“一定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纽曼发现，哈金斯的乐观预测是莫名其妙的（该书288页），也许其含意是，（很难确定）哈金斯也是欺骗网中的某个人。他这就将他自始至终所依赖的军事史学家克雷皮尼奇给出的解释完全忽略了。鉴于克雷皮尼奇的解释似乎是合理的，纽曼关于邪恶的军事指挥部阴谋欺骗孤立的、热衷于和平的舵手的理论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更不用说，他从未仔细研究过的军方的观点了（见本书第1章，13节）。
尽管据说肯尼迪在1962年初启动了他的秘密计划，但直到1963年8月26日，纽曼在他的书中记述说，“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具体地说，就是到底是“把我们的资源调动出来，还是把我们的军队调动进去”（腊斯克），如果推翻吴庭艳一吴庭儒政权的计划失败的话。纽曼评论说，选择是明摆着的：“撤军而失败，或者大规模的美国干预”。8月26日的会议并未做出选择，甚至都没进行讨论。肯尼迪只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仅此而已。那个“不可阻挡地给总统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据纽曼说，是“政变是否是赢得战争的必须”。总之，胜利仍然是撤军的条件。
纽曼没有记述8月28日的后续会议，在那次会上，肯尼迪对那个
“最基本的问题”给出了他通常的回答。在对纽曼所说的那种明摆着的困境提出的两种选择全都否定以后，肯尼迪极力主张华盛顿和越南应该做好一切准备，“使得造反的将军们得到最大的机会”推翻南越
政权。其理由是，没有政变，我们就“必须撤退”，并且“不能赢得战争”
（肯尼迪、哈里曼和希尔斯曼）——总统和他的鸽派顾问们所不能接受的一种选择。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1963年8月底，而证明肯尼迪的那个秘密计划的证据依然一个也不存在。我们继续前行，我们发现，截至10月2日，即到麦克纳马拉一泰勒的撤军建议被提出来为止，“迄今为止，它一直使用了表示战场胜利的言辞”。而真相渗透达到最高层是11月1日政变以后的事，“在11月初，报告的口径突然调转头来了”。
“随着檀香山会议的接近，潮流转向悲观之突然和迅速恰如1962年初的乐观插曲的开始一样”，纽曼写道。11月20日会议的参加者们接到了“令人震惊的军事消息”。“檀香山会议的结局是”，他继续写道，
“令人震惊的战争形势恶化的消息被详详细细地摆放到那些与会者的面前，一起的还有一项扩大战争的计划，而1000人的撤军计划则变成了一次毫无意义的纸上演习”。在“突然转向悲观”之前，撤军的整个讨论都一直“使用了表示战场胜利的言辞”的这个事实彻底毁坏了纽曼论点的基础，假如我们再把他所忽视的内部档案记录引入进来一并考虑，结论只会变得更加清楚。④
纽曼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再一次是发人深省的。问题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他非但没有从中引出明显的结论，反而对于“这个精心编织的、开始于1962初的骗局故事”的讽刺意义惊叹不已，军方“原先设计的”这个骗局意在“预防肯尼迪不顾一切鲁莽撤军”，然后，却被肯尼迪扭转乾坤，“用柔道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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