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陆建德
所有这一切终将导致语言的核心染上致命的疾病，语言最后变成了永远的假面具，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
语言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我是指真正发生过的事实）能否真正的相应？事实是否还能超脱于语言之外，独立、执着、客观而不受语言的描绘所左右？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语仍然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与野蛮的行径作托词。
哈罗德·品特①
（一）
作为当今美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终生教授诺姆·乔姆斯基也在警惕地关注着英国剧作家品特所说的现象：语言被系统地用来遮掩、扭曲事实，从而服务于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及动辄诉诸暴力的外交政策。在乔姆斯基的政论著作中，形容词“Orwellian”（奥威尔风格的）出现的频率很高。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描写了一种“新语”，它以模棱两可、颠倒黑白为基本特征。乔姆斯基屡屡发现美国政治话语中奥威尔式的“新语”。比如，美国把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数百名战俘称为“敌方战斗人员”。这些数年前就放弃武装抵抗的中亚l山
穆斯林是名副其实的战俘，但是有了“敌方战斗人员”之名，他们就被美军强行剥夺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所规定的种种权利。
揭开“新语”的假面具，诊断并治疗语言的核心已染上的顽疾，这是乔姆斯基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事业。世有“无多言，多言多败”的古训，但是乔姆斯基早已置个人的得失与安危于不顾，直言无隐。这位洞察时务的不识时务者已77岁，著述之余仍时常发表演说，参加辩论，接受采访。他像中国古代的圣哲一样，忙于公共事务，不遵宁处。
难怪U2乐队的主唱博诺把他称作“永不停息的叛逆者”②。奇怪的是，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享有巨大影响力的乔姆斯基在我国只为少数语言学家所知晓。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一起推出他的五部著作，堪称今年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一件大事。《恐怖主义文化》（1988）、《反思肯尼迪王朝一—肯尼迪、越南和美国的政治文化》
（1993）、《宣传与公共意识》（与戴维·巴萨米安合著，2001）、《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1986，2002）和《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2004）基本上反映了作者政论的主要方面和他一以贯之的立场、渊博的学识、雄辩的风格。
乔姆斯基半个世纪前在语言学上的贡献对很多传统和新兴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都有重大的理论和IT
实用意义，据说人机对译系统的开发也得益于他的学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就被普遍认可。在由弗兰克·克莫德主持的“冯塔纳现代大师”系列里就收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莱恩斯撰写的《乔姆斯基》（1970），这套丛书介绍的“大师”包括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不必说，乔姆斯基在这批现代思想家里是最年轻的。
那么，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是不是与他的政论著作（例如这五本书）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我倾向于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要准确介绍他的语言理论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看他与当时流行美国的行为主义者的差别。乔姆斯基划时代的《句法结构》问世那年（1957），美国行为主义者、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发表《言语行为》一书。乔姆斯基写了言辞激烈的负面书评。斯金纳当时是哈佛的知名教授，乔姆斯基虽有天才之名，毕竟只是麻省理工的一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教员。斯金纳相信，人的行为可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程序操控，即使是知识的获得，也可由所谓的“学习机”的强化和奖励机制来主导；人与动物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经训练后连鸽子也能打乒乓球），人类自由、尊严之类的语言无助于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基于这种信念，斯金纳把语言行为也解释成对环境或外部刺激的机械反应。然而乔姆斯基把人的语言能力视为心智天生具有创造活力的象征。婴儿的心智在学说话的时候并不是白板一块，因此他（她）不简单重复，创新是他（她）的固有天性，这就是人的本质。行为主义者以科
学的名义贬低人性，驳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他们眼中的心智没有独立性可言，它不是被动的容器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狗。乔姆斯基始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赞赏的是笛卡儿和洪堡的语言观，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潜能，使这种潜能不受拘碍地发展是社会和教育的长期目标。
对行为主义语言观的批判也许使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中某种无所不在的权势力量特别警觉，这股力量靠语言符号控制美国人的思想感情，犹如斯金纳的激励机制训练他的乖乖的动物。美国意识形态的大氛围是不是会像斯金纳设计的护理婴儿的空调柜子那样无微不至地养育并决定美国民众的好恶？
越南战争和美国主流媒体为之正名的宣传更使乔姆斯基意识到，美国普通百姓知道的信息有限，他们掌握的“事实”是经人选择、描述的，于是久处“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而不自知，稍稍受到一点点拨和刺激，他们就会作出预料中的理想反应。在冷战、古巴导弹危机和越战过程中，这种旨在操纵人们思想的“新语”都在积极运作。但民众一旦觉醒，也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美国国内的各种反战活动是最好的证明。1967年，乔姆斯基因参加向五角大楼进军被警察拘留，一同。
被临时关押的是小说家诺曼·梅勒。参与反战的经历触发了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兴趣。《美国权力与新官僚》（1969）和《对亚洲作战》（1970）两本书预示了美国社会一位古代以色列国耶利米式的批判者的诞生。
1970年，罗素逝世。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纪念本院这位杰il群
出的学生和院士，决定设立罗素讲座并推选乔姆斯基为首位演讲人。罗素晚年发起禁止核武器运动，反对越南战争，他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可以断定，乔姆斯基得到这一荣誉的原因是剑桥学者在他上述两部政论著作中看到他继承了罗素和平主义的精神。这次演讲名为《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分两部分，分别为“论解释世界”和“论改造世界”。乔姆斯基说的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就是他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出真理，戳穿谎言。”在演讲涉及越南战争的部分，乔姆斯基提到“东京湾事件”纯系捏造，这一指控已为2005年10月31日的《纽约时报》证实。③
（三）
乔姆斯基是出生于美国的犹太裔，父亲是美国颇知名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研究语言学，也算是克绍箕裘了。年轻时乔姆斯基曾在以色列生活学习，他从来未曾因自己的族裔原因而放弃对以色列强硬外交政策的批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方面对巴勒斯坦都是一味祖护。他指出“以一巴冲突”这种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应改为“美/以一巴冲突”。以色列始终以美国为后援（或者说美国外交由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所左右），中东和平迟迟不能实现就是因为美以联合起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乔姆斯基的《致命的三角：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是了解中东问题缘起的必读书，也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犹太民族确曾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但令乔姆斯基失望的是，当一些
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成为不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时，种族主义就在他们中间大行其道。很多犹太裔人士（包括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同胞在巴勒斯坦欺压本土阿拉伯人的行为是痛心的，以色列修正学派史学家、海法大学的伊兰·帕泼博士的新著《现代巴勒斯坦史：一块土地，两种人民》（2004）试图从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立国前后的历史，这表明以色列国内也存在批评政府的声音。在《霸权还是生存》一书里乔姆斯基简略地谈到以巴和平进程。他强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说阿拉法特）在压力下不断作出违反巴勒斯坦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让步。当乔姆斯基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时他引用的是来自以色列学界和政界的观点。例如：以色列史学家、后来继列维任以色列外长的什洛莫·本-阿米的话道出实质：“实际上，奥斯陆协议建立在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方的生活永远依赖于另一方的基础上。”乔姆斯基把这种彻底处于依附状况的“巴勒斯坦国”比为南非在实行种族隔离时期政府为黑人族群圈定的“班图斯坦”
（黑人家园）。令人遗憾的是以往中国读者只是从美国主流媒体的角度来看这协议，仿佛它是外交解决的典范。
既然提到乔姆斯基严厉批评以色列，还得一提2005年11月29日乔姆斯基和哈佛法学院讲席教授艾伦·德肖维兹就中东和平进程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的公开辩论。如果有人以为乔姆斯基在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上只是业余水平，真正的专家不会重视他的论证，④那就大大地错了。这位德肖维兹是美国的明星学者律师（曾为辛普森辩护），他的《为以色列一辩》（2003）一书竭力以律师的语l
言解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⑤，在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学者中已很难找出比德肖维兹更能言善辩的斗士了。我相信，乔姆斯基敢于就他曾讨论过的议题（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洲的战争与和平等）与美国有关领域的任何“职业选手”辩论。对纷繁复杂的细节的透彻了解，对各类原始材料的驾驭引用，再加上严密的逻辑和敏锐的识别力，所有这些使他成为被他批评为“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可畏而又可敬的对手。
（四）
有一种宣传是标语口号式的，目的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宣传者强聒不舍，效果恰得其反。另一种宣传作用于无形之中（说得肯定一点就是“润物细无声”），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宣传”的名号。美国多游说集团和公关公司，它们为了取得实效非得小心翼翼地隐瞒真正意图，也不让有些话题背后的推动者露出马脚。一些对所谓“事实”的讨论后面往往潜藏着利益。政府为推动某一政策也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一般不命令受众全盘接受，有关部门会通过隐匿的权力网的徐徐引导之手“制造赞同”。⑤问题的形成、它之所以被提出来公开讨论，其根源并不是澄澈透明的。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一实例来了解乔姆斯基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揭露所谓“事实”背后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上世纪末，美国媒体不断传来消息：建立于30年代“市场失灵”
期的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破产，政界人物也提出雄心勃勃的拯救计划。该体系的基金管理人预测，到2032年，基金将严重不足，工人保障金只能拿到应得数额的四分之三。乔姆斯基坦然说道，要预测今后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几乎是开玩笑，发出警报的人所依赖的数字本身并不可靠。基金管理者假定的美国今后经济年增长率为1.7%，这数字远远低于近二十年来的平均水平。它居然会被用来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像是别有用心。乔姆斯基乐观预言，将来的美国工资和社会保障税款都将有可观的增长（这已被证实）。“狼来了”的呼声之所以出现，乃因基金管理人和金融资本家想把这笔巨款投入股市，它将成为华尔街的财源。当时投资股市的收益要比购买政府国债高。但乔姆斯基反对把社保基金用来投机冒险。他坚持，如何管好基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反之，它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互相扶助，团结一致。如基金真的遇到麻烦，调高甚至不设社保基金征税最高限额（当时为72600元，年收入中高于此数的部分不必付社保税），就可解决。乔姆斯基作这番分析时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正在疯涨，第二年股市急转直下，当时若动用社保基金购买股票，美国中下阶层受害最大。预言危机者实际上想把美国的公共事业私有化，他们先要说这些事业机能失常，然后交给私营企业去管理。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和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报道、评论时，乔姆斯基不断显示出类似的犀利眼光。
我国的拉美研究是较薄弱的，对墨西哥以南、哥伦比亚以北的与我国尚未建交的中美洲各国（有的被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历史文化1l山
与政治我们更是所知不多。乔姆斯基的这几部作品（特别是《恐怖主义文化》》中牵涉中美洲的内容很多，对我们的帮助不言而喻。上世纪80年代，欧美知识分子对中美洲政局议论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甚至还是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奥特加总统的朋友。
1979年7月，独裁统治尼加拉瓜多年的索摩查家族被推翻，美国担心根据门罗主义早被圈定为自家后园的拉美会继古巴之后再出现一个左翼政权，于是就突然对尼加拉瓜的人权与民主状况深表关切。
后来美国国会竟直接干预尼加拉瓜内政，表决通过支持该国反政府军的法案，其内容几乎与宣战相去无几。反政府军在美国支持下袭击教育设施和农场，桑地诺政权的社会建设规划无法正常付诸实施。美国一次次制造紧张局势和冲突，但是罪魁祸首总是有碍于它实现霸权的一方。1984年，美国以桑地诺政权拒绝签署孔塔多拉集团诸国提出的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欧共体各国向尼加拉瓜施压。不料尼政府出其不意地接受协议，美国羞怒交加，立即另找借口展开新的一轮宣传攻势。此事个中细节读来虽然有趣，传达出来的信息却让人寒心：
美国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感兴趣。1986年年底，“伊朗门”事件浮出水面，致使里根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出丑（但在美国国内，诺思上校成了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翌年8月5日，亦即国会伊朗门事件听证会结束两天后，里根政府抛出中美洲“和平方案”，以此作为次日召开的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指导性文件。方案要求尼加拉瓜改变政治制度，交战双方都停止输入武器。乔姆斯基如此评il：
论这一方案：
尼加拉瓜想要接受这些条件，美国就可以很方便地对它是否遵守协定进行监控。此外，华盛顿还能轻而易举地编造出尼加拉瓜不遵守协议的罪名，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一—过去常常如此。……相反，里根政府对协议是否遵守则完全无从验证……因此，尼加拉瓜应该解除武装、受到严厉制裁；而美国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继续甚至加紧对尼加拉瓜的进攻，不必理会协议有什么规定；实际上，这个协议只要求尼加拉瓜一方遵守。⑦
幸好这方案在首脑会议上未获通过，但乔姆斯基上面这番经验之谈何其准确地概括了美国将国际条约服务于本国利益的手段。其实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迪安·艾奇逊早就在对美国国际法学会发表演讲时明言，涉及美国利益的时候，合法与否的问题便不复存在，美国的行动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与限制。也许在艾奇逊说这番话的时候美国还需要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精心制作合法性的幌子，近年来则是对外界的反应毫不在意，何时何地使用武力，尽由美国自由选择。乔姆斯基不无感叹地写道，正是通过赤裸裸的炫耀武力，或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没有防御能力的敌人，美国尝到并迷恋上做“人类的老爷”⑧的甜头：
悲惨的事实是高压发挥了作用；那些向他们的伙伴施以暴行的人获得了服从，从服从中获得了多重好处，如金钱、货物、顺
从以及获得愉悦的权利，凡此种种皆非较为弱势的民族所能享有。
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制裁同样残暴不仁。为了更易一国合法政权，“解放”所谓受压迫的人民，先对该国实行严厉制裁，借饥饿和疾病之手夺去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妇孺的生命，然后将一切灾难归罪于受害国政府及其政策。乔姆斯基追溯了这一符合所谓“法律程序”的毒计的渊源，发现早年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和后来的美国人清除印第安人的手法也讲“人道”。《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写道，美国人“以非凡的巧妙手段，冷静地、仁慈地、在不流血和不违反世人眼中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的情况下”，完成了西班牙人未竟的事业：完全剥夺印第安人的权利，灭绝印第安种族。实际上对印第安人的镇压、征服要比托克维尔所知道的血腥得多，当今的美国史学界已无意为自己国家与生俱来的污点遮遮掩掩。
（五）
比较或对比，这是乔姆斯基在批判美国外交政策中用得特别频繁的方法。他会将两次事件突地并列，让读者意识到两者如此类似，然后指出美国政府或奥论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1918年1月，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议会，为此受到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的责难；同年几个月之后，占领海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解散l1
了海地的国民大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上一些以色列运动员被绑架后惨遭杀害，这次恐怖行为受到广泛的谴责，最近还有电影强化人们的记忆；1976年10月，一架古巴客机在飞行时被恐怖分子安放的炸弹炸毁，机上73人罹难，其中包括获奥运金牌的古巴击剑队全体队员，此事已被人们扔入记忆的空洞。在80年代，波兰一宗教界人士被暗杀，美国不依不饶，波兰政府严惩凶手；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广受教民爱戴的罗梅洛大主教被害（1980年），六位耶稣会教士遭暗杀（1989年），美国不加顾问，歹徒逍遥法外。胜利的人侵者追究萨达姆部下使用毒气的责任；美国自己在越南打了一场化学战，橙剂、脱叶剂的大量使用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并致使很多婴儿畸形；英国于1919年入侵阿富汗时，国防大臣丘吉尔下令使用毒气，在阿富汗人中“散布活生生的恐怖”，借此“迅速结束前线普遍的无序状态”。这样的比较事例，乔姆斯基可以举出很多。现在的国际社会对非法入侵和古领已经习以为常。乔姆斯基指出，如果三十年代的国联默认德国的侵略，我们就会谴责可耻的绥靖政策。易位思维导致惊人的结论：“如果日本法西斯能够虚伪到我们这种程度，他们就会说自己袭击珍珠港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强迫美国纠正国内罪恶的种族主义现象，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真正的民主。”
对类似的问题持不同的态度，这是美国实施双重标准吗？乔姆斯基告诉我们，其实美国有多重标准，所有标准自始至终都为一个宗旨服务：谋求美国利益（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年初的《告别演说》里提醒美国人警惕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的利益）的最大化。
使他感触尤深的是美国媒体紧密配合政府，实行自我审查十分积极。
长期以来，美国媒体热衷于制造“威胁论”，引起民众恐慌，这或许是维持政府权威的良策。乔姆斯基写道：“白宫只要打个响指，全国的媒体就立即上蹿下跳，猪翁狂吠。”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时常利用媒体“制造共识”，从而赢得大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②
美国式宣传的成功来自精心培养的民众心中的“必要的幻想”和
“情绪上十分有效的过分简单化”。美国政策往往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这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不能回避的事实。1987年，英国《卫报》
驻华盛顿记者布鲁默在评前面提及的美国版中美洲和平方案时说：“全世界都认为里根提出这个方案完全是为了拆美洲各国和平努力的台，惟独美国国内对这个方案推崇备至。这实在让人大感惊诧。”这几本书中有很多分析美国媒体、揭穿美国宣传的内容。乔姆斯基研究媒体的著作还有《媒体控制》、《必要的幻觉》和《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00。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洗脑功能极其警觉，他自己仍不免受害。美国宣传的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例如他在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文章里警告，萨达姆掌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战后将被卖到非正规武器市场，而伊拉克的“核设施”会在战争中遭到抢劫。这些反战理由的前提无意中默认了美国的指控：伊拉克确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联合国有关规定的实质性违反。这样一来，美国政府为发动侵略而作出的无端指责反而得到认可。乔姆斯基心目中的萨达姆是美国媒体描绘的萨达姆。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性调查报告，伊
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该问的问题是：如果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为维护本国人民最大的利益履行承诺，切实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文件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官员一次次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交代了相关的各种细节，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伊拉克实施的旷日持久的制裁有何合法性可言？
近十几年来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演示了“窃钩窃国”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丛林法则如何不折不扣地贯彻，在这过程中，国际组织也常为强权提供方便。在《海盗与君主》的1986年初版序言里，乔姆斯基转述了一个故事，其主旨与这两条中国成语十分相似。亚历山大大帝曾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说：“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反驳道：“你凭什么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条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被尊为君主。”强权即公理，所以恶人、战犯都是被打败的。只有崇拜权力和胜利的人才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失道多助、得道寡助的事例绝非鲜见。
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是一个现实，在他所制定的整体秩序框架里不失尊严地生活还是可以容忍，当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非凡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征讨波斯人的军旗上点缀起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迷人符号，世人不免感到自己的智力受到侮辱，也会挺身而起，好意劝说：“这又何必？”上帝之友来到为战火所踩躏的别国领土，向当地那些无法正常生活的居民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终获“自由”。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当仁不让地纠正道：“没有机会的自由是魔鬼的礼物。”
i糖
（六）
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超级大国，乔姆斯基的这套书将大大加深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同时又提升我们与美国对话的能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以往我们经常凭一些简单概念、抽象名词来为一个国家定性。说到美国，我们想到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经济”之类空洞无用的套话。其实美国国家政府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乔姆斯基在六十年代末的科研项目大都是为国防部做的，实验室经费来自三个军工部门，而且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预算的90%来自五角大楼。后来，随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在预算中比例的扩大，名为私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成了政府（或公共）机构。国家主导了美国的研究开发系统，那些富有开创性、
风险高而且又不会带来直接商业回报的研究领域都在使用国家的资助。计算机、卫星、晶体管都先由公共部门开发，然后转交私人企业。
假如研究没有经济回报可言，那么它的成本和风险是社会化的，亦即由纳税人大家来承担。如果研究取得成功，国家机构就会把成果转让给私营公司开发，收益是私有化的。乔姆斯基因此称美国为“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阅读乔姆斯基，我们也得知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绝非始于中国纺织品冲击美国市场之时。里根经济学是所谓放任自由的经济学，然而乔姆斯基指出吊诡的真理：里根政府是最反对市场自主作用的政
府。为挽救本国工业，里根政府大大增高贸易壁垒，市场并未充分向外开放。正是这些措施防止价廉物美的日本产品一拥而入，冲垮美国工业基础。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社会上却流行“消费者选择”一说。也许是出于远见，里根政府一面限制进口，一面将公共资金注入工业和高科技，取得惊人成就，因特网开发的费用最初也由政府提供①。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商业活动的干预更无所顾忌，中海油和迪拜港口公司海外业务受控就是明显的例子。
乔姆斯基和他的挚友爱德华·萨义德一样，用战斗性的修辞和不屈不挠的博学对美国的权势中心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是作为教师、同事和朋友，他却是和蔼温良之人。罗素曾描写的理想的世界也是乔姆斯基追求的目标。那是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创造的精神生机勃勃，“生活是一次充满乐趣和希望的冒险，其基础不是占有欲和控制欲，而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冲动”。这位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也是孜孜不倦的知识和情感的养育者，不少中国学生曾受他亲灸。乔姆斯基相信人类文明的基石是同情、团结和互助，因此激烈反对学校和社会灌输并崇尚竞争意识。他认为争强好胜是社会刺激的结果，而非人的天性。他曾说教育体系不应建立在优良差的分级制度上，这是“极端反社会行为的训练方法”。如果连小学也要以公布考试分数的形式来激励学生，那更是一种野蛮的措施。他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教育制度暗中鼓励幸灾乐祸的心态，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欣赏别人的成就，只喜欢看到别人被比下去，他们相互之间也无法精诚合作。
1l：
这种教育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理想不正是他一切政论的出发点吗？
2006年3月15日写毕于东夷小舍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代序
①摘自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于1990年5月31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所作的演讲《啊，超人》。该文即将在《世界文学》2006年第3期发表，译者肖静。
②英文是“Rebel without a pause”，由詹姆斯·迪恩主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直译是没有原因或事业的叛逆者）演变而来。
③《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纽约万神殿书局，1971），第103页。正是这“东京湾事件”导致越战全面升级。乔姆斯基在后来的论著中一次次指出美国发动侵略或实施轰炸的借口都是编造的，即使谎言被截穿，当局还是若无其事。他引用塔西陀的名言：“罪行一旦
“被揭露就无所遁形，惟有厚颜无耻。”
④萨义德曾就此抨击美国那些所谓的“专家”。见《论知识分子》（三联，2002）中关于业余精神的部分。
⑤美国史学家芬克尔斯坦在《超越无耻》（2005）一书中暗示德肖维兹的著作涉嫌剩窃。
⑥这是由著名新闻工作者、作家李普曼首先提出来的，也可译成“制
：
造共识”。
⑦《恐怖主义文化》，第15页。此前（尼加拉瓜1984年选举后），美国媒体曾炒作米格战斗机进驻尼加拉瓜的虚假消息。美国对国际协议的态度让我想到拉·封丹寓言诗《裕链》（远方译）：
对人家，我们的眼睛像野猫，
对自己，我们的目光象鼹鼠。
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对别人却毫无宽怨。
看自己是一种眼光，对别人则是另一样。
最近的所谓“伊朗危机”反而提醒世人注意美国自己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条约》。
③英国18世纪作家哥尔德斯密斯诗作《漫游者》中用语。英国史学家基也南一部出版于1969年的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也以此为名。
④在伊拉克受制裁的时期，美国媒体上登载了大量虚构的有关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
①这本书系与爱德华·S·赫尔曼合著，1988年出版。书中的个案研究写得透彻精湛。赫尔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全美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教授，他还与乔姆斯基合写了《人权的政治经济学》（1979）。他在二十几年前就研究“恐怖主义问题”，著有《真正的恐怖网络：事实上的和宣传中的恐怖主义》（1982）。2005年9月他在《Z杂志》上发表文章《伊朗“危机”：侵略的前奏》，很值得一读。美国全方位的跨国宣传的效果也十分惊人，详见谢·卡拉-穆
尔扎著《论意识操纵》（2000年），中译本于2004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①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1969年建ARPA网，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类似的NSF网，采用了ARPA的一些关键技术，建立因特网，并负责维护网络主干网。
卷8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