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更深层的根源
也许因为停留在过于表面的层次上，而忽视了更深层的政策根源，所以以下关于政策设计档案记录的评论可能是错误的。这样说是很公平的。政策出自政府机构，反映了其内部的权力和特权需要，因此，只有在这些因素得到承认后，它们才能被正确理解，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案例研究也不例外。
人类历史的每一时代，亚当·斯密还是有点公正地论述说，都暴露出有“人类主人的无耻格言”在作祟：“一切为我们自己，一点也不为他人。”在半个世纪的欧洲征服史中的“人类主人”包括欧洲的“商人一武士”，紧随他们之后的工业家和金融家，正在创造商业新闻现在称之为“新帝国时代”的超国家的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已经被动员起来为它们牟利的各种形式的国家权力。今天随着种种新的管理形式联成一体，服务于“事实上的世界政府”里的主人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7集团、关贸总协定和其他行政协议——的需要，这个过程仍在继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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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无耻格言指导下的机构结构自然倾向于双重层次的社会：
主人及其代理人为一层，和或是为他们服务、或是多余的平民百姓为另一层。国家权力通常使这些区别永世存续下去—一个被亚当·
斯密再次强调的事实，他谴责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认为它们对于英格兰人民总体上是有害的，但对于作为政策“主设计师”的“商人和制造商”，却极其有利。国家政策常常带来重大的社会成本，但是，就如本案例一样，“主设计师”的利益总是得到最精心的照顾，罕有例外。当我们继续前进到现代，这个教训依然有效，在国际化的经济中，甚至在军事失败后也经常适用。例如，我们可以看一看，纳粹合作者们在企业和金融界的利益，在美国占领恢复他们的合适地位时，是如何得到“最精心的照顾”的。①
在“新帝国时代”，贸易正越来越成为特定的跨国公司内部的、在一只高度“有形的手”指导之下的、一种集中管理的交换的形式，这些现象本身就具有极太的重要性，同时对思想的外部标志也产生了影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和罗伯特·
戈德兰（Robert Goodland）指出，在流行的经济理论中，“在一个市场关系的大海中，公司是集中规划的岛屿”。“在岛屿越来越大时”，他们继续指出，“确实没有理由宣称就是市场原则的胜利”——特别在岛屿们接近这个大海的规模时，大海就急剧地离开自由市场原则，并历来就如此，因为强者不愿屈从于这些破坏性的规则。？
人们在描述当前阶段的全球征服时，用上了各种委婉的说法：世界被分成了“北方和南方”，“发达的和发展中的社会”，等等。但与此1
同时，世界的基本轮廓依旧，甚至反而随着主人和受害者之间的差距扩大——近年来速度极快——而更见明显。迄今为止，在富裕社会中间，效果最为明显的是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都与它们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的学说（有限地）调过情，并带来了可以预计的有害结果。在国际上，这个差距——更确切地说，鸿沟—一自1960年以来，在一次资本主义的重大灾难横扫大半个传统的殖民地领地的过程中，已经扩大了一倍，外围的日本除外，因为在那里标准的经济学说并未被认真看待，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权力不仅控制劳工而且控制资本。在很大的程度上，“南方”情况的恶化可归咎于当工业化世界在高唱完自由市场的高调之后，走上相反的道路，变得越来越保护主义（里根时代的美国明显如此）的时候，实际存在的世界政府却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强加于它。？
新自由主义的神学理论，肯定地说，在第三世界的新闻界很叫好。在准能从使他们发财而使普通老百姓则坠入了悲惨和绝望深渊的政策中得益的上流社会中，它颇得人心。但是，普通老百姓不会写文章诉说命运。因此，西方的理论家可以吹嘘，我们所维护的思想学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于其他思想，则任由我们随意拒绝排斥）。
这些过程有时也产生令人欢呼雀跃的宏观经济统计数字，在此情况下，其结果被欢呼为“经济奇迹”。在肯尼迪一约翰逊政府支持下上台取得政权的新纳粹将军统治下的巴西即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同时，随着第三世界模式向富裕的工业世界延伸，我们再次观察到，斯密的教训在发挥作用：财富向富有者聚积，而商业新闻界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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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谓的“92年的悖论”：虚弱的经济，强劲的利润，而百思不得其解。
斯密的教训直接适用于印度支那战争。通常，这些战争被描绘成是美国的一次失败，一个代价昂贵的好高骛远的经典例子。在企业界因为它的代价过于昂贵而提出要求对这一伟业做出清算以后很久，越南战争才最终在学术界和媒体评论界的持不同政见者中间被视作是一个“灾难”，“主要是由于正义和无私的仁慈过头”（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和“做好事鲁莽犯错”（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而引起的；鹰派则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他们谴责和平运动、媒体，以及将一项所有人视作为“崇高的事业”的努力变成一次代价昂贵的失败的其他罪人。
这些代价是真实的，其中包括了数万名美国士兵阵亡在内的无法计算的代价。但是，现实的评价需要有斯密认为理所当然的，也是今天的商业新闻界认为理所当然的、阶级分析的视角，假如没有他犀利的目光和直言不讳的坦率的话。1973年，《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把美国的这场战争说成是一次胜利，它“为东南亚赢得了时间，使得相邻的国家能够逐步建立它们的经济和身份感，达到一种稳定的程度，这就为它们准备好了对付颠覆的实力，并为农民提供了比在夜间从山上或丛林中溜出来的恐怖分子的承诺更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因此，这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上通过“美国商人”和他们的日本及欧洲同行而发财致富的最大的机会之一。
尤其令这样的更为现实的观察家欢欣鼓舞的是，用《时代》杂志的热情洋溢的话来说，印度尼西亚的“热血沸腾的血洗”，数十万人陈尸iii；
全国各地一—大部分都是无地的农民，消灭了惟一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党，将印度尼西亚的财富开放给西方掠夺。这一缕“亚洲光芒的闪现”（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纽约时报》）在西方唤起了无限的兴奋和对于美国在越南的坚定立场的大量欢呼喝彩，这为将军们带来了鼓励，并在他们执行即便必要也是可怕的任务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保护他们的“盾牌”。只有一丝还不够令人满意的是，在菲律宾建立了暴君和杀人凶手马科斯统治的军事政权和在泰国等地取得了类似的成就，对投资者，如果不是对农民，“提供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与他们在一个独立的越南所建立的令人畏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相比。？
美国在印度支那达到了它的基本目标，尽管没有达到复制出像印度尼西亚一样的胜利的最高目标。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成绩已经得到了巩固，以一种我们返回去的方式。让我们回到斯密的教训上来，虽然这一个特定的“欧洲人的野蛮不公正”插曲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可能是代价昂贵了点，但再一次，政策的“主设计师”的利益得到了“最精心的照顾”。
综观历史，平民百姓一直在寻找更多的自由和公正，并常常赢得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于这些发展，“品质最优秀的人”历来就一点都不高兴。在他们中间向来就存在着广泛一致的看法，不能允许平民百姓干预公共事务的管理：他们应该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就如现代民主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应该受“必要的幻想”和“情绪上十分有效的过分简单化”的约束（赖因霍德·尼波尔，Reinhold Niebuhr，表1i
述的标准观点）。在平民百姓获得了政治权和公民权后，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用武力控制了；因此，就有必要控制他们的思想，隔离孤立他们，破坏可能为资源有限的人以有意义的形式进人政治舞台提供途径的民众组织（工会等）。在美国，在这个或许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中，随着一个有高度阶级意识的公司阶层已经在力图“控制公众的思想”，这些措施已经被精炼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正在兴起之中的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则为达到他们的这种梦寐以求的理想一—剥夺民主结构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提供了新的途径。它的决策机构基本上都不受公众的干预，甚至是不为他们所知的。
国内“稳定”需要上流社会精英分子被灌输以正确的思想，同时要让平民百姓成为一盘散沙，使他们边缘化，用简化的形式喂养他们必要的幻想。过去30年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思想机构在达到这些目的方面的失败。可以预见，随着第三世界模式在国内的扩展，控制平民百姓将是一个越来越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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