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从肯尼迪总统过渡到约翰逊总统
在11月20日的檀香山会议上，与会者准备了一份日后成为NSAM273号文件的草稿（由麦克乔治·邦迪签字），虽然它是在肯尼迪被暗杀后才被采纳成为正式文件的，但当初却是为他而准备的，并脂：
期待他将批准其要点，就像通常的惯例一样。他的顶级的顾问们都已同意了这个草稿；希尔斯曼仅仅作了些“小小的修改”。根据国务院年鉴，草稿“几乎与最终的文件完全一致”，差别仅在第7段。
NSAM273号文件在1978年5月解密；那份11月20日的草稿在1991年1月31日解密。那份草稿并未在国务院年鉴中刊登，但它对这份草稿的评价却是相当精确的。这两份文件都重申了10月初的文件的基本措词，要求将军事和经济援助至少维持在以前的水平上。在撤军这个问题上，约翰逊所批准的NSAM文件与为肯尼迪准备的草稿完全一致。其文如下：“在撤退美国的军事人员问题上，美国的目的依然如1963年10月2日的白宫声明所述”，这指的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美国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后来未经本质修改，正式成文后成为NSAM263号文件。至于第7段，草稿和最后文本分别如下：
草稿：关于对北越的行动，应该制定一项详细的计划，开发额外的越南政府资源，特别是用于远洋活动的政府资源，并且，这样的计划还应该指明，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中达到一个全新的有效性水平必需的时间和投资。
NSAM273：计划应该囊括不同水平的可能增加的活动，并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应该有情况的估计，例如：
A.对北越造成的损害；
B.否定的理由；
量
C.北越可能的报复；
D.其他国际反响。
计划应该及时报送上级批准。
（行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
上述最后的一行是附在其他段落后面的。⑥
在这两份文件之间，并不存在具有相关性的差别，约翰逊的文本较弱，更加躲躲闪闪，丢弃了“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中达到一个全新的有效性水平”的要求；将进一步的行动降格为“可能的”除外。第7段为什么要提出了“额外的”或“可能增加的”活动这样的说法，它们的理由我们已经看到了：自从1962年的肯尼迪攻势以来，这样的行动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并明显有美国的人员和外国雇佣军直接参与其间。
如前评述的，在希尔斯曼以及据说还有总统的同意之下，军方在1963年1月就已经主张，作为鹰派胜利后撤军计划的一个对应计划，对北方的行动应该继续下去（或许是加强）。在NSAM237号文件中，并没有提出政府直接介入的建议，除了肯尼迪领导时就已在进行的行动。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随后制定的计划要求“强化越南人员在北越的破坏行动”，将美国的介入也仅仅限于情报收集（U-2飞机，电子手段）和“心理战”（撒传单、“鬼怪机掩护行动”、“黑白无线电广播”）。⑥
这两份NSAM文件（10月的NSAM263和带有11月20日为肯尼迪写的草稿在内的11月26日的NSAM273）是肯尼迪计划不胜利
！：
就撤军——一个立即被约翰逊撤销的决定（或许还是他被暗杀的起因）——的论点的核心论据。它们已经成为许多主张和指控的主题。
1992年肯尼迪复活的典型之举是奥力佛·斯通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他断言约翰·纽曼的研究“使得肯尼迪总统以各种方式发出了从越南撤军意图的信号，并在1963年10月将那个意图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263号上明白无误地记录在案，变得十分清楚”，而约翰逊以NSAM273“撤销了那个NSAM”。阿瑟·施莱辛格声称，在暗杀发生后，“约翰逊总统，由于听从了肯尼迪总统的鹰派色彩较浓的顾问的意见，并相信他自己正在做肯尼迪总统本来就会做的事，所以发布了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273号，要求将美国的军事计划维持在与以前‘同样高的水平上’——从而撤销了肯尼迪的撤军政策”。电影剧本《刺杀肯尼迪》（斯通的）合著人，扎卡里·斯克拉（Zachary Sklar），也援引纽曼的书，更进一步地声称，为肯尼迪准备的草稿“说，美国将训练南越人执行对北越的秘密军事行动”，而“在约翰逊签字的最后文件中却说，美军本身将执行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结果导致东京湾（即北部湾一—译者）事件的发生，这“恰恰是美军所承担的那种秘密军事行动的一个例子”（重点为他本人所加）。8
这样的断言，虽然屡见不鲜，却都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已为这些内部档案记录所驳斥。纽曼的书并未为已经可以公开的档案记录增添任何相关的信息，同时这些档案记录也没有给出丝毫的信息，证明肯尼迪有任何不胜利就撤军的打算一—倒是恰恰相反——反而是揭示了在NSAM273中并不存在任何“撤销”。维持援助的要求写进了排i
为肯尼迪准备的NSAM273的草稿中，它同样也是他的以胜利为条件和以“重大的援助”作为其保证的、试探性撤军计划的核心。此外，肯尼迪的鸽派色彩较浓的——而非鹰派色彩较浓的——顾问们也赞同并继续鼓动约翰逊遵循他们所理解的肯尼迪的政策，拒绝任何不胜利就撤军的想法。NSAM273的最后版本并未说，美军将以任何新的方式执行秘密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月份中，他们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做。就在北部湾事件前，发生了秘密进攻北越的设施的事，但是据内部档案记录，它们是南越军队干的。
这两个版本的NSAM273，除了在最后的版本中对第7段弱化了以外，并无任何相关的区别。此外，它们与NSAM263的相去也是很细微的，可以轻易地用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来解释。那些花在寻找它们的细微差别和隐匿含意上的努力事实上都是凭空而来，毫无依据的，如果硬要这么干的话，只能轻易地得出一个（毫无意义的）“证明”，约翰逊减弱了肯尼迪的侵略性。
第7段要求，考虑进一步用（南）越南共和国军队对北方展开军事行动，这很容易用政变后形势的两个基本特点来解释：在肯尼迪的战争设计者中间盛行的那种感觉，认为随着吴庭艳政权倒台，美国至少有了一个坚定不移地支持肯尼迪在南越的战争的政权，从而提供了新的“利用机会”；对南越军事形势的日益增长的担心，因此破坏了早先的乐观。前一个因素使得考虑扩大（南）越南共和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成为可能；而后一个因素则使得扩大它们变得更加重要。在接下去的月份中，肯尼迪的战争设计者们（现在则在指导约翰逊的战争）越来
越倾向于对北方展开军事行动，作为解决他们无法在南方赢得战争的一个出路，从而最终导致了1965年的战争升级。升级主要是为了“压迫越南民主共和国，使之不再承担增援的角色，并取得它的合作，结束越共叛乱”，利用“它的指挥权，使越共停止抵抗”（泰勒，1964年11月27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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